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采用对等关税政策加速变革全球贸易格局，核心在于通过贸易保护、产业补贴和供应链重组，重塑美国制造业竞争力，同时巩固政治基础盘。透过关税政策的表象，可以看到美国虽仍试图通过高关税和出口管制维持技术优势，但效果有限，甚至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和技术扩散。

全球产业竞争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新阶段构建竞争优势绝不是依靠贸易保护能够实现，而是转向产业政策协同、创新生态韧性、长期战略布局三个维度的系统性竞争。

政策动因：经济与政治的双重逻辑

特朗普2.0政策延续了美国优先理念，主要采用高关税、产业补贴、供应链安全等工具，力图实现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双重目标。经济目标是以制造业回流拉动铁锈地带就业，以技术霸权遏制全球各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的发展。政治目标是维护蓝领工人在选举中的票仓作用，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引发地缘博弈，进一步强化个人政治形象。经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秩序影响的底层逻辑是妄图通过政治干预重塑竞争优势，试图通过关税武器化、供应链政治化和技术封锁体系化的组合重构全球产业链体系。

理论逻辑：产业政策协同的范式革命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资源禀赋驱动的专业化分工，但现代产业竞争也要注重技术积累、人力资本等要素创造的后天优势。特朗普关税政策通过抬高进口成本保护钢铁、铝业等行业，可能固化静态比较优势，反而抑制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动态升级能力。

一方面，要看到传统关税保护的局限性。美国自2018年对华加征关税以来，政策效果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对比特朗普上一任期，尽管关税提高了进口成本，但美国制造业就业增长远低于预期，产业回流有限。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研究显示，基于成本转嫁效应，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了90%的关税成本，导致通胀压力加剧。此外，严格的“原产地规则”使北美汽车供应链成本上升19%，反而削弱了竞争力。

另一方面，要看到系统赋能产业发展的趋势。产业竞争已经从关税高低转向产业政策的协同性和适应性。根据经济地理理论，制造业集聚依赖基础设施、供应链密度与劳动力技能。美国试图通过《芯片法案》补贴吸引半导体制造，以关税转嫁成本，但美国高技能劳动力缺口较大，且基础设施老化难以支撑精密制造回流，政策激励与实际要素结构严重脱节。而中国的产业政策构建了以市场引导、产业链协同、制度创新、基础设施配套的多维政策工具箱，以系统赋能动态调整产业发展，以此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实践逻辑：创新生态竞争的多维突破

创新生态的竞争不是依靠“谁封锁谁”，而是“谁更能整合全球资源并实现自主可控”。

一是技术封锁的逆市场化悖论。美国对华技术管制的理论根基源于“技术代差锁定模型”，即通过限制14nm以下芯片设备出口，试图将中国芯片制造锁定在低端环节，以此阻碍中国技术进步。但技术管制的反噬效应显现，迫使中国加速替代技术研发，中国半导体设备自给率提升至23%左右，华为5G、比亚迪电池技术等均实现从实验室到市场的快速转化。

二是全球技术扩散呈现新路径。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联盟试图构建“去中国化”供应链，但实践中存在交易成本失控问题。例如，墨西哥汽车产业仍需52%中国电子元件，若强行替换为美国供应商，单辆汽车成本将上升23%。美国技术封锁反而催生了技术曲线扩散，中国推进企业走出去布局，加强与金砖国家等多国科技合作，以供应链海外布局实现技术外溢，加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构。

战略逻辑：长期战略布局的可持续性

关税冲击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的根源还是中美博弈全球经济贸易变局的中长期逻辑。长期战略的可持续性、国内市场培育、多边规则构建是产业竞争可持续的关键。美国产业政策受选举周期影响，具有政治经济周期的约束‌。作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设计者，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从规则制定者到体系破坏者，本质上存在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三重悖论。一是目标和手段的矛盾，试图通过破坏规则来“修复”规则主导权；二是时间和空间的错配，短期政治目标导致产业战略碎片化，牺牲长期产业竞争力；三是权利与责任的背离，又想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又不想承担储备货币的成本。

为此，我们要不遗余力塑造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一是通过长期规划保持政策连贯性，充分发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建立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发展定期评估、比选寻优、动态纠偏机制，塑造政策连续性的制度韧性。

二是着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中美博弈中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全面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全力提升重点领域的基础研究能力，着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形成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三是将市场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标准话语权，通过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内需驱动产业升级，实现产业链和消费升级的正向循环。

四是通过多边制度建设实现从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跃迁，实施区域经贸协定的规则创新，依托RCEP、DEPA等协定深化多边合作，推进全球化布局和集群出海，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制度供给者，加快实现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作者潘闻闻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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