宋仁宗时，民间和官方都在流传一种谣言：甲午年，四川会发生动乱。而从五代到北宋，每逢甲午，必然有动荡发生，这种近似魔咒的规律，形成了从民间到朝廷的心理恐慌。在仁宗朝的甲午年（1054）到来之前，整个社会舆论不停地发酵，紧张和焦虑笼罩着北宋朝野。

那些参与到历史事件中的个人，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显然不可能有明确的预见。他们如同在迷雾中摸索，不知道局势将如何演变，更无法预测最终的结果。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性，使得他们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变故。相信谣言，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太笨，可能恰恰相反，越是聪明的人，对谣言营造出来的紧张气氛越是敏感。特别是那些读书人，在相信谣言的同时，也可以给自己的信谣行为找出一大堆理由。

甲午再乱谣言大流行的时候，苏洵正带着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居家读书。

苏洵听到谣言后，觉得事态非常严重，于是忧心忡忡地给益州的一位吴姓通判写了一封信，即收录在《成都文类》中的《上府倅吴职方书》，写作时间大约跟张俞给张方平写赠序的时间差不多，或者稍早一点。苏、张两人对于甲午再乱谣言的看法完全不同，几近针锋相对。

苏洵认为眼下的四川已经危机四伏，张俞眼中因为安居乐业而没有动机作乱的民众，以及在造反这件事情上既不能为又不敢为的士兵，恰是四川即将发生大动乱的两大内因。

首先，对于四川社会从仁宗初年开始近三十年繁荣局面，苏洵认为这是一种虚假繁荣，不但难以继续保持，还会使民众因为看到少数人的富贵生活而产生忌妒心理。常言道“穷则思变”，造反就是穷人改变穷苦生活最直接的办法之一。

他说，“人性骄侈，耀宝贿，盛纨锦”，喜欢炫富是人之常情，但四川人的问题是，家里不过存了点小钱，在外面显摆出来的却像是首富过的日子一样，即“赀蓄未能百金，而炫诸外已若古程、卓辈”。这让一帮穷人怎么想！这让坏人怎么甘心不去抢他们的钱！他认为，“李顺之乱，实根于此”。对李顺之乱原因的不同理解，也就导致了他与张俞在民众是否会造反的认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想到这一点，苏洵不禁发出了“今又何知草莽间无李顺”的警告。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张俞觉得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是朝廷无能，造成地方政府贪腐盛行，民众的不满情绪积聚，最后酿成一场大乱，问题的根源在官府。苏洵却觉得，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原因是一帮穷人见到别人富贵心理不平衡，所以要用暴力改变自己穷苦的命运。当然，在苏洵看来，穷人们羡慕的富贵其实不是真富贵，成都没有什么真正大富大贵的人家，大部分人只是在外面打肿脸充胖子而已。但正是因为连普通人都喜欢炫富，四川的贫富差距才比别的地方看起来更严重。在苏洵看来，四川社会就是一个随时可能被贫富矛盾点燃的火药桶。

其次，关于兵变的问题，苏洵也认为驻蜀部队素质低下，称之为“疲兵”，但是对四川过去经常发生兵变的原因，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苏洵认为，兵变频发乃是由于驻防四川的常规部队和调派入蜀的中央精锐禁军（客军）之间的冲突。他说，“疲兵怯弱，或有变故，常恃客军”，因此，客军在四川非常骄横霸道，动不动就惹是生非，而疲兵胆小怕事，碰到这种事情，只会躲在一边，任由客军胡闹，根本不敢出手制止，所谓“故客军常曰：‘有他盗能御我者？’少不若意，则瞠视大叫。疲兵畏避不暇，何敢议斗”。因此，“王均、刘旴之乱，实根于此”，为此，他又发出了“今又何知军伍中无王均、刘旴”的警告。

“今又何知草莽间无李顺”与“今又何知军伍中无王均、刘旴”，连续两句反问，问得人头皮发麻，不寒而栗。事实上，四川社会种种稳定和繁荣的表象，确实是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之下，通过严厉打压民间不满情绪和合理诉求换来的。这一点，张俞也完全认同。苏洵揭示出来的四川社会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他的分析可以说是振聋发聩。

值得注意的是，张俞和苏洵对于甲午年是凶年的说辞，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张俞责其为怪诞不经之说，苏洵则只论时事，不论怪事。他虽然认为现在这个甲午年很危险，但却不是因为甲午这个年份不好，而是现在的世道有问题。

对于岁凶之说，苏洵没有明确表态，但从他根本就不从这个角度阐述问题来看，苏洵应该也是持否定态度的。或者，就算不反对，至少也是不相信。所以，尽管苏洵认为应该在甲午年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有人趁机作乱，但他其实并不相信甲午再乱谣言本身的怪力乱神逻辑，他有一套自己的逻辑。岁凶之说这一甲午再乱谣言的核心机制，在读书人那里的迷惑性，要远远弱于普通民众。

可是，民众对甲午再乱谣言的热衷，恰恰是因为岁凶的观念作祟。老百姓并不知道，一个社会的治乱兴衰，是复杂系统协作运行的结果，一般民众也没有张俞、苏洵这样的思辨能力，可以一边收集如此多的时事新闻，一边对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事情加以清醒分析。事实上，岁凶之说恰是甲午再乱谣言最具感染力的地方，因为它简单明白，易于被大众接受和传播。

如果这时一个人同时接收到张俞和苏洵对甲午再乱谣言的分析，说不定大脑会马上“死机”！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张俞与苏洵关于四川形势的看法有天渊之别，还有什么情况比这个奇异的景象更让人觉得害怕的呢？这就像“当前的情形，我是真看不懂，但大受震撼”一样，这种不确定性，恰恰最有利于谣言的迅速扩散。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身临其境与置身事外是怎样地大不相同。虽然张、苏二人都具有过人的学识和眼界，尽管他们对于时局的判断不乏缜密的分析，但是如果把他们二人的见解放到今天来重新审视的话，则张俞无疑过分乐观，而苏洵又未免太过杞人忧天了。

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谣言四起的时候，仅具一般知识水平的人，比如广大民众或者普通官员为何会惊慌失措。他们对于现实事件所知不多或者根本就不明内情，这种信息极度缺失的情况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谣言的态度。不确定性被认为是谣言得以产生和传播的重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轻信和盲从。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甲午再乱谣言将会如何发展？四川社会究竟是处于平安无事的环境之中，还是身处危局？看来，仅仅通过审时度势的理性分析，不可能得到令人安心的结论。张俞、苏洵二人互异的回答，与本就神秘莫测的甲午再乱谣言一样，让人再次感受到真假莫辨的蛊惑力。

（本文选摘自《如临大敌：谣言恐慌与大宋王朝1054》，黄博著，中华书局2025年6月出版，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