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月24日，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4日，日本东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表就任后的首次施政演说。视觉中国 图

在外交方面，高市强调将把“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作为外交支柱继续大力推进，这正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倡议。她还表示： “为了‘找回在世界中心绽放的日本外交’，我们要建立信赖关系，清楚地向外界传达日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呼应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6年9月发表的施政演说内容—— “让日本在世界舞台中心绽放光彩”。

在演讲中，高市称中国是“重要邻国”，表示有必要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同时也强调日中之间存在安全保障、经济安保方面令人关切的事项。

值得关注的是，在防卫和安保领域，高市为政策实施提速，原定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将提前至2025年完成，还提出将在2026年前提前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战略文件。

高市早苗上台仅4日，正快速推进首相官邸主导的安全保障战略，不仅对国家安保局长进行人事调整，还指示内阁研讨建立情报机关。

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在2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高市早苗指示，为强化政府在情报收集与分析方面的司令塔机能，政府讨论设立“国家情报局”。他称：“在战后最严峻且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下，为确保国民安全，强化与情报相关的国家职能已刻不容缓。”

目前，日本政府内部已有多个具备情报职能的机构。即便如此，长期以来有观点认为，日本需要一个在情报指挥与整合方面的协调机制。自民党2015年曾讨论向政府提案，建立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对外情报机构。重视政府情报机能的安倍晋三卸任后曾在2021年的网络节目中提议设立情报机关。

不过，要建立一个协调各方情报部门的指挥中枢并非易事，日本历史上几度尝试未果，包括吉田茂内阁曾提出创设“日版CIA”。高市上台再度将设立专门情报机关提上议事日程，这将涉及省厅之间的角力，事关首相官邸的主导力，考验高市手腕。

从人事下手主导安保，回归安倍路线

高市早苗21日上任首日召开阁僚会议，阁议决定免去国家安全保障局（NSS）局长冈野正敬的职务，由前内阁助理官房副长官市川惠一接任。NSS局长任期一般为两年以上，也有任职超过五年的情况，而冈野上任仅9个月被撤换实属罕见。这被认为是高市有意强化首相官邸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接替冈野的是市川惠一，他曾在第二次安倍政府时期担任当时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秘书官，自2023年起一直担任助理官房副长官。本月16日，石破内阁刚任命市川担任驻印尼大使，不到一周他就被紧急召回东京担任NSS局长。

这也意味着高市内阁推翻刚获得天皇正式认证的人事决定，“破格提拔”了市川。据《每日新闻》报道，市川曾深度参与安倍外交，安倍2016年提倡“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构想，市川从这一构想起草阶段就参与。任命他为NSS局长显现出浓厚的“回归安倍路线”色彩。

高市政府已决定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同时，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的联合执政协议中，还包含废除《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运用指针》中关于“救援”“运输”等非战斗用途的五类限制，这意味着防卫装备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时事通信社称，市川将负责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并将着手制定《间谍防止法》。

此外，内阁危机管理监小岛裕史同步退任，由前防卫事务次官、安倍时期的首相秘书官增田和夫出任该职。从历史上来看，内阁危机管理监通常由警察厅出身人士担任，防卫省出身者获得任命比较罕见。

高市还从民间任命尾上定正担任负责国家安保事务的首相辅佐官，他曾担任航空自卫队补给本部长。这一人事安排与安倍时代的做法异曲同工，安倍曾多次将自卫队高官召至官邸，征求其建议，重用“制服组”官员，即自卫队军官。

“国家情报局”诞生难题

据《读卖新闻》24日报道，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设想创设国家情报局，从警察厅、外务省、防卫省、公安调查厅等机构选派人员，汇总整合情报，同时赋予国家情报局向各省厅下达指示的权限，该局长的地位将与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相当。

情报收集包括人力收集、卫星图像分析或对大量开源信息进行严格筛选，此外还要收集“威胁日本安全”的外国势力的动向以及窃取敏感信息的行为等信息。

安倍政府2014年成立了负责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在必要时，各个省厅会向国家安全保障局提供情报，该局负责政策建议和立案，但是不具备统一指挥和整合情报方面的充分职能。

目前，日本情报机构存在于不同省厅和组织，包括设于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组织下的公安部、外务省的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的情报本部，以及隶属于法务省外局的公安调查厅。

据日媒报道，高市政府计划以“提升内阁情报调查室级别”的方式来设立国家情报局。之所以选择升级内阁情报调查室，是因为这一部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吉田茂内阁时期设立的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内调），被视为日本版CIA构想的雏形。

1952年，担任吉田茂内阁官房长官的绪方竹虎设想将内调建设为“可以收集全球所有情报的中心”，但当时以《读卖新闻》为首的全国三大报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战前内阁情报局的复活，并发起反对运动。同时，内政官员与外务官僚进行地盘争斗，使情报局建设计划搁浅。

1996年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危机以及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都让日本政府意识到强化对外情报的重要性。2005年，时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主张在外务省之下设立 “对外情报厅”，但是遭到警察厅的反对，因为历代内阁情报官几乎都出身于警察厅。

据《产经新闻》报道，自战后吉田茂内阁时代起，日本外务省与警察厅之间的暗斗便已存在，这种对立正是日本政府无法建立统一对外情报机构的最大障碍。

到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大力推动情报领域改革，但是仍然未能建立独立的情报机构，而是采取在现有制度基础上不断叠加的方式，强化情报功能。

2013年，为了保护机密信息，日本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2015年，内阁官房设立了“国际恐怖主义情报集约室”，同时在外务省设立了“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单位（CTU-J）”。前者负责统筹官邸高层、各省厅及外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协调，但实际上，真正承担情报汇总与分析任务的，是外务省下属的 “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单位”。

日本政府的“官僚文化”使得每当组建新机构时，各省厅之间都会爆发主导权之争。“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单位”主要由外务省与警察厅人员构成，此外还有少量职员来自防卫省、公安调查厅等机构。这样的组织结构导致外务省与警察厅之间权力难以平衡。

日本政府建立独立情报机关亟须打破省厅壁垒，这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安倍没有实现的构想，成为高市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