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所作出的解释”。他们的研究共同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图景，揭示了现代社会为何以及如何摆脱了数千年的经济停滞，步入持续繁荣的轨道。

从“增长文化”到“创造性破坏”：三位获奖者的互补贡献

这三位获奖者的研究可以看作两个互补的部分。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关注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问题——为何工业革命与持续增长发生在18世纪的欧洲。他认为，这一历史性突破源于一种独特的“增长文化”的形成：这种文化崇尚知识、实验与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并坚信科学发现能够改善人类生活。莫基尔进一步区分了两类“有用知识”——关于“为什么”的科学原理（“命题知识”）与关于“怎么做”的技术方法（“指令知识”）。工业革命的关键在于在这两种知识之间首次形成了强大的正反馈机制，科学指导技术，技术反哺科学，使技术进步成为可持续、可积累的过程。与此同时，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与思想上的统一，也为这种文化的孕育与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而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与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则将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思想形式化。他们在1992年的开创性论文中，将经济增长描绘为一个由企业创新推动的动态过程：企业家为追求垄断利润而投资研发，一旦成功，新技术便取代旧技术，旧企业被淘汰，而新的竞争者又不断涌入，形成一个永不停歇的创新循环。通过他们的模型，技术进步这一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被纳入一个由市场激励和竞争机制驱动，同时也可以被经济政策影响的内生变量。

可以看出，三位获奖者的研究背后有着深刻的逻辑一致性。他们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构成了对“创新驱动增长”这一宏大主题的完整解释。莫基尔回答了“增长从何而来”的问题——为什么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持续增长；而阿吉翁与休伊特则揭示了“增长为何能持续”的机制——创新竞争如何在市场中不断自我更新。

对中国的启示：“反内卷”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

这三位学者的理论，对于理解中国当前的经济转型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在保持竞争活力的同时实现创新驱动，已成为摆脱“内卷”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内卷”的本质是一种低水平、零和博弈式的竞争，竞争虽激烈，却缺乏真正的创新与突破。阿吉翁与豪伊特的理论提醒我们，健康的竞争应当是“向上”的创新竞争，而非“向内”的资源消耗。只有当市场机制能够对真正的创新行为给予回报，企业才会将资源投入到创造更优质产品和服务之中，从而形成积极的技术进步循环。莫基尔的研究则从文化与认知层面提供了补充。他指出，走出“内卷”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鼓励探索未知、容忍失败、尊重科学原理的社会文化。如果社会只奖励对既有框架的微调，而忽视了对基础原理的探索，就会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术困境。

与此相对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创新文化与制度激励的支撑。其核心在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而技术突破的源头是科学知识的积累。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注重基础科学（命题知识）与应用技术（指令知识）的良性互动。科学研究是创新的根基，没有坚实的科学基础，技术应用便会缺乏持续演进的动力。因此，国家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长期而稳定的投入，同时建立高效机制，促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向产业的有效转化。

基于三位获奖者的理论，我们可以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首先，要营造鼓励“创造性破坏”的竞争环境，保持市场开放与公平竞争，降低新企业的准入门槛，防止行业垄断企业抑制创新，使资源配置从“内卷”转向“颠覆”。其次，强化科学与技术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流动，使应用创新扎根于科学突破之上。第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确保创新者能够获得合理的垄断回报，从而为高风险研发活动提供持久的激励。最后，建立与“创造性破坏”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失业保险、职业培训和转岗支持等方式，帮助劳动者在产业转型中顺利过渡，减少社会对创新的抵触情绪，使整个社会更加开放从容地拥抱技术变革。

（作者钟辉勇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