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特茅斯拒绝加入常春藤抵抗引发争议

特朗普自2025年1月重返白宫，开始第二任期以来，就将美国高等教育界视作主要“战场”。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以“国土安全”，“反犹主义”等名义，向以哈佛大学为首的美国精英学府实施监管与干预。哈佛大学与特朗普政府的冲突迅速升级，一场围绕学术自由与国家权力的激烈冲突骤然爆发。同样在4月，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发布一份重磅声明，批评特朗普政府实施“危及美国高等教育的史无前例越权行为”，抵制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胁迫高等教育机构的做法。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在内的美国上百所高校及学术组织负责人联合签署了这项声明。

达特茅斯学院

然而，在一众抗议特朗普的常春藤大学中，有一所大学却因拒绝加入高等教育界的抵制行动而备受瞩目，它也因此避免了特朗普政府的直接制裁。达特茅斯学院拒绝与六百多所其他学术机构（包括所有常春藤盟校）共同在一封声援哈佛大学的联署信上签名。达特茅斯校长茜恩·贝洛克声称，自己不认为学校的立场是一种退却，她相信达特茅斯的做法是在“拯救大学的理念”。

“纽约客”作者罗布·沃尔夫在题为《达特茅斯如何成为常春藤的“瑞士”》的报道中写道，贝洛克最近在达特茅斯推行了一项名为“制度克制”（institutional restraint）的政策。该政策要求高层管理人员仅在“极少数情况下”代表学校发声，以保持观点的多元性。她的理念赢得了言论自由倡导者、保守派媒体以及特朗普政府成员的赞赏，同时也招致学术界领导者们的强烈谴责，他们深信大学必须团结一致对抗特朗普。耶鲁大学长期任教的管理学教授、最初组织联署声援哈佛的杰弗里·索嫩菲尔德（Jeffrey Sonnenfeld）指出：“（贝洛克的做法）是怯懦、虚伪和幼稚的。这正是特朗普的经典战术：分而治之。”

然而，在贝洛克上任初期，她曾鼓励创建“勇敢空间”（brave spaces），而非“安全空间”（safe spaces），让多元观点能够繁荣共存。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犹太研究系和中东研究系的教师联合举办了“达特茅斯对话”系列活动。数百名学生参加，在活动中倾诉痛苦与愤怒，研究冲突的深层原因。然而在2023年10月，以色列对加沙的入侵开始后，两名学生在贝洛克办公室外的草坪上扎营，要求学校满足他们的一系列书面诉求，包括撤资以抵制以色列的种族隔离体系，学生们在书面文件中写道：如果学校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升级并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身体行动”，校方将此解读为暴力威胁。最终，警方以非法侵入为由逮捕了这两名学生，并拆除了他们的帐篷。后来学生澄清称，所谓“身体行动”指的是更多的示威活动。尽管发生了逮捕事件，达特茅斯还是获得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Miguel Cardona）的认可，多方认为该校能围绕战争议题展开建设性对话。

然而，“勇敢空间”并非贝洛克原创，达特茅斯长期管理人员克里斯蒂·克莱门斯与教育者布莱恩·阿拉奥最初提出这一概念，并非为了批判“安全空间”，而是希望帮助学生就社会正义展开对话，但贝洛克对该概念的运用方向略有不同。也有批评声音认为，目前这些讨论并未触及到问题的实质，而是套用政策和流程的话术。例如主持讨论的校友杰拉尔德·休斯表示，达特茅斯正在恢复言论自由文化：“必须要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限制，而我认为完全可以在此框架下为适当的言论和抗议留出充分空间。” 

随着时间来到2024年，达特茅斯的情况逐渐变得紧张，贝洛克的办公楼内开始出现安保人员。据历史学教授安妮莉丝·奥莱克表示，当时有一种观点，将学生视作潜在的威胁，而这在达特茅斯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2024年5月的一场警方与抗议者的冲突事件标志着转变的开始。5月1日，工会和其他校园团体在学院草坪上举行了一场集会。几百名学生、教职员工聚集在一起，声援罢工的研究生工人和巴勒斯坦人，但有消息传出，一小部分人计划稍后搭建加沙营地。随后，地方警察和州警，包括身穿防暴装备的特勤人员，开始逮捕抗议者。共计89名学生、教授和社区成员被捕，其中也包括奥莱克教授。

第二天早晨，贝洛克在发给达特茅斯社区的电子邮件中解释说，警察曾向抗议者多次发出警告：若搭建营地将违反学校政策，之后才决定介入。她写道：“昨晚，有些人对自己的信念抱有如此强烈的执着，以至于愿意面对纪律处分和逮捕。这样的行为里确实有勇气，但选择以这种方式参与，就意味着不仅要认识到，而且要接受行为会带来后果。” 几天后，随着奥莱克被捕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贝洛克发表了一份道歉声明，称报警是防止暴力和分裂的必要措施，并重申了她此前关于避免校园内反犹主义的表态。几周后，达特茅斯历史上首次出现教职员投票谴责在任校长的情况。

今年4月，贝洛克拒绝签署声明后，真正的矛盾爆发了。她在发给全校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理解，有人认为在此刻任何形式的自省，任何不等同于全力开战的举动都等同于投降。但我不同意。” 一小部分精英学校（包括斯坦福、范德堡、莱斯和芝加哥大学）也拒绝签署，但媒体对达特茅斯立场的突出报道，使得越来越多人认为它正如一名校友所称，是一所“亲特朗普的学院”。

就在那段时间，贝洛克会见了她称之为“达特茅斯党团”的国会校友，以及特朗普政府官员。新任助理司法部长（负责民权事务）的哈米特·迪伦（Harmeet Dhillon）在会后在 X 上发帖称：“得知达特茅斯（我的母校）多年后终于做对了，我深受感动。向达特茅斯致敬！我听说犹太学生申请人数大幅增加！” 如今迪伦正在调查大多数常春藤盟校的反犹主义问题，但唯独没有调查达特茅斯。达特茅斯也避免了哈佛所面临的禁止招收国际学生和取消免税地位的威胁，成为常春藤里除耶鲁外唯一没有遭受针对性资金攻击的学校。

贝洛克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在校园内部引发分歧，已有超过2500名达特茅斯校友签署请愿书，呼吁她“加入越来越多抵制行动的高校行列”。1988届校友、校友联名信发起人罗伯塔·米尔斯坦表示，贝洛克的立场“对特朗普政府是暗示性的示意”。但另一位同届校友杰拉尔德·休斯则发起请愿，将贝洛克描述为采取“谨慎而审慎的方法”的“言论自由领袖”。这份请愿获得了500多名校友、教职工和学生的签名。

部分达特茅斯社区的成员对学校被视作代表中立的瑞士欣然接受，另一部分则对此表示怀疑。美国劳工部前部长、达特茅斯校友罗伯特·赖希发布了题为《本周的“内维尔·张伯伦奖”颁给茜恩·贝洛克。她是谁？》的文章，文中他断言达特茅斯不是瑞士，而是英国。贝洛克的“奖项”指的是张伯伦二战前的绥靖政策，该政策允许纳粹德国在未受制裁的情况下扩张领土。赖希写道：“就在战争爆发前，英国试图安抚暴君。世界痛苦地学到了一个教训：暴君无法被安抚。暴君将绥靖视为软弱，总想得到更多。”

但也有不同声音认为，达特茅斯的做法可能是当下的最优解：政府学教授威廉·沃尔福斯在给《达特茅斯》的声明中表示，他“强烈”赞同贝洛克的观点，即“对我们这样的机构来说，‘此刻的自省’并不等同于向特朗普政府最恶劣政策的‘投降’”。沃尔福斯写道：“《纽约客》的罗布·沃尔夫称我们为常春藤的瑞士。这不一定是批评。正如我战略研讨课的一名学生在今年春天出色的学期论文中展示的，考虑到瑞士的国情，它的大战略可能是当时最优选择。”

对此，历史教授贝莎尼·莫顿表示，学院社区成员若认为可以等到攻击过去再行动，就是在自欺欺人。她表示：对某些人来说，这像是在以保护性方式孤立自己。我邀请他们仔细看看威权政府对高等教育展开攻击的案例，没有任何一所学校能置身事外。

亚当·普沃斯基谈美国民主之秋

一阵秋雨一阵凉。由夏入秋，并非体现在日历上的某个瞬间，而是树叶一片一片地掉落。美国左翼杂志Dissent的联合编辑帕特里克·伊伯（Patrick Iber）认为，近年来民主的衰退也以类似的方式发生：不是一下子全部消失，而是缓慢地凋零。

Dissent 2025年秋季号上刊登了伊伯对纽约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比较政治学家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的专访，题为《民主国家是如何分崩离析的》（How Democracies Fall Apart）。访谈主要围绕政治科学如何能够以及不能帮助人们理解正在发生的历史转型，以及这个时代的危险与机遇。

亚当·普沃斯基

亚当·普沃斯基出生于波兰，现为纽约大学荣誉教授，是上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民主思想家之一。他著有许多书籍，包括《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纸石头：选举社会主义史》（与约翰·D·斯普拉格合著）、《民主与市场：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与经济改革》以及《民主的危机》。今年二月，他开始在Substack上发布公开日记，记录他对日常事件的思考。

民主倒退的新模式

这位亲历智利阿连德政府倒台和东欧剧变的政治学家指出，21世纪的民主不再通过突然的政变终结，而是呈现出一种“渐进式倒退”的新模式。政府保持民主外表，却逐步消除对行政权力的制度约束，确保继续执政。

对这些步骤的常见标签是倒退（backsliding），有时也称为去巩固（deconsolidation）、侵蚀（erosion）或退化（retrogression）。随着这一进程的推进，反对派无法赢得选举或在获胜后无法就职，既定机构失去约束行政权力的能力，民众抗议被武力镇压。

“这种现象让政治学家们措手不及。”普沃斯基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几个行政主官成功垄断权力并消除其使用的所有制度障碍的例子……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政府享有足够的民众支持，能够通过骚扰反对派、破坏公民社会组织和控制媒体来连续赢得选举，而无需公然舞弊……在任期内，这些政府控制立法机构，操纵或无视法院，为所欲为，其中一些回应了他们政治基本盘的利益和激情。”

当前美国的不确定性

普沃斯基说，美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境况，传统的政治科学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美国这样富裕且有长期和平权力交接传统的国家会发生特朗普2020年拒绝承认败选这种事。

面对当前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普沃斯基坦承“我们就是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举行可能失利的中期选举，不知道他是否会接受失败，也不知道民主党获胜后会有什么后果。他认为特朗普现在的行为要么表明他确信会赢，要么说明他根本不在乎选举后果。

对于未来，普沃斯基勾勒出四种可能：民主党2028年获胜并恢复“正常”；共和党连续获胜并建立“寡头压制性政权”；共和党拒绝接受失败或制造事件以宣布紧急状态；或者特朗普支持率崩盘引发大规模抗议迫使共和党妥协。

他强调，即使特朗普的政策造成严重经济后果，其选举影响仍可能微不足道，因为特朗普会将责任归咎于“外部敌人”。普沃斯基认为2026年中期选举将是关键节点——如果共和党保持对国会的控制，特朗普的独裁权力将不受限制。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他承认传统政治科学理论已经失效，正如历史上人们无法预测魏玛德国或智利的命运一样，“异常现象使既定信念陷入混乱，而混乱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内在张力

普沃斯基职业生涯的主线一直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他对民主与资本主义内在张力的回答深刻而悲观，他认为这种张力是结构性的。

他以智利阿连德政府为核心案例来阐述这一矛盾：阿连德按照民主规则当选并试图按规则执政，但当他推进威胁上层阶级特权的改革时，“上层阶级转向军队寻求救援”，最终导致了1973年血腥政变。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根本困境：民选政府即使获得合法性，也依赖资本家的投资决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但同时选民又期望政府推进再分配政策——这创造了一个结构性依赖的局面。

西方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曾通过“阶级妥协”暂时缓解了这种张力：工人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换取更好的工资、福利和参与权，这在战后几十年内实现了相对平等的增长。然而，这种安排在1970年代崩溃，此后再未恢复。社会民主党人从追求革命转向改良，再转向仅仅应对眼前问题，失去了任何超越下次选举的社会转型愿景。当政党失去长期愿景，只是被动应对眼前问题时，其社会基础就会变得流动不定。

如何处理这种张力？普沃斯基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左派没有产生新的愿景”，只是被动地对右派政策做出反应。他引用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布兰廷1886年的疑问——“即使民意要求废除上层阶级的特权，上层阶级是否会尊重民意”——来说明这个问题的持久性。

需要新的民主改革

回答未来怎么办这个问题时，普沃斯基说：“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一定程度的乐观主义，而我无法鼓起这种乐观。”他声称自己是葛兰西主义者，他相信一种意识形态要成为主流，必须提供一个未来的愿景，在这个愿景中，统治者的利益与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一致。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未能提供这样的愿景。除了缩小国家规模之外，很难确定特朗普革命的意识形态蓝图。然而，MAGA的反对派也未能提供替代方案。民主党建制派显然在打赌，共和党人会在他们参加亿万富翁的婚礼派对时为他们提供选举胜利。民主党唯一的愿景来自其左翼，而左翼受到主流的严厉批评。

普沃斯基说，民主党领导层认为最好的策略是什么都不做，等待MAGA失败，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就像MAGA一样，是一种“再次回归”的意识形态，只是“恢复”，而不是改变产生当前灾难的条件。

普沃斯基最后说道，“要恢复民主，就需要改革它。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工程（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