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叙事通常将中国降级为三等战场。它们会提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此后对中国几乎只字不提，偶有所及亦仅限于西方与印度部队的零星行动，以及美国驻华使团所经历的艰难困境。相反，它们主要关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认为这些战场对大战的结果至关重要。读者从这些作品中得到的印象是：国民党军队在1938年后就没有打仗，国民党政权坐等西方列强打败日本。美国驻华使团的各类日记、回忆录以及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的《中国惊雷》传播了战时中国的此类形象。后者出版于1946年，在西方广受欢迎。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于1971年出版的畅销书《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叙事。更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易劳逸（Lloyd E. Eastman）于1984年出版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也强调了混乱、破坏、国民政府的失误和国家的解体。严格说来，这些观点并非完全错误。蒋介石从未放弃消灭中共力量，他的政权并不民主，中国人民时常遭受来自本国政府的苦难，炸毁黄河堤坝、火烧长沙等都是明显的例证。

《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书封

尽管如此，21世纪以来的25年，西方学者对战时中国形象的研究，已大幅修正了将战时中国描绘为一个停滞不前、无所作为、对大战结果无足轻重的战区的刻板印象。此类修正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多种因素促成了对中国二战角色的重新评估。首先，对当下的关切深刻影响着历史学家对过去的理解，这是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原则。随着在全球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上升，中国已成为最具活力的世界大国，故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最重大危机事件中的经历进行更全面和细致的审视。其次，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全面研究战时经历——不仅包括中共领导的抗战，也包括国民党军队的角色——持开放态度。此外，西方新一代汉学家崛起，他们精通中文，较少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其作品显示中国军队（包括中共与国民党）进行了远比西方传统史学所描绘的更多、更有效的抗日战斗，能够挑战并修正传统叙事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最后，西方学者能够进入档案馆并采访中国的战争幸存者，使得对中国战时经历进行重新解释成为可能。

西方关于中国抗战的新观点

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德（Rana Mitter）是近年来重估中国二战经历和角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2013年出版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并非传统的军事史，而是从更广泛的视角探讨中国抗日战争。在他看来，中国绝非无所作为、微不足道的边缘地区，而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前线，400万中国士兵在此抵挡住了超过50万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国顽强抗战意味着日本陆军有一半以上无法开赴太平洋战场以攻击西方。他还强调了中国战场与欧洲战场之间的关联。

《被遗忘的盟友：中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国外和国内版书封

米德描述了上海的激烈战斗，中国投入50万兵力，付出18.7万人伤亡的代价；他讲述了中国军队奋力抗敌但注定失败的南京保卫战，以及在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中日双方在此展开残酷的肉搏战；米德突出了武汉的苦战，80万中国守军给日军造成战争中的最大损失；他还强调了1939年秋季长沙保卫战的成功，并指出“广东人薛岳将军巧妙地防守了这座城市，结合阵地战和游击战术，诱使日军进入伏击圈，防止他们获得补给”。日军为这次进攻失败付出了多达5万人伤亡的代价。米德还指出，中国乘胜发动了80个师的大规模反攻，给日军以痛击。

米德还探讨了中国战场的三个主要弱点。首先，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和军事工业，中国士兵总是面对训练更好、装备更为精良且机动性更强的日本军队。其次，国民党并没有诚心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导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未能发挥全部功效。最后，蒋介石始终未能有效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军队，许多将领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置于民族解放事业之上。

在米德看来，抗日战争是现代中国形成的重要经历。在此期间，许多中国人开始形成民族认同，现代大规模动员和宣传运动得以启动，国家在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指出：“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突然间，战争环境使得‘国家’这一概念以及个人对国家的认同变得更加迫切和富有意义。”战争还改变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提出：“重庆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新契约的象征。也就是说，在新兴的中国，国家在面临可能遭遇毁灭的考验时，应当对其人民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人民也应当对政府寄予更高期望。延安也形成了类似的共识，并上升到更高层次，革命而非改革是共产党纲领的核心。”

米德探讨了汉奸与日本占领军的合作。作为与抵抗相对立的反面，汉奸不断在抵抗与投降之间钻空子。他讨论了汪精卫及其同伙，他们错误地认为继续抗战将给中国带来灾难，试图与占领者达成某种妥协。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剥削性和寄生性本质使其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米德还探讨了普通中国人在沦陷区所面临的困境。像其他轴心国占领下的人民一样，他们被迫屈从于侵略者的意志，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进行抵抗。“合作”这一话题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卜正民（Timothy James Brook）于2005年出版的《合作：战时中国的日本特工与地方精英》一书中得到讨论。卜正民发现，日本试图在中国占领区建立可征税的地方“自治”政府，利用那些愿意与其“合作”的中国人实施统治，但这一尝试大多失败了。日军所犯下的极端暴行导致许多地方精英（明显的“合作”对象）逃往未被占领的地区，而留下来的那些人中，很少有人愿意在侵略者的领导下工作。那些为日本人工作的中国人大多不是精英，他们既缺乏行政素养，也得不到当地居民的尊重和认可。

长达14年的战争重创了国民政府，使许多中国人对其感到疏离，这被米德称为“1941年后国民党政权的瓦解”。与此同时，“抗日战争正孕育着人民的中国”。米德还认为，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苦难负有一定责任。他们不仅将中国置于获取关键武器和租借物资的最后优先级，还在日本发动“一号作战”的关键时刻，将中国军队调往缅甸作战，使中国无法应对本土更为严峻的敌军攻势。

剑桥大学方德万（Hans van de Ven）在《战时中国》一书中印证了米德的诸多判断。他同样叙述了中日两国间连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重点放在1937年淞沪会战、1939-1940年的日军冬季攻势，以及1944年的“一号作战”。尽管中国军队在大多数对日会战中失利，但方德万认为：“国民党军队分布在中国各地，迫使日军在全国范围内分散近百万兵力，这使日军无法一次性给予中国决定一击。”

方德万关于中国战时经历的叙事在两个重要方面不同于米德。他更关注战争对农村（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空间）在军事、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影响。此外，他认为，若不将战争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包括20世纪20年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及军阀混战、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甚至朝鲜战争——就无法全面理解中国的战时经历。在这一点上，美国学者莎拉·潘恩（Sarah C. M. Paine）走得更远。她在2012年出版的《亚洲战争（1911-1949）》一书中提出“嵌套战争”概念，即必须将中国内战、日本对华及对苏战争，以及更广义的二战联系起来研究。

与米德一样，方德万也剖析了国民党政权对日作战的弱点。地方军阀虽然名义上服从蒋介石，但经常无视他的命令。即使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与其说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完善并朝着单一目标努力的党的首脑，不如说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联盟的召集者”。方德万同样批评了中国的盟友们。斯大林在1937年至1941年间向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武器，但他无意在东亚作战。为了避免与德国和日本两线作战，苏联试图让日军深陷中国战场。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后，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基本停止。英国和美国将战争的首要任务放在欧洲战场，其次是太平洋战场，而中国则被置于最末，被严重低估。美国偶尔承诺的大规模援助屡遭缩减，而最终抵达中国的有限援助，大部分被用于供应人数日益增加的驻华美军。英国和美国都低估了中国的军事潜力，并将中国排除在最重要的盟国决策机构之外。美国派遣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将军担任驻华军事代表，并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这一任命可谓是灾难性的决定。在方德万看来，“史迪威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东方，轻视中国的绝大部分事务，这使他无法认真对待蒋介石”。正如方德万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被轻视的盟友，被要求付出很多，但得到的回报很少。”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抗战规模巨大、持续坚韧、代价高昂，并对二战的最终胜利具有重要影响。方德万总结道：“对中国而言，抗日战争关乎一切。中国要么熬过日本，要么亡国亡种。”

《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书封

在《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史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认为，武汉防守战促成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方力量结成真正的联盟。这一联盟抗住了日军的猛烈进攻，为中国赢得了生存时间，使国民政府得以在重庆重新集结、稳住阵脚。日军闪电战受挫，中国爱国者们相信取得保卫家园的胜利不再遥不可及，因而备受鼓舞。麦金农还认为，大量难民，尤其是青年学生涌入武汉，促成了党派之间的短暂合作，所有各方参与进来，合作应对难民危机。麦金农对武汉会战意义的分析带有一些浪漫化色彩。他声称，武汉这座城市的经历“永远改变了中国文化”，并且“武汉抗战改变了中国的集体意识——重塑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然而，麦金农早期参与编辑的《战时中国：1937-1945年中国各地》一书展示了中国各地战时经历的巨大多样性。武汉的经历是独特的，但它代表不了全中国。

《为中国而战：1937-1945年中日战争军事历史论文集》由已故的马克·皮蒂（Mark Peattie）（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爱德华·J.德里亚（Edward J. Drea）（曾任职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和方德万共同编辑，既是来自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日本和西方学者合作研究的优秀例证，也是对抗日战争军事史的概述。德里亚和方德万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日本“缺乏总体性的军事战略，其侵华军事行动多以应急方式展开，战役之间缺乏有效衔接，没有明确的军事战略目标”。

对日军侵略暴行的批判

米德和方德万强调中国战时军事、外交和政治方面，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则将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战争经历。她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人类苦难与社会变迁（1937-1945）》中深刻反思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害。她充满同情地描述了一系列惨状：拥挤且几乎毫无防御能力的城市遭到轰炸；日军对战俘和平民犯下无数暴行；“慰安所”中的性奴役；上亿难民的苦难，许多地区普遍的饥荒，以及2000万至3000万中国人的死亡。

拉里认为，1937年，除通商口岸和大城市外，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传统的、本土的和乡村的。而这场战争摧毁了这样的中国。日军迅速攻占沿海城市和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较为“现代化”的区域。工业遭到破坏，贸易网络被切断，饥荒蔓延全国。恶性通货膨胀一夜之间摧毁了既有财富。入侵引发了难民西迁潮，最终瓦解了中国最强大的传统制度——宗族制，这是这场战争带来的更具颠覆性的结果。拉里将这一系列结果称为“社会解体”（Social Deformation）。旧精英失去了他们的经济权力基础，同时也因无力保卫国家而丧失了社会正当性（Social Legitimacy）。社会平等化运动摧毁了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实为“苦难带来的残酷平等”（the Grim Equality of Suffering）。拉里认为，在全面抗战爆发的最初一年半，革命的种子开始萌发，尽管最初它“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没有纲领、没有蓝图”。

拉里提出，这段恐怖的战争经历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中培养了民族认同感。许多原本只认同家族、地方或区域身份的人，被卷入了民族解放战争中。他们意识到，日本发动的是一场旨在灭绝和征服的战争，不只是针对国民党或共产党，而是针对整个中华民族。“这场战争被视为一场种族战争，侵略者认为中国人低人一等，将他们当作一个整体加以攻击”。拉里从流行歌曲、海报艺术以及诗歌作品中，找到了中国人身份认同转变的证据。

《苦海浮沉：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难民》书封

已故的基思·肖帕（Robert Keith Schoppa）曾任教于美国马里兰州洛约拉大学。他在2011年出版的《苦海浮沉：日本侵华战争中的难民》一书中，延续了拉里的社会史研究视角。他引用德里克·萨默菲尔德（Derek Summerfield）的话指出：“针对普通民众的攻击，无论是否政治化，都不是偶然的，是现代化全面战争的核心内容。”肖帕认为，战争不仅仅是屠戮生命，更是“对生活方式的摧毁——那些连接特定民族与其历史、身份和价值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及活动的毁灭”。肖帕指出，日本的核心军事战略是制造极端恐怖，以迫使中国民众认为投降比继续抵抗更为可取。

以浙江省民众为中心，肖帕探讨了因日本恐怖统治而导致的大规模迁徙现象。他开篇便讲述了日军的一场暴行：1938年2月18日夜间，日军突袭位于其占领区内的乔司镇，肆意屠杀老弱妇孺，到处焚烧房屋居所，史称“乔司大屠杀”。这个真实的故事，连同南京大屠杀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暴行迫使浙江数百万民众逃离家园，前往未被残暴敌人占领的地区寻求庇护。富裕的人准备充分，能够更好地应对漫长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逃亡之旅。但大多数难民逃离时只能随身携带少量物品。许多人最终未能熬过这场浩劫，在战乱中葬送了性命。他们经历饥荒、疫病、腐败官员的剥削、土匪强盗的袭击，甚至在逃亡途中遭到绑架或被卖作奴隶。有些家庭在绝望中不得不遗弃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亲人，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肖帕特别强调，在一个群体认同远重于个人认同的社会中，社会联系的断裂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浙江难民大迁徙的故事在全国各省不断上演。最终，约8000万至1亿中国人踏上了这条苦难之路。肖帕通过幸存者的回忆与证词、新闻报道、统计研究和档案资料，还原了这段悲惨的历史。肖帕对浙江难民生活的研究与米德、方德万等学者的研究有所不同。这些学者通常更积极地评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战时表现，不仅是战场作战，也包括对战乱中平民的救助。而肖帕发现，在浙江，国民政府应对难民危机的效果甚微。

在《中国的战争生态学: 河南、黄河及其他（1938-1950）》一书中，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穆盛博（Micah S. Muscolino）为二战的生态影响这一新兴领域的开辟作出重要贡献。1938年，尽管国民党当局明知黄河花园口决堤将带来巨大破坏，但随之而来的灾难仍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穆盛博利用地方档案，展示了这场灾难对人与动物、农业、社会经济网络以及土地本身造成的巨大破坏。中日两军对该地区人力、农业和燃料资源的大规模争夺，“破坏了脆弱的生态环境，打破了本已岌岌可危的生态平衡，引发了灾难性冲击”。穆盛博将交战双方对当地民众的系统性掠夺称为“巨寄生现象”（Macro Parasitism）。

《南京大屠杀》书封

作为中国战时经历的一部分，南京大屠杀在西方已广为人知。已故的张纯如（Iris Shun-Ru Chang）于2012年出版畅销书《南京大屠杀》，日军在中国首都实施的大规模屠杀、强奸、纵火和肆意破坏的恐怖场景，震惊了西方读者。由李菲菲（Fei Fei Li）等人合编的《南京1937》收录了中国、日本和西方学者对日军暴行的性质、原因和影响的深入分析。许多历史学家将暴行归因于精神受到创伤、行为失控的士兵。然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萨宾·弗吕斯特克（Sabine Frühstück）指出，在南京及中国各地发生的强奸和系统性的暴力袭击表明，“大多数案例并非少数人失控的犯罪行为，他们的行为并没有摆脱日本军政当局的掌控”。同时，日军实施的“慰安所”性奴隶制度以及对中国军民使用生物武器的行为，在西方也逐渐广为人知。

对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研究

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时间和程度，虽然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在抗日战争期间，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团结一致，奋起保卫家园，对抗日本侵略所带来的生存威胁。日军针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在激发中国民族意识觉醒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人民在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中承受了巨大的苦难。2000万到3000万中国人死难，8000万到1亿人沦为难民，中国的新兴工业毁损殆尽，国家经济网络崩溃，社会出现严重动荡。1945年战争结束时的中国社会与1931年截然不同。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声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恢复，他动员了中国有限的资源，争取到极为有限的盟国援助。然而，一系列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错误政策和战略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根基。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书封

已故的陶涵（Jay Taylor）曾是美国外交官、哈佛大学研究员。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部颇具争议的传记《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利用蒋介石日记中的记录，陶涵赞扬了蒋介石为抵抗日本侵略、结束不平等条约体系所做的努力。与早期西方将蒋介石描绘为独裁、冷酷、无能和腐败的形象不同，陶涵将蒋介石描绘成一位英雄领袖，他领导人民在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中抵御日本的侵略，派遣精锐部队赴上海与敌人作战。陶涵认为，新儒家思想、基督教和民族主义塑造了蒋介石的思想。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米德和方德万等人重新评估中国抗战所带来的影响。然而，陶涵在将蒋介石塑造成英雄方面走得太远，忽视了他的一些更为冷酷的行为和重大失误。陶涵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蒋介石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可能知道他的日记有朝一日会成为公共记录的一部分，因此他在写作时便着眼于提升自己未来的声誉。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约瑟夫·埃谢里克（Joseph W. Esherick）和马修·科姆斯（Matthew T. Combs）在2015年编辑出版了《1943：中国的十字路口》一书，学者们揭示了中国领导人在1943年作出的正确决策与取得的胜利，也指出了他们犯下的严重失误和遭遇的挫败：蒋介石成功说服西方盟国废除不平等条约体系，恢复中国对新疆的完全主权；毛泽东在共产党内获得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国民党军队过于激进的征粮运动严重加剧了河南的饥荒，进一步削弱了国民政府的合法性；恶性通货膨胀在1943年开始爆发；西方和国民党政权的错误决策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结语

上述关于20世纪中国抗战的研究成果，如今已被许多西方历史学家所熟知，他们对战时中国形象的认知因此而改变。笔者的新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全球史》便是新叙事对战时中国形象认知产生影响的一个最新例证。显然，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他们牵制了50万日军，否则这些兵力可能被部署到太平洋战场，对抗西方盟国。中国的大规模持久抵抗也严重削弱了日本经济，在某些时期，日本将其一半的财政收入都用于对华作战。因此，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轴心国大联盟的重要成员。如今，关于中国抗战的英文出版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场的研究正在出现类似的趋势。也就是说，许多研究更加聚焦且详细，涉及较短的时间段和更集中的主题，并且以中国的学术成果、文献和档案为基础。

过去，西方常将中国视为二战中无关紧要的战场，但这一观念正在消逝，仅在一些老旧的书籍与视频中还能看到。近来的西方研究更关注中国自1931年以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力量奋起抗日，但内部斗争、经济和工业落后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英语史学界如今强调，中国人民在抵御日本侵略的生死搏斗中遭受了极大的苦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全球性战争，一个战场的局势往往深刻影响到其他战场。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和反军国主义战争中的作用，比西方过去认为的更为重要。

（本文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泰迪·J.乌尔德里克斯为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历史系教授，译者张士伟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