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邵医生简介的宣传栏被清空。

2024年12月11日，刘雨在抖音上刷到一封针对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邵医生的举报信。其中描述的这位“毫无医德、耽误患者治疗”的医生，正是尽心帮她顺利生下孩子的人。刘雨不相信这些指控。

过了一段时间，她发现这个账号的所有视频都已下架。刘雨以为事情解决了，直到前几天，她看到邵医生坠楼的新闻。

8月5日，河南省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报称，2025年8月1日20时38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发生一起坠楼事件。事发后，该院迅速组织抢救，坠楼人员终因伤势过重，于8月2日凌晨1时40分死亡。经核实，坠楼人员为该院医生邵某某，女，57岁，相关部门已经成立调查组。

8月7日下午，记者从周口市六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处获悉，此前协调处理邵医生相关医患纠纷的法制办和投诉办工作人员都去了周口市卫健委配合调查，相关医疗记录原件都已提交上级部门，目前周口市成立了三个专班调查该事件。

家人、亲属指出，邵医生曾由于医疗纠纷，遭遇患者及家属近八个月的网络暴力。她承受的心理重压，直到离世后才得到关注。

自2018年起，国内已有相关条例将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工作纳入法治轨道。然而，部分屏障正在现实的矛盾、信息的遮蔽中失灵。仍没有一张坚实的支持之网，承托起医疗的真相、良善。

“几乎拿医院当家”

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坐落在城市边缘，毗邻铁路。这是当地一家二级甲等医院，8月7日，恰逢工作日，当记者来到医院时，人流量并不大，多数病人是附近的居民。

在这家医院，医患接触相比许多大医院来说更容易。来就诊的患者，不用提前预约挂号，只需一张在医院系统激活的身份证或就诊卡就能随意出入门诊。在邵医生所在的妇科，门诊医生简介里公布有她们的手机号。一位护士解释，“想看哪位医生，在门外排队就行，诊室里没病人了就可以进去。”

记者曾在6日晚上见到，医院橱窗陈列着邵医生作为“优秀科室负责人”的宣传照，如今照片已被撤下。

“她好像永远都是笑嘻嘻的，总能给别人支持，自己遇到事情却过不去了。”8月4日，41岁的方谦得知邵医生去世的消息后，一遍遍回看着微信里署名“六院邵医生”的聊天记录，流下了眼泪。

她是当地一名高龄产妇，就住在六院附近。怀孕期间，出现过许多高危妊娠反应，还伴有严重的孕期焦虑，一直在邵医生的科室里保胎。

在她眼中，这位每天忙得脚不着地的妇产科主任，是她孕期最坚实的依靠。“有时我凌晨两三点肚子疼，焦虑得不行，就给邵主任发短信，她如果还在忙着收治产妇，会立即发微信语音过来，让我去她那里做检查。”方谦记得，她深夜发给邵医生的微信，几乎很快都有回复。好几次到医院，都看到邵医生身边围满了患者和家属。“她到底有没有时间是用来休息的？”方谦感到疑惑。

后来熟悉了，方谦才知道这位主任几乎没有上下班概念，吃住都在医院里，生活和工作没有分界线。

“她是外地人，家人都不在身边，几乎拿医院当家了。”方谦记得，邵医生在护士站旁边有个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只容得下一张单人床，“我经常看到她晚上就睡在这里，几乎没怎么见她回家”。

有时方谦焦虑严重，和邵医生说“难受得不想活”，邵医生就会把她领到小房间的床沿边，花很长的时间和她聊天、做情绪疏导。见她因焦虑吃不下饭，邵医生还会为她点清淡的饭菜。

在更多患者看来，这是一位技术高超、负责的医生。

“早就听说邵医生水平很高，许多产妇都是奔着她去的。”患者田宁回忆。2023年10月，她腹中的孩子因为头大，侧切生不下来，产房里的助产士跟邵医生轮流按压肚子，才保住孩子和她的性命。“生下来我儿子哭声超级小，脸都是紫色的，邵主任又开始抢救，给儿子吸氧。”田宁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从我认识她那会儿，她就是公认的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医生。”林加是一名骨科医生，20多年前曾和邵医生在周口一家民营医院共事。林加孩子出生10多天都没有排便，她焦急地带着孩子去找邵医生，想给孩子灌肠。邵医生不赞成，动手给孩子做了好一会儿胃肠道按摩，当天孩子终于排便了，“她特别温柔”。

患者孙茜记得，2022年4月，孩子出现胎心异常，当天下午，她就找到邵医生，邵医生一手扶着脚软站不稳的孙茜，一手拿着电话联系麻醉医生安排手术。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根本没办法发出哭声。孙茜看到邵医生拿来一根管子，用自己的嘴帮孩子吸走堵塞呼吸道的羊水。几分钟后，孙茜听到了孩子的哭声。

现在，孙茜的孩子已经3岁了，每次带孩子去做保健，都会顺路去看看邵医生。今年5月，是她们最后一次相见。“我过两年生二胎，还要找您做手术。”孙茜当时跟邵医生说。

得知邵医生离世的消息，在杭州工作的孙茜买了8月6日上午的高铁票赶回老家，想要送她最后一程。

“自媒体的新医闹”

邵医生身边的人告诉记者，去年12月底，网络上的谩骂已经发酵。

12月11日，刘雨刷抖音时，刷到一个账号发出的举报信视频，举报对象赫然写着妇产科主任邵医生和另一名主治医生。

账号下，她看到一些攻击邵医生和周口六院的评论，“说医生不好，医院不好，不要去这里生孩子。”但也有人在评论里维护邵医生，抨击举报者。

刘雨不敢相信，她把这封举报信截图发给朋友。她告诉记者，在当地，她身边不少人都在这家医院生产，这里环境好服务好，医生也有耐心，不少产妇就是冲着邵医生来的，包括她自己。

这封举报信里的邵医生和她眼里负责任的邵医生完全不同。生产之前，刘雨希望邵主任给她接生，“她说好，第二天我9点进产房，在外面还碰到她去给人家手术，说下了手术过来陪我”，因为二胎生得快，邵主任结束另一台手术前，刘雨已经生好了。“邵主任还特意过来看看我，当时感觉好暖心，碰到这么负责任的医生。”

当时抖音上流传周口六院的邵主任没有医德，摘除患者的子宫，甚至还有患者闹到医院办公室，把邵医生堵在里面，动起手来。其中一个视频的开头是邵医生不顾同事劝阻打开办公室的门，说要把事情说清楚，一堆人在那里看着。“（邵医生）有没有被打不清楚，患者家属骂得挺脏的。”田宁说，现在她想重新翻出这些视频，发现它们已经找不到了。当时看到视频后，田宁立刻跑到抖音的评论区维护邵医生形象。

今年以来，谩骂仍未休止。

根据社交平台的公开信息，今年1月，一位周口市孕妇在夸赞周口六院其他妇产科医生的帖子下，称邵医生行医不当。后续她又在抖音注册账号，多次发布视频。

网络暴力的言论随之出现在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上：“邵主任害死人无数。这就是报应。”“你问问你们邵主任晚上睡的（得）着吗？”还有患者在抖音制作小视频。在周口六院外景的照片上附着大字：“周口六院妇产科邵某你在怕什么？”“你不是要做名人吗？给你机会了。”

邵医生丈夫张先生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这些控诉缘于三起医疗纠纷。其中一次，一名产妇因羊水栓塞需切除子宫保命，家属签署同意书后，产妇顺利诞下一名女婴。事后，家属对“生下女孩”一事不满，产妇子宫又被切除，他们觉得家里绝后，便要求医院和医生赔偿100万元。

按照张先生的说法，这三次纠纷目前都没有判定医生对事故负有失职的责任，但纠纷中的家属们在抖音上相遇后，开始互相关注、推荐作品，引来大批网络水军对邵医生进行攻击。

今年8月1日，邵医生在抖音上发布一条告别视频，她与孙子孙女进行了视频通话，留下一封遗书后跳楼自尽。

陈子杨是国内某三甲医院外科医生，也是一名医学科普博主。邵医生离世后，他发现自己的抖音账号“躺”在她的关注列表中。

陈子杨回溯网络上的种种细节，发现邵医生此前遭遇的，是一种类似“自媒体新医闹”的伤害。

数月之前，他所在的医院遇到过相似的医患矛盾。一位重症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在手术时出现意外，没能从手术台上下来。“医疗结果是不确定的，没有人能保证治疗的成功。”陈子杨坦言，医疗的局限本身难以避免，正如民法典中的规定，“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他的说法，当时医生的操作程序都是正当的，患者也在手术前签下“风险知情同意书”。但老人离世后不久，他和同事就在抖音等平台发现患者家属发布了一系列视频，控诉“医院心内科过度治疗、不公布患者离世原因”。离世患者的子女、妻子、堂姐妹有六七个人，每个人都注册了一个账号。

陈子杨发现，这些视频与攻击邵医生的内容有许多共性。“它们的长度在10多秒到1分钟内，画面中有推搡、痛哭等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元素，再配上几行鲜明的追责大字，把情绪渲染到极致。”陈子杨说，这样很容易激发网友“愤怒加点赞”的传播效应。他眼看着一天天过去，这些视频的点赞和转发达到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次。

除了线上讨伐医生外，这些患者家属也会不定时冲到医院“讨说法”。他们在对医院治安造成影响后，曾被警察带走问话。那段时间里，这些家属的手机理应被收走，但陈子杨发现，这批社交账号依旧在发送维权内容。甚至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发布者的IP地址变了三次。陈子杨不免怀疑，“患者背后，可能有专人指导如何在互联网上制造声浪。”

他感慨，比起这些煽动的视频，医院的回应显得缓慢、含蓄。陈子杨记得，一段时间内，医院账号为了“解释”这一医患矛盾，也制作了视频，讲述了该病区在成立的四年内，救治了数万名患者，科室医生尽力救死扶伤。视频的文字内容很长，没有刻意制造爆点。“传播效果不算理想。”陈子杨说，视频在公众号上只有几千次阅读和一百多人转发。

现在在抖音平台检索该医院的名字，跳出来的还是这起事件患者家属的维权内容。

逐步失灵的屏障

8月7日下午，一位院内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从去年年底邵医生发生医疗纠纷至今，医院相关部门一直在跟进协调解决。在事发前几天和当天，我们的同事也一直和邵医生一起商议如何面对。”她解释，院内有较严谨的患者投诉处理流程，即接到患者投诉5小时内必须联系相关科室核实，24小时内必须给予投诉者相关初步回应。

在周口市第六人民医院的官网上，将近一半的科室都留下了主任、负责人的手机号码。这意味着，这些医生只要手机开机就处于可联系的状态。

该医院的一位主任医师接起记者的电话说：“我们医院有纠纷办、医务科，还有医院办公室帮忙协调，在有紧急情况时都能联系到这些部门，并迅速响应。”他感到困惑，明明医院也在帮忙协调邵医生和患者的矛盾，为何她要自己挺身而出？

在悲剧发生前，医患间原本有着规范的沟通机制。国内某三甲医院医患沟通部门的袁朗表示，“医院接到患者的诉求后会进行调查、核实，在五个工作日内给对方回复。如果患者不满，就会进入医疗纠纷的处置程序。”她指出，国家对医疗纠纷的处置有着法律法规：医患双方可以自行协商解决、司法起诉解决以及通过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或人民调解委员会等机构进行调解。

但袁朗感慨，这些方法必须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她遇到过不少患者，宁愿去信访、找12345不停投诉，也不愿意走法定途径，“你们医院有错，我觉得我没有错，我要你们赔钱”。

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金淼曾在医院担任医务社工。她见到，在科层制主导的医院管理模式中，组织利益往往优先于个体关怀，面对纠纷，医院的管理部门会有保全医院声誉的考量，迅速启动舆情管理，减少信息披露。

袁朗表示在一些小型的医疗纠纷中，多数患者会接受赔偿、表示愿意沟通协商。很多时候，是亲人、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当事人才会选择把事情“闹大”。

袁朗观察到，这些患者对医学并不了解，委员会和有关部门给予的事实反馈又有延迟。他们直言，自己对那些医学委员会“没有信任”“肯定和医院是一伙的”。一些人冲进袁朗的办公室，对双方的对话进行录音、拍摄，剪辑后发布在网络上。

“医院的行政部门对此只能履行劝说的职责。”袁朗说。医院的宣传科会有针对网络舆情的预警机制：工作人员只要监测到各大媒体平台上有针对该医院的指控内容，很快就会反映给医院的管理部门。根据正常的处理流程，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内容的发送者，劝说其删除。

“我们没有手段禁止他们发视频。”袁朗说，在网络上公开发布信息，本来就是这些患者的权利，而且这些视频的内容往往没有上升到危害公共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平台无法下架，公安部门也难以介入。

袁朗苦笑道：“只能点举报按钮啊。”运气好的话，平台会对视频限流。有一回，她遇见一位医生遭遇严重的网络暴力。医生选择报案后，公安部门到医院里，向医患沟通部门调取信息。

尽管如此，这道防线也在失灵。张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年7月30日，妻子邵医生曾去派出所报警，当时警方并未立案。7月31日，他陪邵医生再次到派出所报警。这次虽然立了案，但没有明确如何解决，也没有联系网暴者下架视频。当时张先生和警察说，不要不当回事，因为网暴想不开自杀的案例有很多。

此时，更多人正在困境中选择沉默。

陈子杨看到，网络上有人留言，“她为啥没在恶意来临时，及时向外界疏导，或者是向外部力量求助？”陈子杨有些无奈，医生真的很忙，每天都在高负荷的工作中，没有时间去倾诉情绪。

某三甲医院急诊科医生冯清坦言，医生没有太多排解心理困境的渠道。“医生是一个很单纯的群体。”她感慨，他们一毕业就从学校进入医院。作为专科医生，一辈子都在接触着相似的患者群体。遇到情绪问题，官方没有提供支持的心理诊疗，他们往往只能找家人、朋友倾诉，甚至默默忍受。

在金淼眼中，医生与患者双方都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金淼说，医院在应对舆情的同时，为患者、医生提供必要的保护与辩护却被其遗忘。沉默本身也是一种信号，它告诉仍在岗位上的医生群体，他们的难处不会被公开讨论。在这样的管理逻辑下，医护人员承受着越来越重的职业压力。

8月4日晚，张先生公开表示，邵医生的遗体已经在老家下葬。此时，关注仍在网络延续，一种长久的沉默等待被打破。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