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1日，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办的“世界历史中的英帝国”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永芳堂举行。本次研讨会邀请到来自中山大学、柏林洪堡大学、北京大学、岭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学术机构研究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英帝国相关活动的学者。

本次活动海报

会议伊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费晟致开幕词，简要介绍了本次研讨会的主旨。费晟教授认为，英帝国确立的语言、文化与各类制度体系仍在今日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它既是不平等世界秩序的缔造者之一，又激发了后殖民主义的批判。要理解现代世界的形塑，必须直面英帝国的复杂遗产——霸权与反抗、整合与分裂、记忆与遗忘。费晟教授希望此次“世界历史中的英帝国”学术研讨会，从政治、经济、生态与文化的多重维度，重新审视英帝国以及它对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影响。

研讨会一共有十四位学者围绕不同的主题进行了学术报告。

柏林洪堡大学英国研究中心的Miles Taylor发表了《新外交史视域下欧洲列强在非洲的争夺（1878—1884年）》（The Scramble for Africa an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of Diplomacy）。他运用“新外交史”研究方法，勾勒出1878年柏林会议（柏林大会[the Congress of Berlin]）与1884年柏林会议（非洲或刚果会议[the Africa or Congo conference]）的历史关联。这两场会议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分别对东欧、中东以及非洲大陆进行了根本性重构，然而历史学者始终将其割裂研究。Taylor提出，若我们将视线从外交参与者身上移开，转而关注会议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便能更清晰地看到十九世纪晚期欧洲如何形成一套关于领土支配的共享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由经济、法律、地理与制图学共同支撑，并通过条约体系、准司法委员会以及新一波公司资本主义浪潮得以制度化。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义雄的报告题目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特选委员会的政治化及其影响》（The Politicalisation of the Select Committee of Supercargoes in Canton under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Its Consequences），分析这一商业机构走向政治化的历史背景，并通过1802和1808年英国觊觎和侵占澳门事件，1814年该委员会与广东当局对抗事件，和1816年该委员会及广州商馆成员与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期间的礼仪问题，分析该委员会走向政治化的路径，及其对中英关系不可忽视的影响，指出其所言、所行实际上塑造了鸦片战争前英人对华战略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框架。

岭南大学历史学系Mark Hampton的论题为《去殖民化时代的全球种族斗争与英国极右翼媒体：〈战斗报〉（1958—1967年）》（Global Racial Struggle and the British Far Right Press in the Age of Decolonisation: The Case of Combat, 1958-1967），考察了极右翼刊物《战斗报》的兴衰历程。该杂志自1958年诺丁山骚乱事件（此次事件使非白人帝国移民在英国政治视野中凸显）开始发行，至1967年国民阵线成立吸纳其核心成员而导致杂志停刊为止。Hampton提出，这本制作粗劣、存续短暂的刊物构建了这样一种世界观：英国的“移民问题”被置于全球种族斗争的框架之中，这种斗争同时体现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加速丧失，以及英国政客对南罗德西亚白人同胞的“背叛”。在杂志撰稿人看来，白人英国本土遭遇的“人口淹没”与帝国的撤退，都是犹太阴谋家操纵的结果。Hampton重点分析《战斗报》在阐释其世界观（尤其是面对所谓种族斗争时）时所采用的新闻手法。这些手法鲜少涉及原创新闻报道（因经费所限），而更多依赖于杂糅拼贴——包括填字游戏、诗歌和漫画。该刊的核心目标在于让读者为即将爆发的种族战争做好准备。不出所料，《战斗报》吸引的追随者寥寥，其文风显然旨在强化固有信徒的信念，而非争取外部皈依者。它的悲剧性意义在于：既保存并重新包装了那些已被唾弃的种族主义思想，又通过1967年国民阵线的建立，推动英国新法西斯主义在策略上转向右翼民粹主义。尽管该刊物鼓吹的政治纲领与美学风格在英国政坛影响极为有限，但其关于全球种族斗争的核心主张经过软化处理、弱化阴谋论色彩后，在许多英国选民中获得了认可。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屈文生的讲题是《鸦片战争前大英帝国是如何攫取在华治外法权的》（British De Facto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Prior to the Opium War）。屈文生在报告中提出，鸦片战争前，华官与在粤英官就中英命案法权问题发生百余年持续斗争。1689年中英第一起命案发生。18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萌生夺取中国对华英命案的法权之恶念。1784年“休斯夫人号案”明确抵抗中国法权，1800年“朴维顿号案”强行参与中国法权，1807年“海王星号案”分解中国法权，1810年“黄亚胜案”逃脱中国法权，及至1839年“林维喜案”彻底侵夺中国法权。在此历史过程中，英国先是将原本仅适用于澳门的“乾隆九年定例”，挪用于广州，显著破坏中国在广州完整的法权，为进一步在内地攫取华英命案法权奠定基础。在上述不同性质的华英命案交涉中，广州夷馆英官、英国海军官员共同谋夺华官对港脚商船、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英国兵船所涉命案之法权，最终攫取到“事实上的治外法权”。这表明在鸦片战争前或“条约上的治外法权”确立前，广州已沦为英国“有域外管辖权之地”，中国独立的主权已遭到严重侵蚀。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万立以《英国对华域外管辖体系的形成》（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British 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System in China）为题进行报告。他聚焦英国在晚清时期如何通过国内法令和枢密令逐步创设和调整其对华域外管辖体系，并阐明中国如何在英帝国法律体系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基于这一研究思路，万立深入分析英国驻华领事法庭、香港最高法院和上海最高法院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冲突，探讨驻华领事、法官及相关人员在重要制度和重大案件中的作用。万立的报告揭示英国在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实施不同域外管辖机制，进一步阐述半殖民地属性的复杂性，并明确指出，英国在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管辖帝国”。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诚发表了题为《流放刑的缘起与1775年英跨大西洋帝国》（The Origin of Penal Transportation and the British Transatlantic Empire before 1775）的报告。英国历史上的 “刑罚流放”（Penal Transportation）是在16世纪末英格兰面临以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势力围困的不利国际环境下，试图通过向美洲的航海殖民活动，转移国内失业和治安压力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新法律思想，其中一些被此后的英国统治精英反复强调的关键性认识特别体现在新教牧师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于1584年发表的向君王献策的小册子《向西拓殖论》。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是英格兰本土监狱总是人满为患且是传染性疾病滋生的源头；二是简单处决罪犯过于残酷，有悖于道德；三是劳役在开发殖民地经济的同时有助于增加新教英格兰国家的利益防御有敌意的邻国。1775年前，英国的流放刑法律表达出英国中央政府对殖民地和流放劳工的看法，认为殖民地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母国服务，不论是经济开发、贸易利益还是作为惩罚场所；流放劳工是“帝国资源”，应被输出到殖民地劳动。与法国做比较的话，英国更早制度化地把流放犯当作经济开发工具，法国则更传统地使用雇佣、征募和奴隶体系，而非输送流放犯。也体现了英法两国对待殖民地的不同态度，英国把殖民地视为可输入本土“社会多余人口”和经济开发试验地，注重帝国网络内的经济与社会安全联系，而法国则把殖民地更多视为荣耀的象征和传播法国文明的基地。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曹寅的报告《征服佐米亚：英帝国与潘泰马帮在缅北的相遇》（Conquest Zomia: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he Panthay Caravans in the Chin-Lushai Hills）探索了19世纪下半叶英属印度政府尝试征服与统治印度东北部和缅甸北部山区的进程。曹寅认为英印政府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是建立在缅北潘泰人的空间知识和基础设施之上的。进一步而言，潘泰人的这一空间知识并非在地自发地形成，而是其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中跨区域流动的产物。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李子归的报告题为《川江航运公司与重庆开埠》（The Upper Yangtze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and the Opening of Chungking）的报告。她关注1887—1890年英资川江航运有限公司利用《烟台条约》条款，动员政治和舆论资源扩张航运业务的过程。商人在筹划期间不惜采用欺诈手段获取私利。英国官商之间的公函则揭示了英国外交部对商人在华运营既忌惮又利用的心态。李子归的报告也展现了清政府在重庆开放的谈判过程中并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权衡利弊，推动重庆开埠的历史过程。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费晟发表了题为《华人农矿生产技艺在澳大拉西亚的传播》（The Chinese experiences in agriculture and mining in Australasia during late 19th century）的报告。他提出，帝国殖民网络的发展与殖民地开发为近代中国海外移民传播农业技术与文化的传播创造了便利条件。广东移民表现出来的能动性充分表现在对帝国不同自然环境的殖民地的适应以及景观改造上。因此研究帝国之网时，不可忽视的史实是多元文化社会的发育其实从一开始就奠定了，在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叙事下，看似弱势力量的自主性不可小觑。

上海大学历史系郑彬彬发表了题为《专业分权制：近代英外交部驻华体制的构建与改革》（Professionalization and Power Decentra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tish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Service in China, 1843-1911）的报告。郑彬彬的研究关注英外交部驻华体制的制度史。以商务监督为代表的英外交部驻华体制，是英国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延伸，条约体制是其进入中国的语境。自1834年英外交部开启驻华体制构建以来，经中英《南京条约》与中英《天津条约》的条约语境发展，该体制构建经历了“驻港商务总监暨对华特使兼任港督并统辖领事”“驻京公使兼任商务总监并统辖领事”和“驻京公使统辖领事”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次第演进，是英方在不同条约体制下，对以商务总监为主导的集权性体制进行专业化分权制改革的结果。这一专业化分权改革，既有英外交部内部改革的要求，也有中英不同阶段条约体制下的现实需求，但更离不开驻华机构内部的以职员汉文培养为核心的专业化改革内驱动力。这种内驱动力不仅能让伦敦的改革与驻华机构的专业化改革进行有趣的互动，而且通过汉学人才的培养搭建了外交部的远东专家群，成为英国决策中国/远东事务的知识基础。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侯彦伯在报告《领事裁判权的非司法面向：1866—1867年‘阿尔伯特’号轮船与中外公同质讯》（The Non-Judicial Aspect of Consular Jurisdiction: Case of “Prince Albert” Steamer and Joint-Investigation, 1866-1867）中提出，作为“中外公同质讯船货罚办试行章程”的首次实践案例，香港华籍商人郭松（Kwok A-Cheong）拥有的英国籍轮船“Prince Albert”号事件，导致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D. B. Robertson）不仅支持粤海关监督师及税务司吉罗福（Geo. B. Glover）根据“中外公同质讯船货罚办试行章程”进行判罚，而且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R. Alcock）抗议英属香港总督麦当奴（R. G. MacDonnell）干涉他的领事职权。罗伯逊在“Prince Albert”号事件的处理过程，采取不同于当时大部分英国驻华领事的立场的原因，是他认为粤海关对“Prince Albert”号的罚办确实符合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Treaty of Tientsin）规定19世纪60年代珠江下游地区中外贸易的特殊复杂性。因此，无论是罗伯逊，或是日后在罗伯逊休假期间代理领事职务的副领事梅辉立（W. F. Mayers），均表示“Prince Albert”号的审理并不具备司法性质。“Prince Albert”号的争议也呈现19世纪60年代定居香港的华籍商人的身份模糊性。也就是像郭松这类人群，究竟属于英国臣民或大清臣民？同时，如果郭松是英国臣民，当他在中国境内违反中英条约，能否不遵守英国驻华公使和领事的外交性管辖体系，改以透过英属香港殖民政府和英国殖民部的殖民性管辖体系进行申诉，从而免除中英《天津条约》对在华英国臣民活动的管制。这正是罗伯逊抗议麦当奴接受郭松陈请的关键缘由。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张志云发表了题为《中国通商口岸外国人社区的日常生活：从图像到文字》（The Foreign Communities’ Daily Life in the Treaty Ports of China: From Images to Writings）的报告。张志云的报告从其研究缘起谈起，然后解释其研究问题。他于博士时期开始剑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海关史研究项目，整理官员数据库，由此开始China Families项目，并催生出“中国老照片”项目。20年后重新整理思路，张志云就利用什么、为什么、怎么用凝练出三个问题：一、这些外国人到底看到什么、写出什么？分三类史料：照片、档案、著作；二、为什么他们要拍摄这些照片、被赋予这些任务和对这些问题感兴趣？当回答上述两个问题后，就会问出：作者、作品、档案是怎么流动，而且这些流动是怎么影响全球的知识建构？然后张志云的报告从Perry Anderson的父亲James Anderson在中国海关蒙自关服务的回忆文章讲起，谈到他对海关洋员濮兰德（J. O. P. Bland）和辛博悌（B. L. Simpson，笔名：Putnam Weale）的研究成果和著作，以及James Anderson的第一任太太Stella Benson，跟随其夫在海关服务时的所见所闻催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如何改变张爱玲的文学观。最后张志云向听众问了一个问题：这些史料呈现出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他提出三种可能性：一、这是一条从不相干的平行线吗？例如，像是《中国之友》中，那么致力于帮助中国戒除鸦片瘾的自由党人。而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巴麦尊勋爵也是自由党人；二、是一个左右相反的颠倒世界吗？例如，像马士、赫德、濮兰德呈现的，慈禧太后在百日维新后冷酷但高明的政治手腕，或是在庚子拳乱后的知错能改，全力改革？三、这是一条不为人知的暗线吗？华洋没有仇视，华洋商人彼此虽然竞争，但是也合作。很多洋人在上海作出更多贡献，对中国更加忠诚。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Barry McCarron (麦贝力)的报告《英帝国内外的反殖民主义：以中国与爱尔兰的跨国反殖民行动为案例》（Anti-Colonialism Within and Beyond the British Empire: Chinese and Irish Transnational Anti-Colonial Activism as a Case Study），以爱尔兰民族独立斗争的国际维度为切入点，探讨了反殖民主义与大英帝国这一主题，重点考察了爱尔兰革命与中国革命之间长期被学界忽视的相互影响，以及从旧金山、纽约到伦敦、巴黎等城市中爱尔兰与中国反殖民活动家的跨国联动。这种跨洲际的抗争同盟与团结实践呈现多元形态：既包括参与反帝组织与群众集会、为革命事业筹措资金，也体现在报业编辑、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与革命领袖通过行动或著述对彼此民族主义运动的声援。通过运用全球史、跨国史与比较研究的视角，将不同史学脉络和族群群体（这些研究传统上往往彼此割裂）置于对话框架，我们能够深化对爱尔兰革命、中国革命乃至整个大英帝国内外各类民族主义与反殖民运动的理解。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王可发表了《为管控人口贩卖立法：1873-1893年间保良局的法律辩论》（The Legitimisation for the Control of Human trafficking: The Po Leung Kuk’s Legal Debates from 1873-1893）的报告。她分析了保良局（Po Leung Kuk），这一由华人地方精英发起、致力于打击拐卖妇孺的机构，如何获得香港政府的授权，承担拐卖案件的司法处理职能。1873年，东华医院（Tung Wah Hospital）率先开展对被拐妇孺的救助、安置和遣返工作。由于文化差异、主权争议及习惯法传统等因素，香港政府于1880年将相关职能委托给保良局。这一转变从根本上重塑了保良局的角色，使其具备半官方身份，并为华人精英与殖民政府提供了协商与妥协的契机。这一合作的成功推动了1893年《保良局条例》的颁布。王可使用了保良局历史博物馆藏有的《志事录》《政务司本局通信簿》《口供簿》等文献，以及港英政府的文件，辅之以东华医院的文献及相关报纸等材料，通过分析保良局与总登记官之间的互动逻辑，揭示英国殖民官员如何在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寻求务实解决方案，并逐步与华人精英建立合作框架，以巩固殖民统治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