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永远是个热话题。教育有怎样的可能呢？这是思想组的编辑们最近在读的书。

《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的异域重生》

【马来西亚】白伟权/著，东方出版中心·时刻人文，2025年6月版

推荐人：彭珊珊

推荐语：

“唐山”是世代华侨、华裔对故土的称谓，下南洋则是一段前途未卜的远行——此去一别，山高水远，有些人再未能归来。“拜别唐山”很贴合这样一部书写南洋华人漂泊、生存与扎根历史的著作。它令我想起的另外一个书名是《顺风相送》，那是一部明代的航海指南，详述天文气象、山形水势与异域航程，也是一卷无声的命运手稿。字里行间未曾言说却无所不在的，是出洋者面对苍茫大海时的无奈与坦然，一种深植于华人移民史中的悲壮感。

本书以马来半岛北部拿律（今太平一带）为地理核心，将其视为一个连接槟城、印度、中国和马来半岛其他地区的节点，以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重现了锡矿开发、帮派械斗、族群互动等历史现场，绘制华人移民在南洋的生存轨迹。作者通过多种档案揭示了华人社会的内部差异，如上层华人对底层劳工的剥削同样残酷，女性在战争中成为被争夺的资源，锡克佣兵在平定拿律冲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些细节共同绘制出一幅更为错综复杂的历史图景。

作者这些年在“寻墓南洋”，深入各地义山拍摄墓碑数据，书中有不少篇章确是由“墓”引申而出。例如从岭南庙冢的一座同治古墓发现一名矿主家族的故事，是马来西亚被殖民之前所剩无几的华人史迹。又如作者统计太平地区年代久远的早期墓碑，其立碑者均不是妻儿，而是“叔”“兄”“弟”“侄”，即亡者的男性宗亲或共事者，这意味着早期的移民，或者说真正的“猪仔”，大多在开发时期已经死亡，要繁衍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事。

“故事的现实是，真正开疆拓土的人，大部分无法享受自己努力的果实。华人底层劳工所面对的剥削者，也不见得是殖民者，更多来自华人的上层阶级。”作者由许多“猪仔”苦力并未留下后代切入，展开对南洋史书写的反思。他提到，传统南洋史书写往往陷入两种范式：一是“侨民史观”，强调华人对南洋的经济贡献与文化传承；二是“悲情叙事”，突出华人在东南亚国家中的弱势处境与身份焦虑。这两种叙事虽然有其历史背景，却简化了南洋华人社会的复杂性，也遮蔽了底层劳工的真实命运。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裔，本硕博皆毕业于地理学系，《拜别唐山》也是一部带着地理学印记的南洋史作品集。比如从矿工的一顿白饭配咸鱼——一种低成本高蛋白的饮食，而引申出一组地理关系的讨论——矿区与渔村的共生。这种从微观物质生活切入宏观地理格局的视角，在书中时有体现。

《朝东屋：一个村庄的百年微澜》

郑嘉励/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版

推荐人：于淑娟

推荐语：

《朝东屋》是考古学者郑嘉励老师的新书，写的是他的家乡——浙江省台州地区玉环县楚门区（镇）外塘乡胡新村朝东屋自然村。最初从副标题看，我以为这是一个村庄的编年史，但“百年微澜”令我略有疑惑，于是更有阅读探求的兴趣。

本书共十一章，分上下两编。上编“村庄”，下编“父母”。村庄的历史从明代讲起，家族的历史从始迁祖说起，但主要还是从出生于1903年的爷爷这一辈的故事开始往下说。所以，“百年微澜”讲的是作者祖辈、父辈到自己三代人在时代变迁之下的命运和生活。从家国大历史来看，这百年来每一重大历史时刻都在这三代人以及他们生活的环境中留下了痕迹，那么，何谓“微澜”？作为读者，我的理解是：一来，作者的切入口小，故事主要围绕家人、家乡展开，这里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如作者所言，他“念兹在兹的村庄发展史、乡亲的心灵史，在外人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二来，就作者家族的经历而言，时代之于个人的影响是既深刻又绵延的，作者在书中数次谈及“命运”，什么是“命”，什么是“运”，在参差比较的人生中既令人唏嘘，也会在一声声叹息中释然。特别触动我的是，作者对于父母的剖析，二人的原生家庭、他们经历的时代，这些如何塑成了两个人的脾性。在小家庭与大家族以及社会生活中，这两个不同性格的男女又如何互动，以及这一切对孩子（作者）的影响。这些影响是至深的，但作者讲到父亲最后的时光，讲到多年后作为“旁观者”的大姑妈对于家族纷争的解说，且不说家国时代的波澜，只是一家中常年恩怨、龃龉，似乎也随着时间、随着一代人的逝去而淡然了。

出版社在这本书的书封特别点明了作者“考古学家”的身份，说“以考古手铲剖开生活地层，打捞未被书写的乡土记忆”，翻开书之前看到这里，以为这本书是作者出于专业自觉为家乡而作的一本书——当然，这一层在书中可以看得见，但我读过之后更觉得《朝东屋》是作者对自我的考古，如作者说“倾诉和书写，是接近故乡、超越父母的方法”，达到这一层后，书中的故事人情就不只在某一村、某一家，而是能引发某些共鸣的。我读着作者的故事，心中想到的是我的家乡和我的家人。

《大门口的陌生人》

何袜皮/著，南海出版公司·新经典文化，2025年7月版

推荐人：朱凡

推荐语：

因在公众号“没药花园”剖析真实罪案而被读者熟知的何袜皮有着前记者、悬疑小说作家、人类学博士等多重身份，本书源于她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人类学博士时撰写的博士论文。相比公众号上那些惊心动魄的犯罪故事，这部以上海某中产住宅小区的保安群体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志显得相当平实质朴。保安在今日的都市生活中随处可见，而正如“大门口的陌生人”这个书名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绝大多数居民而言，他们始终是生活中的他者，将保卫“安全”这样的重大职责交给并不了解的陌生人似乎有悖常理，却又仿佛天经地义般成为了各个居民小区的日常，为什么会如此？这本书在前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在后文中做出了解答。

书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保安工作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在中国大陆，但传统社会中的家丁和镖师等职业在功能上和保安有着相似之处。20世纪末的住房改革、不断恶化的治安问题和逐渐加大的经济差距，共同推动了封闭小区和保安工作的出现。即便2004年以后中国的犯罪率持续下降，但居民的安全顾虑和政府对管理便利的追求形成的合力让保安行业不断壮大，而这份工作的职责也变得越来越多和杂，从保卫安全变成了一份为业主、物业和居委会等服务的“琐碎工作”。

另一项颇具启发性的洞见关于“恐惧”。一方面，作为非正式就业的流动人口的保安群体事实上属于中产阶层严重的犯罪高风险群体，但中产业主又允许他们在穿上保安制服时扮演保安角色；另一方面，中产业主对于保安的渴望与其说是出于对犯罪的恐惧，不如说是出于对房产贬值和经济地位跌落的恐惧。而生活在严密防卫的堡垒中的中产阶层之所以比穷人更热衷谈论“恐惧”，是因为恐惧者和被恐惧阶层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中产业主的“受害者俱乐部”事实上设立了加入的门槛，谈论恐惧可以加强群体内部的团结，并将对保安的炫耀性消费变得在道德上可以被接受。

《妇女一直在工作》

【美】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著 蔡萌/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5年8月版

推荐人：杨小舟

推荐语：

工作是什么？美国劳工与妇女史学家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借用了美国政府一个委员会1973年的定义：工作是“一种为他人生产价值的活动”（25页）。这是一本简明妇女劳动史，成书于上世纪80年代，其意义在于挑战了当时人们对“工作”的狭隘认知。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和历史叙事将“工作”等同于公共领域的有偿劳动——工厂、办公室、市场中可以计入GDP的活动。而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育儿、照护老人、维系社区关系等无偿工作，尽管对社会运转不可或缺，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工作”定义之外。这一观察在四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作者通过详实的历史研究揭示，这种划分并非自然形成，而是19世纪“分离领域”意识形态的产物——男性属于公共领域（生产），女性属于私人领域（再生产）。这种人为建构的二元对立，不仅让女性的经济贡献被忽视，更成为限制女性发展的思想枷锁。书中的洞察是：每当战争或经济危机需要劳动力时，女性忽然就有“资格”被召唤进工厂；危机过后，又被推回家庭。女性劳动力成了资本主义体系中可随时调用和抛弃的储备工具。

面对这种不公，女性从未停止抗争。书中所举的不同时期、阶层、种族、年龄的妇女罢工的例子，逐渐拼出一个“理想工作”的愿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劳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让大多数男女工人的工作经历变得沉闷无趣。从事工资劳动的妇女对自由和合作仍抱有充分的期待，她们不仅要求足够的工资，还要求有乐趣的生活。1912年，一群女工在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市的大街上游行，罢工妇女举着横幅并宣告：“我们要面包，也要玫瑰。”目睹此次游行的诗人詹姆斯·奥本海默（James Oppenheimer）在一首诗中写下了不朽的名句：“心灵像身体一样忍饥挨饿。”（22页）

理想的工作应该包含多重维度，除了维持生存之外，创造意义、延续文化等都同样重要，不应该以牺牲健康和家庭为代价，不应该被算法和KPI完全量化，更不应该让家庭照护责任与职业发展成为非此即彼的选择。

距离此书出版已经四十年，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强化了对所有劳动者的压榨：零工经济将不稳定包装成“自由”，数字技术让工作侵入生活的每个角落。这种普遍的劳动异化，让承担双重负担的女性处境尤其艰难。我们在“过度工作→没时间照顾家庭→外包家庭劳动→需要更多收入”的循环中越陷越深。

读这本书时我想起了最近做的有关中国老漂带娃家庭的采访，中国大量青年流动人口在城市安家，面临家庭功能超载的困难。无法外包家庭养育和照护工作的普通家庭，就由家中的老年人填补了照护的空档。这些老人离开故土，在陌生的城市照顾孙辈，他们的委屈也来自劳动价值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和尊重。

也许，真正的问题不是“什么是理想的工作”，而是如何创造一个让所有必要工作都能成为理想工作的社会。这是《妇女一直在工作》这本书给我的最大启发。

《教育的可能》

徐加胜/著，漓江出版社·微言传媒，2025年6月版

推荐人：臧继贤

推荐语：

本书作者徐加胜现任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执行校长，拥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两个身份对于这本书的阅读都很重要。一是读者的确想知道身处教育一线、并且居于重要管理岗位者的教育理念，因为他或者他们怎么想实在太重要了，会影响很多孩子的一生。二是，从书中的内容来看，作者具有很强的反思精神，并且思考的都是根本性的问题——基础教育应该追逐什么，并且如何实现我们的追逐，这应该是同他的哲学专业有关。

作者面对基础教育的基本问题，提供的回答有三个关键词——独立人格、长期主义和高质量关系，这也是这本书三个部分的主题。独立人格不难理解。长期主义是指“教育的过程和教育的评价都应该坚持长期主义的标准，只有如此，教育才能够摆脱眼前的功利与局限”。高质量关系源于作者认为“教育的质量取决于教育中各类关系的质量”。我想这样的回答对于很多家长来说都是认同的，但如何落实到基础教育的实践中，想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作者在书中还提到一个有趣的比喻——有些父母对子女的爱缺少温度与力量，就好像一个拙劣的演员在扮演一个角色，没有内心对于角色的体悟。看到这里的确想笑——父母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是个拙劣的演员，但也难免在有些时候是的，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教育工作者身上。但笑归笑，我想到的是，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一生中遇到一个真正走心的父母或者老师，已经是很大的幸事了，毕竟教育这件事太难了，需要全身心的投入。

《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

刘文楠/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不久前关于吸烟的讨论很热烈。想起十年前曾有著作讨论过近代以来的三次“不吸纸烟运动”，于是找来拜读。作者在绪论的最后说：“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控烟政策，减少吸烟人口，降低纸烟消费量，并使人们逐渐养成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的习惯？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不吸纸烟运动做一番历史研究也许可以为今天更好地推行控烟政策提供更多借鉴和启发。”（23页）控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是升斗小民可以左右的，不过了解历史，可以大概知道大家都在争论些什么，争论背后的动机和话语系统是什么，这是比较有趣的。

作者对运动的定义是：“一群人以反对吸纸烟为目标形成一个组织，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展开密集的公共讨论和宣传，以制止自己和他人吸纸烟的行为。根据这个定义，虽然阐述纸烟之害的言论时不时在报刊上出现，也经常有人撰文反对吸纸烟，但近代中国称得上不吸纸烟运动的却并不多。” 

近代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第一次不吸纸烟运动由美国新教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Thwing）于1910年在天津发起。第二次不吸纸烟运动则由曾经担任过刑部侍郎和驻外使节的伍廷芳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最后一次不吸纸烟运动是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一部分，并获得浙江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在当地蓬勃开展。这几次运动分别体现了由外国传教士、中国进步精英以及各级政府官员所领导的三种不同类型的宣传和动员方式。（第4页）

1899年《申报》上有一篇文章，是中文媒体上最早以烟草含有毒的尼古丁、有碍健康为理由劝诫人不吸烟的文章之一，但文末作者更补充一句道：“然则人果何为而必吸烟，且不吸我中华自制之烟而反吸来自外洋之昔介（雪茄）烟、纸卷烟，使其既戕其身而又耗夫财力哉？”（46页）这个说法背后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很明显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彼时鸦片带来的心理阴影还长期存在，又加上烟草进口带来的财富的流失，所以丁义华宣传的运动“恰好叩动了当时国人的心弦，与国人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担忧产生了共鸣”（58页）。这令人想到现在一些吸烟人群主张的烟草税造航母的思路，吸烟与不吸烟，都与宏大叙事接上了榫头，仿佛底气更足了。作者指出：

纸烟和不吸纸烟运动都是源于西方的舶来货，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产物。纸烟在中国的流行是工业化大生产后资本在全球寻求新市场的结果，而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则是源于英美的价值观向其他社会的扩散。（66页）

双方挥舞的都不是自己的旗子。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医学水平，对吸烟危害健康尚未提出确凿的证据，在公众宣传领域，更加似是而非。

第二次不吸纸烟运动是由伍廷芳于1911年夏在上海倡导的。发起这一运动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在上海的新型城市社会精英，他们倾心于西方现代文明，并热切地想要按照西方模式来改变上海。其宣传的重要公共空间就在著名的张园。不过这一运动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当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将精英们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时，不吸纸烟运动便失去了动力，很快偃旗息鼓了。（69-70页）

伍廷芳最担忧的是吸烟对国民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了他担忧吸烟对个人健康的危害。所以当时有些宣传在反对国外纸烟的同时，鼓励用烟斗取代纸烟：

将中国旧式之旱烟竿研究改良，宜短小嘴或全银竿，镌花卉人物，挂以绣彩荷包，务令人悦目。人心喜新，势必食中国之烟矣。（97页）

宁要中国的xx，不要外国的xx。在民族主义叙事的背后，鼓励抽烟斗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吸纸烟会模糊社会等级间的清晰间隔，破坏“体面”。

伍廷芳等上海精英领导的这个运动，显示了地方社会在进行社会改良和地方自治时的多样性、广度和活力。所以他们对于辛亥革命也积极支持。但让人感到尴尬的是，这次运动的夭折，也是拜辛亥革命所赐：“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及在革命之后，许多革命派来到上海，这些中华民国的革命派领袖都吸纸烟。纸烟甚至在陈其美的都督府客厅里被用来招待客人。结果，互敬纸烟在上海乃至全中国很快又成了社会交往中的流行风气。”（105页）

材料最丰富，讨论得最细致的则是第三次运动，对于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很多历史学者都指出“该运动隐含的极权主义政治意图，以及蒋介石希望通过此运动增加自身权力地位的政治野心”（113页）。规训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军事训练到控制人们的日常行止，新生活运动中的许多举措的确旨在将个体塑造成服务于国家的有效机器，正如福柯在对现代监狱和军队训练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全面塑造规训身体的机制。（129页）所以，新生活运动的宣传话语中并没有详细说明戒吸纸烟的理由，只是制定了如“纸烟勿吸”、“走路不得吸烟”的条例，让民众遵守。这是由国家主导的运动，所以无需解释理由，执行即可。这样原则性的条款，在地方执行时必然会走向过激。如浙江海门县的地方政府，就将之理解为另一场民族主义运动，开始重演之前的抵货运动。（138页）双方都把状子递到蒋介石手上，于是有了既要又要的批示：

新运重在道德感化，使人努力向上，决不能借此提倡排货，尤不能借任何商人假为营业竞争之工具，早经迭令训示。该英商颐中烟草公司系正当合法之营业，对于我国政府一切手续均已遵照办理，自应一体享受保护，何得借口新运妄加干涉，且更劫夺焚毁，实属轶出法律范围，完全与新生活运动本旨相违背，务希迅即查明，严加制止。（138页）

作者特别与当时纳粹德国的不吸烟运动做比较，新生活运动一是宣传力度不够，只学到了专制，没学到动员；二是没有科学研究为反吸烟提供论据，只是宣扬传统道德的“礼义廉耻”。

在第四章，作者从细部观察浙江的不吸纸烟运动，其涉及范围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民众、外国和中国的纸烟厂商在内，这些角色各自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产生复杂的互动。……在这些地方的动员和争议中，政府公权力的在场和隐退往往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成为各方博弈时可资利用的工具。（193页）

回顾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历史，至少可以意识到，如今围绕控烟（非禁烟）争论的双方恐怕很难一刀切地下定论，在维护个人私权和尊重公共秩序之间的博弈和平衡，从现实环境看，不可能一蹴而就，诉诸宏大叙事，未必能解决问题。

最后说一句，此书已出版十年，貌似完全可以再版，至少双方争论的时候，可以多一些历史的证据。

《理解政治：从荷马到施米特的27部核心文本》

任军锋/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8月版

推荐人：丁雄飞

推荐语：

《理解政治》是一部西方西政思想史的通识读本，从荷马到施米特，精选二十七个核心本文逐一解读。每章设有“文本导览”，为读者提供清晰而精要的入门引介；“延伸阅读”部分则汇集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文译作与本土学者的研究，集中展现了当下中国学界对于这些西方经典的整体接受与研究水平。

任军锋在解说中展现了鲜明的方法论意识：纵向上，他追踪后世思想家与先哲的对驳辩难；横向上，他善于通过“哲人与僭主、哲学与政治、上帝与凯撒、科学与权力之间是否有调和的余地”这类根本问题，打开思想场域。他的方法论自觉，正是要“沟通政治史与政治思想史”。

这本书将讨论的下限划到施米特，源于作者的分期判断：在施米特之后，“政治思想”进入学院，“思想者不再行动，行动者不再思想”，“政治理论所关注的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面对这一转折，任军锋认为需要探索全新的讲述方式。

《魔鬼与上帝》

【法】让-保罗·萨特/著 罗嘉美/译，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版

推荐人：韩少华

推荐语：

这本书收录萨特的三出戏剧剧本。尤其是其中《魔鬼与上帝》一出，少年时期囫囵吞地看过，一直念念不忘，最近重新读一遍，觉出真正的滋味来，也终于明白多年来三不五时拿来做谈资实在可笑。

该作的丰富性绝非简单复述能表达，因此就不复述了。主角格茨本身在第一幕当军阀、在第二幕当伪先知，与叛教的教士海因里希形成对照，市民起义的领袖纳斯蒂与农民暴动的煽动者卡尔又形成一组对照，格茨在第一幕的情妇卡特琳与第二第三幕出现的格茨的仰慕者希尔达也形成一组对照。

其中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主角格茨在恶与善之间的游走，恶也不尽然恶、善也不尽然恶，在一年零一天的期限里，终于走出绝对善恶观的束缚，喊一句“上帝死了”，然后“走进人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架空创作，虽然意在表达存在主义的思想，但是并没有罔顾故事的历史背景，而是巧妙利用了历史。七年战争的背景、中世纪晚期中欧人的精神世界，都被利用起来。剧中的善与恶，与故事背景中人与教会的关系密切相关。教会、贵族、自治市、乡村领地，各种关系无一不在历史层面合情合理，又能被娴熟运用到叙事中。

简单来说，这出戏剧剧本，充满反转、又不是简单的反转，酣畅淋漓的恶徒与苦修的圣徒交替登场、又集于一人之身，这或许是时下通俗读物读者一旦接触到也会喜欢上的特质。当然，也许正是这部创作于七十多年前的作品无形中影响到后来者呢。

这本书虽然首版于近四十年前，但是二手书并不难买到。此后出版的各版萨特文集的中译本也都收录了该剧剧本。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

【德】卡尔·洛维特/著 区立远/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5月版

推荐人：龚思量

推荐语：

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翻开本书，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反思那段历史。本书的作者是犹太裔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自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流亡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地。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指出，洛维特的经历可谓一部“一个人的流亡史”。

必须说明的是，洛维特在本书中除了描写流亡经历之外，更是花了极大篇幅书写自己同时代的哲学家与纳粹之间的关系。他对海德格尔的批评极为犀利，将后者称为“矮小的巨人”，并强调了海德格尔思想与纳粹之间的联系。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并不是单纯地针对他为纳粹效力的行为，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的政治投入，其原因根植在他的哲学思想里面。这不是“一时的失节”，而存在某种必然性。考虑到纳粹上台后，海德格尔对其老师胡塞尔的冷漠态度，以及海德格尔与洛维特曾在弗赖堡（Freiburg）建立起的关系，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似乎更多了一丝复杂情感。

《武夫当国：五代十国的君王与士人心态》

杜文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长城砖，2025年8月版

推荐人：钟源

推荐语：

这本《武夫当国：五代十国的君王与士人心态》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文玉教授历史普及的一次“新尝试”。借用其在后记中总结的创新之处：一、本书不以历史时序撰写，而是从《韩熙载夜宴图》为切入点；二、以南唐历史与人物为中心；三、关注“五代十国”之外的割据、半割据政权，如秦岐、定难军、归义军等。

通读下来，杜文玉教授对时人的心态与社会风气的剖析最令我印象深刻。比如他归纳北方因战乱有隐逸之风、混世之风等，南方如西蜀浮靡之风、吴和南唐有重教之风等，“五代十国时期的士风南北不同，这是由于南北方社会环境不同所致，因为社会环境对士气的形成具有极大的影响。士人为了适应宽松或严酷的社会环境，不得不改变各自的处世方式和精神追求，从而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不同士风”，直指要害。

虽然文字流畅，语言上有一些文学性修饰，但本书“无一字无来历，绝不虚构”，仍然是一本严肃的五代十国史，亦是一部发人深思的社会心态史。

《小李飞刀4：天涯·明月·刀 飞刀又见飞刀》

古龙/著，河南文艺出版社·读客文化，2013年4月版

推荐人：顾明

推荐语：

金庸武侠全都看过了，倒是没看过古龙。今年是古龙逝世四十周年，去听了一场纪念讲座，讲者、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陈墨研究员提到，古龙的创作起伏很大，而他认为《天涯·明月·刀》是他最后的巅峰之作，尽管在读者那遭遇了“腰斩事件”——因为读者投诉太多，连载不得不中断了。这让对《天涯·明月·刀》寄予厚望的古龙备受打击，之后便一蹶不振，没有什么高质量产出了。学者和读者的评价如此两极分化，让我很有兴趣来读一读这部只记得以前看过改编电视剧的小说。

“天涯远不远？”“不远！”“人就在天涯，天涯怎么会远？”“明月是什么颜色的？”“是蓝的，就像海一样蓝，一样深，一样忧郁。”“明月在哪里？”“就在他心里，他的心就是明月。”“刀呢？”“刀就在他手里！”“那是柄什么样的刀？”“他的刀如天涯般辽阔寂寞，如明月般皎洁忧郁，有时一刀挥出，又仿佛是空的！”（为了阅读方便，删除了分行，大家可自行脑补古龙的文字风格。）光看这个开头，就明白读者为什么要投诉了。小说开篇很长的一部分都是在这样看似很哲理又似很废话的文字中缓慢前行，故事的主线很不明显，显然习惯了金庸传统武侠的读者不会买账。但古龙一心想创新，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他在《天涯·明月·刀》中用诗般的语言和自己独特的哲学思考，打破了武侠的俗流。他在小说中借主角傅红雪之口，不停地在问：人为什么要杀人？他遇到的或者说被他所杀之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其实，随着故事主线慢慢展开（也就是熬过了连载中断前的那部分），小说情节便越来越精彩，尤其是大boss公子羽现身后。当然，古龙在其中也经常出现大开脑洞的地方，比如突然提及女人的月经，又比如深夜游荡的傅红雪，看到一扇窗户里还有光，“窗户里的人还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睡？是不是夫妻两个人在欢愉后的疲倦中醒来，正用晚饭时剩下的菜煮泡饭吃？是不是孩子们在半夜醒了，父母们只好燃起灯替他换尿布？”总感觉有点突兀。

《邪恶的幸福》

【丹麦】托芙·迪特莱弗森/著 李思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野spring，2025年2月版

推荐人：方晓燕

推荐语：

《哥本哈根三部曲》作者的短篇小说集。作为对生活，尤其是婚姻生活的切片，作者的切入角度在技术上着实令人惊叹：一只流浪猫之于一个不想要孩子的丈夫和他刚刚流产的妻子（《猫》）；母女俩趁扫兴又刻薄的父亲睡着的时候兴奋装扮着一套廉价的狂欢节服饰（《夜后》）；怀着孕的幸福小娇妻如何目睹自己的丈夫与房产中介联手压价，而那是一个遭到丈夫抛弃不得不卖掉房子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的女人（《好买卖》）……

作者说，“我们对最亲近的人内心发生的事毫无兴趣，可能是许多问题的根源”（《延续》）。婚姻和亲密关系中那些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完全不值一提的静静熄灭、默默崩塌的瞬间，那些“像穿过筛子一样穿过”（《伞》）了我们的伤人的话，那些我们甚至“对自己漠不关心”的时刻（《居民区的一个清晨》）。还有“在这个被围困的疯狂世界中”，那些“正常到不可救药”的人所坚守着的日常——“要一直和他同频实在太难了。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大声读给她听，而她正站在一锅炒蛋旁边。她能从他的声音中觉察出自己什么时候该微笑，什么时候该点头表示理解。她觉得自己像个白痴。她并没有真正听进去那些词句，只是听着他声音里的兴奋和紧张，同时在想无数其他事情：怎么才能安排九个人在餐桌旁坐下？他们差两个杯子，有个杯子有缺口，但她可以用那个。只要心怀友善，三个人也能挤在沙发上……”（《抑郁》）

然而，每个日子依然“以令人信服的理由结束”了（《小鞋子》），看起来“几乎是幸福的”（《延续》），邪恶的幸福。

《幽赞化行：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见中古中国的占验与信仰》

游自勇/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5年8月版

推荐人：黄晓峰

推荐语：

本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对中国中古时期的占卜与信仰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展现了中古时期人们的占卜实践、信仰世界与知识传承。中编利用出土的丧葬文书，探讨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冥讼源流，以及现实与冥界的关系。受知识储备和个人兴趣所限，主要阅读的是中编的数篇。

作者在后记中解释了书名的由来：“幽赞”出自《周易》“幽赞于神明而生蓍”，中古时期生民的占卜、信仰与知识传承，最终都是为了现世的“一己之福”符合儒家所谓“化行天下”的理念。（337页）

在第八章，作者讨论了一份吐鲁番新出的北凉时期（433年）高昌郡高宁县的《冥讼文书》：

原告赵货本是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的百姓，时年三十岁，其自言突然被叔叔赵琳告到官府，最终枉死。他满怀怨恨来到冥界，吁请天地体察他的冤屈，并且向盐（阎）罗王提起诉讼，请求拘勾赵琳全家来冥界对质。显然，这不是一份阳间的诉状，而是冥诉。赵货母子在向阎罗王提起诉讼的同时，也希望他们死去的先人能尽早清楚明了地作出决断和处理。（155页）

作者在对这份文书进行详细考辨后指出：5世纪前期，阎罗治狱的信仰已经存在，同时也已经以“平等”来意译阎罗。……在中古前期，已有使用“平等之主”的词汇来称呼阎罗了。从阎罗大王-平等之主-平等王这样的发展序列，我们能更清晰地发现“平等王”的渊源所在。（163页）

同时，作者也根据这份文书再次重申了一个看法：人们对于先人实际上是抱着两种态度：一方面希望各安其土、各守其分，不要互相干扰；另一方面又要时常祭祀，祈祷先人的保佑，这一点在墓券材料中其实也有反映。（174页）

接着的第九章，作者以这份文书为起点，从更大范围讨论了先秦至南北朝的冥讼问题。所谓冥讼，就是在人死后世界发生的诉讼。所以，相信人死后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继续存在，同时能够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这是冥讼存在的前提。对于中国古代大多数的民众来说，这显然不成问题，他们普遍相信来世，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冥讼存在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需要有受理诉讼的机构。现实世界中，人们可以向官府提起诉讼；而死后世界里，又该由谁来受理诉讼？（179-180页）

这个问题密切关联着冥府的起源与发展。作者指出：

当时的观念里，人的生命来源于天，各种司命神祇代理天帝执行主宰人间生命的权力；虽然黄泉、九京（九原）下土逐渐成为地下世界的代名词，但总体上对地下世界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于是死后世界的主宰者便只有一个，即天帝。因此，如果要进行冥讼，只能向天廷或天帝提起。（181页）

我觉得，从先秦一直到东汉末年道教兴起，冥讼制度都是象征性的，虽然天、帝之外，太山、地狱、黄泉等名称概念逐渐出现，但如作者所说：中国本土的早期信仰、佛道两教对于死后世界的观念均汇集在一起，显见还未来得及充分整合。……魏晋之世，天帝这位最高神灵仍然掌管着死生事务，即使是道教的冢讼，其申诉对象也依旧是天帝。（189页）

但这种变化还是在缓慢发生的，这包括两方面的进程，即思想与组织上的，思想上是指随着地上世界大一统的完成，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包含了宗教领域的大一统，先秦时期地方化的、碎片式的幽冥世界逐渐与阳间对应，一个最能说明的例子就是东汉以来出土文献中流行的“生人西属长安，死人东属泰山”的观念，鬼魂需要集中管理，这是思想上的一个大飞跃。而组织上的变化，则是在“地下主、地下丞、主墓狱史、墓门亭长”这些墓葬保护神之外，另外组织了一套融合儒释道的负责冥讼的冥官。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主生死的司命、北斗等都是星官，星官来到阴间，是一个从天官到冥官的过程。为了应对越来越繁复的冥讼，除了天官之外，生人死后进入阴间担任冥官（冥召），并逐渐接管司命等在阴间的权力，从组织人事上来说，是冥官的最重要来源。

作者对于冥讼问题的讨论，让我们注意到，冥讼观念是推动冥府形成乃至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只是这一地下世界的观念到实践，其变化非常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