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日深夜，我在斟酌许久后起草了一封长信，准备发送给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学术编辑皮埃尔·诺拉先生。信中，我向诺拉报告了《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的推进情况，表达了孙江教授希望在今年夏天拜访他的心愿。为避免打扰，我将邮件暂时存入草稿箱，计划于次日上午定时发送。然而，在睡前浏览新闻时，我惊讶而悲伤地发现，法国媒体刚刚发布了诺拉逝世的消息。

作者与皮埃尔·诺拉合影

皮埃尔·诺拉，1931年11月17日生于巴黎的一个犹太家庭，二战期间历经艰险。战后，他先后就读于卡诺中学和路易大帝中学，并获得巴黎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1958—1960年，诺拉赴阿尔及利亚任教，1961年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一书。此后，他曾在巴黎政治学院、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教，但他的学术生涯因其编辑事业而闻名。1964年，诺拉加入朱利亚出版社，创办“档案”丛书；次年，加入伽利玛出版社，创办“人文科学丛书”“证言丛书”“历史学丛书”；1980年，创办《论争》杂志，引领法国知识界潮流。1984—1992年，诺拉动员120位作者，汇集135篇论文，主持出版三部七卷、超过5600页的皇皇巨著《记忆之场》，并于1993年荣获法国最高国家学术奖。2001年，诺拉当选仅有40名定员的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诺拉发明的概念。在其看来，这个概念“既简单又含糊，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最易感知的直接经验中的对象，又是最为抽象的创作”。2015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记忆之场》中文节译本，该书副标题“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清晰说明了本书的主旨——通过挖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同符号，探讨法国民众集体记忆的形塑和历史认同的传承。早在2009年，孙江教授带领的南京大学记忆研究团队即已着手《记忆之场》的译介工作。2015年出版的中文节译本收录了原书的11篇论文，包括诺拉撰写的导言和结语，以及《七月十四日》《马赛曲》《埃菲尔铁塔》《环法自行车赛》等聚焦于法兰西民族象征的代表性篇章，尝试反映历史与记忆之间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该书一经出版，迅速引发学界反响，五年间再版两次。

2019年，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正式启动《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项目。3月9日，来自国内法国史、记忆研究、法语文学等领域的30余位专家学者莅临南京大学，围绕《记忆之场》全本翻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展开研讨。孙江教授表示，《记忆之场》全本翻译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翻译活动，还是一个“学术事件”和“文化事件”；了解法国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国内外学者积极参与《记忆之场》全本翻译的计划。9月22日，部分专家译者再次来宁，讨论体例规范等具体问题。工作坊结束后第二天，我启程赴巴黎第一大学联合培养。

《记忆之场》中文节译本

《记忆之场》中译本

2020年，经过多方辗转联络，年近九旬的诺拉先生欣然答允与我见面。9月8日上午，我带着学衡研究院各位师长精心准备的问题，在两位朋友的陪伴下，来到伽利玛出版社。我在接待处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不曾想诺拉提前几分钟亲自下楼迎接，先是带我们参观了他位于出版社二楼的办公室，又将我们带到了隔壁的会客厅，书架上摆满了他已经出版的诸多成果。面对这位和蔼可亲的长者，我的紧张情绪逐渐消散。诺拉热情地介绍了《记忆之场》的筹备和出版经过，耐心提示了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表示，《记忆之场》已经被译成英、德、俄、日等主要语言，但无一例外都是节选本。因此，他不仅对《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深感荣幸，而且对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的“记忆之场”寄予厚望。

访谈尾声，诺拉先生即兴为中国读者录制了一段视频，他说道：“‘记忆之场’是看待和书写历史的一种新方式；我们不能将记忆与历史完全对立起来，二者之间存在连续性。历史结束之处，即记忆开始之时。记忆是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此观念确实可以被应用于所有国家；但是，每个国家处理自己过去的集体记忆的方式各不相同。‘记忆之场’曾是法国人理解自己历史的一种特定方式；但是，所有国家、每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学者，如果打算这样做的话，都必须追问自己与过去的关系，从而定义什么是属于他们的‘记忆之场’。”由于当天还有其他活动安排，诺拉不得不在工作人员的多次提醒下离开。疫情期间的这次访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也将成为我毕生无法忘却的经历。

对诺拉先生的采访稿

得益于全体译者的共同努力，《记忆之场》的翻译工作进展顺利。2022年1月24日，我致信伽利玛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希望通过她的帮助，邀请诺拉先生为中国读者撰写一篇特别的序言。4月20日，我收到诺拉的直接回信，他非常抱歉地解释，由于自己忙于个人回忆录的出版事宜，未能及时回信：“我保证接下来几天里写好这篇序言，并立刻寄给您。”4月28日，我收到了诺拉的“中文版序”：他向参与翻译项目的全体译者、校对者和编辑表示感谢，并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记忆之场》能够激励中国历史学家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他们自己与过去关系的研究中。”

与诺拉先生的最后一次联络，是在2024年春。经过编委会与出版社的反复斟酌，《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拟以15卷的形式呈现，力争在最大程度尊重法文原书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略微调整个别篇目的顺序。因此，我冒昧致信诺拉，希望出版方案能够获得他的允准。忐忑中，我在一周之内收到了诺拉的回信：“我想立即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您提出的所有建议。您比我更了解中国读者的习惯，也能更好地将本书适应于中文和公众的需要。因此，我完全信任您，我对看到这部作品被翻译成中文而感到自豪，也对翻译团队深表感谢。”

《记忆之场》第1—2卷《共和国》

2025年初，《记忆之场》第1—2卷《共和国》率先推出。新书发布会结束不久，我启程赴法访学。由于自己的惫懒，直到三个月后才动笔写信。这封没有发出的邮件，无疑成为一个莫大的遗憾。诺拉先生逝世两天后，他的家人通过《费加罗报》表示：诺拉的葬礼不会面向公众开放，“他将在最亲密的家人的陪伴下安葬”；对于希望表达敬意的各界人士，“纪念仪式将择日举行”。至此，皮埃尔·诺拉本人亦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记忆之场”。无论赞美还是批评，九十三年的人生，难免有争议。但是，他的智慧、友善、谦逊，以及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态度，将鼓励着一代代学人继续前进。

（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主编助理）

附：《记忆之场》中文版序 （文/皮埃尔·诺拉）

《记忆之场》已经被译为世界上主要语言，但都是对部分篇目的翻译。

因此，我对《记忆之场》中文全译本的出版深感荣幸。无论从哪方面看，翻译所有文章都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首先要向三位负责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南京大学教授、主编孙江先生，两位主编助理于京东先生、宋逸炜先生。

通过他们，我要感谢《记忆之场》中译本编辑委员会的全体成员。此外，我还要感谢参与这一项目的所有译者、校对者和编辑。

《记忆之场》法文版是在1984至1993年间陆续出版的，这套七卷本的巨著在法国和国际上取得的成功令我十分吃惊。在《世界报》的一篇书评中，著名中世纪史专家雅克·勒高夫写道：“这不是一部法国历史，而是一部今日法国需要的历史。”《记忆之场》对法国来说或许如此，对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又有怎样的意义呢？“记忆之场”这个概念最早是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研讨会上以尝试性方式提出来的，它如何挣脱既有的制约而进行环球旅行呢？

事实上，我个人以为这个概念是难以言状的。“记忆之场”的翻译难道不也如此吗？在我看来，有两个特殊性决定了“记忆之场”概念只能在法兰西民族语境下才有意义。

首先，国家在集体记忆形塑中的作用。与欧洲其他古老民族相比，法国在中世纪末最早确立了国家的决定性地位；在王室王朝的延续和随后的共和国建设中，法国用最有效的绝对主义方式锻造了民族记忆。与所有的欧洲邻国不同，法国不是通过经济、文化或者社会来塑造自我意识的，国家在民族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传统中国与法国类似，国家的优势地位同样突出，但更像是帝国框架内的官僚机构，而非“民族国家”。

对于国家的角色，我们还需要谈到不同历史叙事的持久影响。在法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是民族意识的教师和导演。在《记忆之场》第二部《民族》中，我强调了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即重视历史学的历史，关注历史学家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的几个伟大的综合时刻：13至15世纪的《法兰西大事记》、16世纪艾蒂安·帕基耶的《寻找法兰西》、1827年奥古斯丁·梯耶里开创“民族大循环”的《法国史信笺》、1869年朱尔·米什莱的《法国史》，以及1903至1922年体现批判与科学成就的埃内斯特·拉维斯的《法国史》。

国家和历史这两个因素对“记忆之场”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由此，“共和国”“民族”和“复数的法兰西”的区分只有在法国语境中才能获致意义。关于这种区分的方式，中国读者一定会感到很不可思议，因为他们习惯于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过去。

对于法国人来说，这种区分只有在与拉维斯27卷本《法国史》相关和对立的情况下才能被理解。拉维斯的著作出版于第三共和国的鼎盛时期，旨在调和旧制度之法国与大革命之法国的不同而导致的断裂，最终使共和国成为将“民族”与“法兰西”合二为一的历史的最高点。

而《记忆之场》的区分方式试图打破这种统一性，揭示共和国、民族和法兰西是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代表独立的单元，且具有不同的内涵，有必要分别予以考察。

因此，《记忆之场》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书写历史和理解过去的方式。这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此之前，法国历史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法国”是由一系列“事实”组成的，无论这些事实是来自地理、历史、政治、社会、宗教、意识形态还是文学领域，都需要历史学家的探寻和甄别。当然，这些事实的确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事实分解为同样多的符号单位，同样多的“记忆之场”，那么整个法国就成了一个符号性事实，而且是一个纯粹的符号性事实。这样，《记忆之场》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理解开辟了新的道路：《记忆之场》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尝试。

我常常被问及：《记忆之场》与“年鉴学派”运动有怎样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开启了这场运动，费尔南·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继承者。答案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把“年鉴学派”界定为对持续的创新和“新”历史的不懈追求，那么《记忆之场》就是其中一部分，代表了另一个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把“年鉴学派”界定为经济社会史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这是其曾经的主张，那么《记忆之场》绝对是一个突破，旨在成为象征的政治和文化史的宣言及例证。

我最希望看到的是，《记忆之场》能够激励中国历史学家将这种研究方法运用到他们自己与过去关系的研究中。这终将证明为这项翻译事业作出贡献的那些人的努力之价值，我再一次向他们表示特别感谢。

皮埃尔·诺拉

法兰西学术院院士

2022年4月28日，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