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继祖（1913-2002）与王贵忱（1928-2022）都是现代知名文史学者、书法家，一居于东北，一居于岭南。二老因于省吾先生之介，自一九八三年九月开始通信订交，其间虽通信不断，但见面却在十二年之后，也是仅有的一次。本文作者当时陪伴左右，在《罗继祖致王贵忱函》出版之际，记下这段往事与前辈学人的风采。

贵老（王贵忱先生）治学尤其重视书札与题跋手迹的利用，更重视书札手迹的整理出版，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说：“我出的书太多了，究竟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可居室藏清代民国名人信札》成就最大。”（《文史学者王贵忱》P200）贵老曾经做过一场名为《东北名人书翰一脔》（《可居丛稿》P695）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特意讲了信札收藏的四点意义，而着重强调的则是信札所包含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场演讲就是应萧文立兄和大连图书馆时任馆长张本义先生的邀请，在罗老晚年的居住地大连进行的。

罗继祖致王贵忱札

也是在这场演讲中，贵老提到：“我小时候的老师和罗雪堂认识，后来我认识了他的长孙罗继祖先生。”贵老对罗氏一门有着特殊的感情，从小时候的老师，到后来的师长于省吾、容庚、商承祚，都跟罗氏一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贵老与罗老从一九八三年到二零零一年更是通信不断，出版罗老的信札，是贵老的一个心愿。我总是想，贵老坚持不懈地出版这些师长的往来信函，不仅仅是为了使其中所包含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不至淹没，更重要的是贵老觉得自己就是这些学术谱系中的一环，文脉相传，是他的责任。

贵老与罗老因于省吾先生之介，自一九八三年九月开始通信订交，其间虽通信不断，但见面却在十二年之后，也是仅有的一次。而我则恰恰有幸得以陪伴左右。

（从左至右）苏晨、罗继祖、王贵忱

关于这次见面，贵老自己有文字记述，他在题罗振玉校改本《海宁王忠愨公传》时说：“一九九五年四月，与苏晨、宋浩至大连拜访罗继祖先生。并出示此本请罗老加题，当即欣然命笔题之。”（《可居丛稿》P679）

罗老更是高兴，见面后即寄诗给苏王二老：“飞来飞去又飞回，超海行天两快哉。载得雪堂遗著去，花城期放岭头梅。”后来还将这首诗收入《两启轩韵语》（P75），纪年也是九五年四月。

苏晨先生在一起见面后不久，就写了《大连两启轩再访罗继祖》并多次发表，文中记录了此行的人员：“此行除了广东省出版局图书处的宋浩，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尚立，我，还有王贵忱研究员。黄尚立去北京有事，先走一步，他办完事即刻从北京转到大连和我们会合，他派了编辑小潘先去大连预作安排。”

此外，苏老在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学土》第一辑刊发罗振玉《记后汉元初子游残碑》，写了一则《编者说明》：“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整理者与广东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尚立等一行，同往大连白云新村访罗振玉的长孙著名史学家吉林大学教授罗继祖，商讨编辑出版罗振玉的《雪堂学术论著集》事。

八十四岁的两启轩主人罗继祖教授欣然相迎，首先谈起乃祖雪堂公和广东的缘份：昔年有幸在广东购到一大批难得的图书，如今又有机会在广东出版自己的学术论著。我们也凑趣说：才离广州白云机场，又来大连白云新村。

两启轩的书柜里摆着一百四十卷本台湾版《罗振玉全集》。相比照之下广东出版《雪堂学术论著集》当然更该精益求精。故相谈愉快。

临别，同行王贵忱兄拿出罗雪堂《记后汉元初子游残碑》手稿请罗老观赏。两启轩主人惊诧于自己也是初次见到这一真迹全稿。《永丰乡人四稿》无残碑原文。乃不顾目力已甚差仍援毛笔以蝇头小字作一短跋。”

我后来为苏老出版《砺堂自珍集》，在编后小记中也回忆了这次专程拜访罗老的两个小片段：“一九九五年，我们提出一个近代学术文集的出版规划，计划出版沈曾植、罗振玉、玉国维、陈垣、容庚等人的文集或全集，周圣英局长请苏老牵头。那段时间连续跟苏老去各地出差组稿，拜访了很多老先生。

探访罗继祖先生、钱仲联先生的过程苏老都已写了文章。记得去拜访罗继祖先生的路上，我们谈起罗老会不会日语，我说罗老从小在日本，日语必定流利。苏老说，我们打个赌，以罗家的气象，不会让小孩接触日人，罗老一定不会日语。到了罗老家，我们直接就问罗老这个问题，罗老说自己不但幼时未习日文，成年后更是排斥日语，所以一直不通日文。那时罗老听力已经很弱，许多话都是笔谈，如果那份笔谈记录还在就好了。”

这次拜访的背景大致如此。但见面的情景，就我的回忆和所存的资料，还有些可以补记。

前不久见到罗随祖先生，还跟他谈起这次跟贵老拜访罗老的情景。我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罗氏的家风。我们到罗府拜访后，第二天一早罗老就来到我们下榻的宾馆回访，并邀我们一行赴家宴。此行由我打前站，订的宾馆非常小。当时罗老的视力已极差，行动非常不便。罗老由两人搀扶着在宾馆门前局促腾挪的情景，至今想起仍令我愧疚不已。陪同罗老回访的王同策先生说，罗老守古礼，远客来了，一定要回访，劝不住，家风如此。

罗老的家宴热闹又丰盛，苏老的文章有记述，题为“两启轩啖蟹”。当时就连大连的酒店也很少有海鲜提供，我们住的那个宾馆更是简陋。那时我先入住，一个人下楼晚饭，点了一菜一汤。服务员小姐说，大连没啥好吃的，你点半份就好了。罗家的海鲜是罗老特意让子女凌晨四点到海鲜市场采购回来的。我记得其中有一道是海螺，非常好吃，在广州也没吃过那么鲜美的。

此行贵老带了于省吾和周叔弢的墨迹给罗老，还特意带了几种罗振玉的相关文献请罗老题跋。我经北京到大连，恰巧在海王邨买到了一套《辽居杂著乙编》，也拿出请罗老题跋。罗老当晚就题了：“此乃吾家居旅順時印本，當時印本不多，而繕寫極精，今日已無處覓此寫手矣。頃宋浩君出以屬題，去今近七十年，老眼昏花，書不成字，愧恧奚如。嵗在乙亥暮春，八三老人羅繼祖大連寓次書。”第二天一早拿了给我。

贵老请罗老给大家都留下墨宝，罗老也欣然答应，临行给每人写了一个条幅。给苏老写的是“征夫陌头杨柳色，羁人客里杜鹃声。”给黄社长和潘英伟君写的内容我不记得了。给我写的是“憂天誰識我懷迥，閱世終傷人命危。宋浩同志雅囑。甘孺八三翁羅繼祖。”因为有“人命危”三字，我颇为不喜，但后来疫情几年，脑海里时不时冒出的，总是罗老的这幅字。这句是罗老的自撰联语，后来也收进了《两启轩韵语》。拿给我们这些条幅时，王同策先生说，罗老的白内障严重，目力模糊，写这些条幅时都是由他拉纸，罗老在同一个位置落笔，但字写得真是好。后来，罗老白内障术后复明非常高兴，又给我写了一幅：“不妖不染意非禪，惟一惟精見性真。人間萬事爭清白，三复蓮溪說愛蓮。宋浩同志愛予《蓮溪愛蓮詩》，書來請寫，即乞兩教。丁丑初秋廿四日，甘孺八五翁羅繼祖書于連灣白雲山莊。”钤印“甘翁復明後書”。反而不似此幅苍劲。

罗继祖书法

贵老特别欣赏罗老的书法，二〇〇一年罗老的《墨佣小记》出版，贵老买了一摞，分赠友好。给我的一册，特意题上了：“鯁翁書學理論多與予相合，特以識見比不佞為高耳。故喜為奉贈宋浩亦彤鄉友清賞也。貴忱奉上。”

一九八三年，罗老给贵老的第二封信，就已经提到了在整理《罗雪堂选集》，贵老一直铭记在心，所以我们的计划一出来，贵老立即就提出首先要出版罗振玉的著作，并立即致函罗老联系。也因此才有了这次的相见。此后罗老在广东的《学土》发表了《罗振玉的篆刻》《沈曾植致罗振玉书札》，又在罗韬兄主持的《羊城晚报·文史丛谭》双周刊发表了一系列的随笔杂文。我又将罗老的著作《王国维之死》拿来，交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的责编卢家明兄，刚好是罗老和王同策先生的学生。此外，贵老主编《岭南书艺》时，罗老就是重要的作者。因为这些，罗老与广东也算有了一段不小的学术渊源。

遗憾的是，《雪堂论著集》限于当时的出版条件，没能在广东出版。而令人欣慰的是萧文立他们最后完成了这个重任，煌煌巨著得以面世。一九九五年在罗府洽谈，萧兄也适逢其会。前面提到的贵老关于东北学人书翰的演讲，就是三十九函一百八十八册的《罗雪堂合集》出版发布活动的一部分。在这次活动中，贵老还专门带回两函《合集》的零本，送给香港的董桥先生，董公写了《门前两株白果树》以记其事。这篇文章刊登在我当时主编的一本杂志上，后来董公收进了《今朝风日好》。

《可居室罗继祖致王贵忱函》   岭南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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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已发稿正待付印之时，罗老的文孙罗敢先生发来了贵老致罗老的三十三封信。

这三十三封信，跨度从一九八六年到五月到二〇〇一年十二月，虽不是贵老致罗老信函的全部，却非常难得可贵。比如一九九九年九月三日贵老致罗老函说：“贵忱自幼失学，稍长读雪堂公遗文，敬佩其道德文章，不信一些人在罗王关系问题上加给雪堂先生身上的污辞。五十年代中，贵忱曾恭临过雪堂法书。以学力不逮，临池功不深，字未学好，要也一点心意也。”原来贵老三十岁以前，就已经开始临习雪堂的书法。

这三十三函最早的一封是贵老与罗老讨论周作人对雪堂《存拙斋札疏》的述录，而更巧的是，大文兄正在释读此函之时，在北京一个拍卖会上拍到了贵老旧藏的《雪堂校刊群书叙錄》，贵老在书中题有两跋。贵老在跋中说：“启明先生于其所著笔记中盛赞罗氏序跋至佳，今获覩原书，粗翻一过，悉知岂翁称许洵非虚言也。”款署“丁酉春”，是一九五七年。此后不久，贵老因言获咎，藏书散失殆尽。

王贵忱旧藏的《雪堂校刊群书叙錄》

（作者系文史研究者，本文刊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