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陆地版图中有30%的面积属于干旱区，涵盖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天山南北路、阿拉善高原与柴达木盆地等重要区域。水资源开发是干旱区社会经济存在发展的前提，水利史因之在干旱区整体历史中具有纲纽意义，与环境演化路径、边疆治理模式、区域社会特质等课题关系密切。干旱区水利史研究曾长期游离于中国水利史的主流关切之外，近年来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渐趋活跃，发现干旱区水利史的独特问题是重要进展。“理水龙荒”栏目的作者，都是正在或曾经作为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团队成员从事干旱区水利史研究的青年学人，他们将从不同方面围绕河西走廊、宁夏等地的关键水利史课题呈现自己的思考。

一、找寻草湖的行迹历程

当我们的车在农田与芨芨滩交错的无名道路上颠簸行驶时，轮轴每转一圈似乎都带着滞涩的沉坠感。看着司机师傅费劲地转动方向盘，坐在副驾驶的我担心车陷于泥泞的同时，不禁对自己所作的攻略产生了怀疑，我们为何要踏上这片土地？

彼时我们所处的位置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贺家墩一棵树地区。明花乡位于河西走廊中部、巴丹吉林沙漠南缘，东北与高台县毗邻，西南与酒泉市肃州区接壤，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北部的一块飞地，并不与政区主体相连接，地方文化爱好者称其为裕固族的“一方孤岛”。自明代裕固族东迁队伍踏进嘉峪关，他们的迁徙故事便在游牧区域广为流传，至今仍有民歌传唱：

我们是从那西至的哈至走来的，用骆驼驮着老人走到了千佛洞，从千佛洞又走到八字墩顶上眺望，八字墩下有条横路通向远方，沿着横路走见到了人烟……问了之后才知道是盐池河，于是十八家人住在了这里。

清康熙年间裕固族被分为七族，其中亚拉格家、贺郎格家两个部落即居住于今日的明花乡地区，我们所寻找的“一棵树”目前主要是贺姓人居住区。在这里我们见到的是一片农牧混合区域，一方方浓绿的玉米地中间穿插着一块块芨芨草已开始泛白的滩地，其间用铁丝网区隔开来。这种景象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在此之前这片土地是裕固族人的牧场，称为“一棵树草湖”。

我们循着泛黄档案中的“草湖”墨迹而来。提及草湖，人们印象中总会浮现如今嘉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那般草丰水美的景致，然而这里主要野生植被芨芨草茎叶嶙峋硬立、土壤更是焦黄色泽，可见这方天地的干涸。20世纪40年代这里的地下水位还尚浅，就算后来开垦土地以土井取水，不过1～3米即可见水，但是现在机井普及，打井深度已达百米以上。随着农牧混合经济的稳定发展，裕固族人不再随水草而迁徙，一代一代在这里延续，“一棵树草湖”的游牧景观特性褪色，随之代替的是以血缘联结的“一棵树家族”在这片土地生根发芽。

图1 一棵树地标 王申元摄

车轮行驶过最后一块农田，转而是无边的芨芨滩地。若说穿行戈壁时，满眼的砾石黄沙只会让人感觉前路被单调吞噬，心生倦怠的茫然，那么此时的茫茫白草只会让人深陷未知前路的恐惧，不知沿着这条路是否会顺利到达下一个地点。与两者相对的是，农田区会给人无比的安全感，因为穿越过一片片农田，终会走到炊烟升起的地方。

图2 芨芨滩 王申元摄

在渠引河水灌溉的农田区也有一类草湖，其形成机制在于浇灌农田的余水排向低地，最终形成低于农田的一片洼地。这类草湖中植被丰茂，芨芨草、芦苇、冰草等生长其中。这让笔者想起多年前曾与同学前往瓜州、敦煌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河西移民口述调研”活动，通过口述采访了解到移民们初到河西走廊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与人力改良盐碱地，其中一项重要的活动便是“洗碱”，即通过灌溉达到冲洗土地，减少盐碱化程度，但这也导致有的移民长达两三年收成歉收，甚至没有收成，倚靠国家供应粮生活。想来自汉唐至明清时期的移民屯垦，大抵也是如此情形。

河西走廊因夏秋农业灌溉用水量较多，地下水埋深呈现出夏秋深，冬春浅的情形。春季土壤含水量增加，当地民众称其为“发潮”，有记载称其“望之大水汪洋，如灌水一样”。但地下水含有较多矿物质，待潮气蒸发，地面露出洁白的碱土，需除碱方能耕种。乾隆四十四年（1779）时任甘州知府钟赓起主持修纂的《甘州府志》中记载了高台屯田以水洗碱之事。“故开垦新地，例先泡水，候碱气入地，俟土性将干，然后摆篱播种，或用手洒扬……至于冬水秋水，尤不可误，盖碱气性热，雪水性寒，经此可以消降。”历来民众即在田地边缘尾迤处，专留一块草湖地，用于撤泻洗碱之水。先辈“以水排碱”的治地窍门，一代代人用得熟稔，草湖中的植被也自在繁茂。但当耕地的犁铧不断推进，迎来的是灌溉水资源的极度管控，曾经被视为以水排碱来改良土地的行为，却演变为灌泡草湖、妨害水利的恶劣行径。

二、灌泡草湖的时代跨越

河西走廊本就水资源匮乏，当用水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时，灌泡草湖这一原本为适应环境而形成的做法，逐渐成为扯动矛盾的引线。有限的水源既要满足耕地灌溉的需求，又要支撑草湖的维系，看不见的水权边界在耕地与草湖之间逐渐模糊又时时碰撞，每至灌溉用水时节，不遵水规的现象频频出现，这在上下游之间尤为明显。

黑河干流自祁连山发源出莺落峡后，进入中游区域张掖市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出正义峡后进入下游鼎新县（1956年鼎新撤县，并入金塔县）、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鼎新县元明时期为蒙古群众牧场，清雍正初派屯军驻扎于此，雍正三年（1725）召民开垦兴渠，设毛目、双树二屯。作为下游新垦屯区，灌溉用水受限于上游高台、临泽、张掖等区域，以至于灌溉时期，时有上游截断河堤，下游无点滴之水的情形。雍正五年（1727）订立“黑河均水制”，解决下游新垦区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规定下游灌溉期内，上游需关闭所有引水口。但仍有不少私开渠口，灌泡草湖的情形。至民国初期当地政府明令禁止“只许灌溉田亩，不许灌湖”，奈何成效不佳，以至于鼎新因上游灌泡草湖屡禁不止而深受其苦，慨叹“似草滩重于田禾，畜命重于民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河西走廊的水患与水荒得到系统性治理。为化解积年的水利纠纷与调配季节性奔流的河水，国家在此启动了多项调蓄水库的修建工程。这些拔地而起的水利设施，不仅重新规划了水流的路径，更重塑了灌溉秩序，即在优先保障农田用水的前提下，配水清单中出现了草湖。

张掖档案清晰记录着这种转变。1955年张掖专区农田水利工作总结显示，当地已着手改建配水制度。这一年黑河水系水量丰沛，在水库完成蓄水后，多余水流沿着河道漫灌了草湖与林地。1959年制定灌溉计划时，张掖专区明确提出在水库蓄满的基础上，需统筹浇灌林地、草湖、戈壁、沙滩、荒滩共计600万亩。值得注意的是，滋养草湖的水源并非仅有春水。每逢夏季汛期，洪水漫过滩地形成的自然径流，同样为草湖提供着关键补给，让枯荣交替的草木得以延续生机。

在政府主导的中国干旱区生态治理的政策驱动下，绿洲草湖迎来了新的生机，并在新时代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得到广泛宣传。自2000年开始，由国务院统一部署的黑河干流水量调度工作启动，黑河干流根据制度安排向下游按期、按量输水。2001年国务院批准《黑河流域近期治理规划》，明确把居延海的水面恢复纳入治理目标。经过多年持续努力，至2003年东居延海实现了全年不干涸，2017年水面恢复达到66.3平方公里，达到近100年来最大面积。

为减缓敦煌地区面临的湿地萎缩等生态问题，2011年国务院批准实施《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项目，明确规定疏勒河每年必须由双塔水库向下游排放不少于2000万立方米的生态流量，用于西湖湿地补水。2016年，双塔水库首次向下游排放生态用水，次年，中新社就发表了一篇名为《甘肃敦煌盐碱荒滩现碧波湖面，引民众戈壁“看海”》的报道，世人惊讶地发现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彻底干涸的哈拉淖尔湖重现荒滩戈壁中。2020年媒体又报道了西湖自然保护区内戈壁荒漠上又惊现一处淡水湖泊——艾山湖。

图3 艾山湖全景 甘肃省疏勒河中心王彦林摄

曾经带着实用印记的灌泡草湖之举，如今已升华为对生态价值的珍视。这些重新焕发生机的草湖，不再是土壤改良的工具或是草资源生长的依托，更成为维系干旱区生态平衡的关键点，见证了从实用考量到生态自觉的跨越。

三、草湖草资源的实用价值

历来行经于西北边疆的人们，较多留下“黄沙碛里”“白草枯”“塞外秋风寒”等恶劣的环境印象，但也不乏塞草肥美、绿草茵茵等优美的环境表达。明代左光斗《入塞曲》中“大漠高空尘不飞，新秋塞上草犹肥”，不同于“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的荒凉景象，展现了初秋时分边塞牧草依然丰茂肥美的景象。雍正十一年（1733），沈青崖驻肃州掌管军需，其笔下的绿洲风物如南国水乡，玉门关外不再是“春风不度”的萧瑟凄凉之感，而是呈现了“马埒平铺浅绿莎”，“春风此日玉门多”的盎然生机。在干旱半干旱的绿洲生态系统中，草湖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绿色符号，而这“绿”的核心载体，正是草湖中生长的草资源。

草湖中的草曾以柴薪、畜牧之资、果腹之物等多种形态，融入绿洲社会的生计日常，是过往人们生活生产的重要物质资料；它又以涵养水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功能，支撑着当下的生态图景，始终是绿洲社会不可或缺的生命底色。其价值的丰富性，既显于文中提及的具体用途里，也隐藏于那些未及尽述却又根植于地域记忆的生存关联中。

在以西北农村为故事土壤的《隐入尘烟》中有这样一幕，主人公马友铁驾着驴车为牧羊人送去两袋土豆，偿还修建房屋时所赠送芨芨草的恩情。用芨芨草编帘衬屋的做法在清代《甘州府志》中即有记载。其实草编工艺在我国民间十分普及，据考证中国最早的编织物为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人制作。近年来随着国家出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不少地方注重挖掘草编遗产。河西走廊虽缺乏具体草编技术工艺的文献记载，但有不少草编实物的出土。1959年武威磨嘴子墓群M22出土了一件极为精巧的“锦缘绢绣草编盒”，是汉代女子盛放女红用具的盒子，其编织手法在骆驼城墓群遗址所出土的魏晋时期的“草编奁盒”中也有体现。

图4 草编器具 高台县西北民俗记忆博物馆藏

草编器具的实用性，在绿洲区域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至现代河西走廊不少农家中仍在使用草编制品。草本的韧性适配着干旱地域的生计需求，而这份与草共生的智慧在开启水利修建的篇章时，以另一种姿态融入关乎绿洲社会存续的工程之中。

河西走廊绿洲整体环境中缺乏大型优良石头及木材，诸多水利设施都依靠草本植物辅助完成。在构筑拦河式渠首时，即编织草笼，填充卵石于其中；构筑塘坝式渠首即将根系较发达的芨芨草连根带泥拔出，堆筑形成“芨芨墩”。河西走廊水利修建中，另有一种“树是河之骨，草为渠之筋”的说法。清雍正十年（1732）慕国琠在大学士鄂尔泰的保荐下，前往陕西任职，后川陕总督刘檄任其专管高台县境内的三清湾开浚屯田事宜。慕国琠在开凿三清渠时，就使用了草皮衬砌渠道的方式，减少渠水渗漏。这里的“草皮”指的是在河滩地连根铲起带有泥土层的野草，看上去似乎是长满青草的立方形土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河西走廊土渠仍盛行的时候，草皮衬砌渠道的方式仍是减少渗漏、防止冲刷的主要选择。

草湖的水脉与草资源的肌理，深深嵌入了河西走廊绿洲社会。当东居延海的水波照映着芦苇荡，哈拉淖尔湖重现的碧波引来“看海”的人群，草湖与草资源所承载的，早已不只是河西走廊的过往与当下，更是所有干旱区域在人与自然共生中，寻得平衡、走向长远的永恒启示。

图5 敦煌西湖自然保护区湿地 甘肃省疏勒河中心王彦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