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七七事变八十八周年纪念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七七事变就像一座铁血的丰碑，矗立在1937年的中华大地上。它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一次伟大觉醒。

《七七事变前夜的中国（1931—1937）》，王旸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6月

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七七事变前夜的中国（1931—1937）》一书，便聚焦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这段历史：这六年间，中国国内由动荡纷争到团结御侮，日本由侵占中国东三省走向全面侵华，美、英、苏等西方大国的对华对日政策不断调整。通过对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线索、历史事件与人物作分镜式描述，从一个更加全面、更为系统的视角，展现了那场恢弘壮阔的全民族抗战到底是如何打响的。而这对廓清整个抗战史全貌——从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长城抗战等局部抗战，以及1937年七七事变后开启的又历八载全面抗战——进而深入理解、正确树立“十四年抗战”的历史观大有裨益。

1937年7月8日，第29军增援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图 

该书作者王旸，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她在序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在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这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日本是如何由东北而深入到对华北的侵略，继而挑起全面侵华的战火？七七事变的爆发是偶然事件还是日本实施全面侵华方针的必然？中国不同政党、阶级、阶层是如何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捐弃前嫌、携手同存的？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这一事件是怎样的态度？

“一句话，那场中华民族前赴后继、悲壮慷慨、英勇无畏的抗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这是本书要写的。这是中国历史要记录的。这也是你、我与所有中国人要铭记的。”

平山青年踊跃参军。 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一个“偶然事件”却又是那么必然地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这个刻在中华民族心上的伤疤，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贪婪与残暴。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蓄意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十四年抗战，始于九一八事变。这一事件标志着日本开始对中国进行武装侵略，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抵抗。而关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可谓谋划久远、胃口如狼。“早在明治中期，日本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和参加了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

书中写道，“日本在1927年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待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即按其‘新大陆政策’预定的侵略步骤向中国内地扩张。日本首先选准了与东北毗邻的华北。”

由此可见，若占有华北，日本灭亡全中国的企图便等于推进了一大步。而早先，日本的算盘是妄图以“政治谋略”侵占华北。“他们试图通过‘华北自治’（即将国民党政权和中央系势力排除出华北，建立受日本指使的亲日的地方政权）的方法达到对中国华北的控制，实现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

为了夺取华北，日本采用了除武力之外的各种阴谋手段：“广田外交”开展中央谈判，诱使国民政府实行“亲日外交”，陆军悍然逼签现地协定，压迫地方当局屈服，二者同时并举，默契配合，交替推进对华北的侵略；以“分离华北”为重点，企图朝着“分治”和全面控制中国的方向推进；从反对“以夷制夷”，阻止国民政府靠近英美，转为以“共同防共”为口号，拉拢国民政府“反对苏联，依附日本”等等不一而足。

而日本制造的“华北自治运动”，遭到了国民政府明的反对和以宋哲元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暗的抵制：当国民政府以“拖”的方式同日本进行调整邦交的谈判，而又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的影响下中断了与日方的谈判；当中国国内由内战而和平，由分裂而团结的局面出现时，日本欲用“政治谋略”夺取华北不成，便终于又走到了武力征服的老路——日本陆军“对华一击论”逐渐抬头，并最终在近卫内阁中确定为侵略华北的最后方针。

守卫卢沟桥的官兵抵抗日军进犯。《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正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作者由此给出结论：“七七事变作为一个‘偶然事件’，却又是那么必然地发生了。”

侵占华北的企图，也对主要大国的利益构成直接挑战

日本侵占华北的企图，又岂是单单中日之间的冲突？其影响必然远远超出了地区范畴，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日本的这一行动不仅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对英美苏等主要大国的利益构成了直接挑战。

九一八事变后至七七事变爆发前，美国主要采取了“不承认主义”，坚持门户开放，更多地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来维护其在华利益。比如，1933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去到华盛顿访问，同美国方面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贷款。虽然美方此举主要是为了带动本国农产品的出口，“但客观上也可以当作美国在极力避免介入中日冲突的情况下，对国民政府表示有限支持的一种姿态。”

在东北问题上，英国则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出于帝国主义的共同利害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表现出妥协乃至宽容的态度。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就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1912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并不存在”。但是，当日本侵略华北，在此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不可能再无动于衷。它对中国最大的支持是协助国民政府完成了币制改革。

随着日本侵略的深入，触犯了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对华政策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但这种调整是很有限度的，就是不与日本发生大规模冲突。历史证明了：“那些为了自身利益而置他方利益于不顾、苟安于一时的人，最终为他们的行为付出重大代价。”日本继七七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后，侵略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1941年偷袭珍珠港，挑起了与英美决战的太平洋战争，屠刀终于砍到了英美的头上。

作者在书中写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中，苏联是个特例。“中苏关系既重要又特殊：重要性在于中、苏是大国又是邻国，特殊性体现在中苏除了一般的国家关系，还存在着党际关系（苏共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同时，日苏关系既是苏联不容忽视，必须重视的，也是影响中苏关系的重要因素。日本是苏联在远东地区最危险的敌人。苏、日利益冲突集中体现在中国的东北。”

在九一八事变前，中苏两国政府处于绝交状态。但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改变了这种状况。1932年6月，中苏两国开始秘密复交谈判，并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复交。

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和中国飞行员的合影。

出于对自身利益和这种既重要又特殊、复杂的关系的考量，苏联对九一八事变作出的反应表现为两种趋向：道义上对中国的同情，具体政策上对这场冲突则表现为不干涉、不介入。而在七七事变前，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苏联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以间接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迅速给予中国军事援助。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当日本密谋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贫弱积存、四分五裂、内争不息的国家，而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对中国步步深入的侵略，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诉求。作者提出，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有三支重要力量：一为中国共产党，一为中国国民党，一为地方实力派。“这三者的政治主张与行为或多或少地影响和左右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并在书中加以详述。

面对日本的入侵，中国共产党尽管还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尽管受到“左”的错误干扰，尽管受共产国际的指示坚决继续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斗争，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对日妥协，主张武装抗日方面向来是坚定不移的。其在“十四年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既有战略引领，又有实践担当，既是抗战胜利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财富。

马本斋组建的回民支队。 河北省献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最前沿，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华北事变时，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

新加坡各界人士在码头欢送南侨机工回国。 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供图 

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开展了全国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尤其是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引导他们走上抗日御侮的道路，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而努力。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努力。党的方针由“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并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力主事变的和平解决，实行“联蒋抗日”，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从此，中国结束了内战，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合作、共同抗日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中国国民党在对日态度上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事变前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基本上是妥协退让的。书中分析一针见血：国民政府的步步退让妥协，根源于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认为，在国内四分五裂、内争不已的情况下，对日抵抗没有丝毫胜算。在未完成“剿共”“统一中国”的情形下，对日本的侵略只能妥协与退让。

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危机日渐深重，随着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呼声的高涨，国民政府不得不逐步修改自己的对日政策，“如若不这样，其统治地位必遭倾覆。”所以从抵制日方制造的“华北自治运动”开始，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由妥协转向抗争，直至在西安事变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中国国内走向团结统一的道路。

在日本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深的情况下，地方实力派还是表现了中国人的立场，保持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与传统。在一·二八事变中，19路军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在1933年的长城抗战中，西北军宋哲元部、晋军傅作义部、东北军于学忠部都与日军浴血战斗，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中国的主权，并与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做了不同程度的抗争。

1933年初，头戴英式钢盔的第29军官兵在罗文峪长城集结，准备构筑防线

处在华北最前沿，主持冀察、平津政局的宋哲元集团，对华北政局的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主政华北的两年中，他对日本有妥协也有抗争，对国民党中央有矛盾也有服从，对中国共产党有隔阂也有通融。最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华北的进侵，逐步由地方化而中央化，由拒共而联共，由妥协而抵抗，并在七七事变中打响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华北的第一枪。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也讲了一段十分有名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在《七七事变前夜的中国》的结语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这些话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它表明，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来自日本的一系列侮辱和欺凌后，再也不能继续妥协下去了，奋起抗争、拯救民族，才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愿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