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纪录片，需要真实、真相、真诚的叠加。如果只是真诚，但表现很浅，意义不大。如果非常真诚地讲一件虚假的事，那就更麻烦了。”

6月23日下午，本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评委曾海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首先表达了心中好纪录片的标准。

本届上海电视节纪录片单元评委曾海若

作为纪录片、电影导演、编剧，曾海若的作品题材广泛，涵盖历史、人文、自然等多个领域。2003年，他参与《电影传奇》的筹备制作，到2006年担任该节目的总导演。在这期间，他和团队采访了近1500位老演员，深入挖掘电影背后的故事，让那些被岁月尘封的记忆重见天日，也让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纪录片《电影传奇》

2007年，他与崔永元共同探索口述历史类节目的制作，为后续的纪录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曾海若担任20集纪录片《我的祖国》的总导演，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祖国的发展变迁。2010年，他担任32集纪录片《我的抗战》的总导演，这部纪录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拍摄《我的抗战》，团队采访了3000多名讲述者，选取近400位受访者口述，从个人史、小历史的角度出发，展现抗战的真实面貌。

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各类奖项，如《第三极》获得第1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单元——金爵奖提名；《我们的国家公园》入选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相关优秀作品；《极地》获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纪录片优秀作品奖等。

在他看来，纪录片创作如同修行，创作者首先要做的，不是跟风创作，而是回归自我。

创作起点：向内心挖掘真实

当被问及如何捕捉人物复杂而隐秘的情绪时，曾海若的回答直指创作者自身：“拍摄影片首先接触的人是自己……只有极大程度地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才能够了解他人。”

他认为，观察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是重要的创作源泉。当导演对自身有了深刻理解并掌握创作技巧后，才能更好地感受他人。“无论纪录片还是剧情片，所有的处理方式都基于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曾海若发现一个关键入口——接受拍摄中常见的不自然。

“我们经常发现被拍摄者的快乐并非真实，他们希望在镜头前展现某种状态。他们的掩饰或努力构建的外壳，本身就是真实感受的一部分。”

他反对生硬地“纠正”这种状态，“需要完整地接受它，而不是将其视为工具式的任务。接受那些不自然甚至看似虚假的东西，恰恰是接近真实的开始。”

评委视角：寻找新认知与情感共鸣

今年入围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十部纪录片，都以独特的美学语言立体化呈现了这个世界，充分展现了纪录片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爱尔兰大西洋群岛边的海洋生物，美洲大陆广袤陆地上的生命网络，宏观世界的自然奇观让我们啧啧称奇；兽脚类恐龙如何演变为飞鸟，艺术家毕加索有怎样的矛盾性格，社科人文的知识信息让我们受益匪浅；现代高压力生活下的情绪如何应对，旧有文化传统下的自我意识又是不是该觉醒，他人内心世界的自我观照，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白玉兰入围最佳系列纪录片《爱尔兰：野性之岛》（爱尔兰）

白玉兰入围最佳纪录片《毕加索：巴黎的叛逆者》（意大利）

作为评委，面对技术和手法都已非常成熟的入围作品，曾海若的关注点在于影片能否提供新的认知角度。“观看纪录片是否能让我对这个世界有新的看法？能否展现一群我过去未曾想到的人？”

他特别看重作品的情感力量，但不是刻意煽情，而是能与观众建立直接而深刻的连接。

“不管是非洲、印度还是北欧的电影，也许语言不通，但里面有一些能直接打动我、穿透过来的东西。这种共鸣是直接的、珍贵的。”

他特别提到此次入围作品中女性题材的丰富与突破。三四部相关影片角度各异，有古典理想主义的女性运动叙事，也有女性直面困境的表达。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些作品超越了简单的性别对立。

“虽然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她们生活中的‘对手’，但影片没有把男性放到纯粹的对立面……格局更大了。”

他以比利时影片《逆境前行》为例，“它展现女性追求自由时，更需要对抗的是内心的条条框框，这才是最难突破的。”

白玉兰入围最佳纪录片《逆境前行》（比利时）

面对类型、规模差异巨大的作品（如BBC式自然巨制与多年跟拍的小成本作品），评委间的争议往往源于评价维度的选择。曾海若的解决之道，是回归纪录片的核心价值——真实、真相、真诚的叠加判断。“一部大制作也需要符合这三个因素。如果符合得很好，就是好作品，不会因为技术上的突破而加分。”

跨界感悟：纪录片是珍贵的“真实”场域

曾海若长期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个体困境”，他认为纪录片应超越表象，挖掘生命的神性与矛盾性。2025年，他首部自编自导的剧情电影《阳光照耀青春里》上映，该片由肖央、春夏主演。这次“跨界”经历，反而加深了他对纪录片价值的珍视。

剧情电影《阳光照耀青春里》

“拍摄商业剧情片需考虑太多因素：投资方、规模、演员……原本想表达的内容会受到影响。”相比之下，纪录片“直接敞开让你触摸真实的内容”，给了他“心无旁骛拍摄”的纯粹感。他更发现，纪录片拍摄中培养的应对“意外”的能力，对剧情片创作大有裨益。“纪录片允许一切发生，每天都在处理新情况……这锻炼了重新整理素材、思路的能力，很像编剧的工作。”

他将纪录片现场引导人物或演员的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做按摩工作”——不是生硬纠正，而是“旁敲侧击、放松交流，让他们回到自己的位置”。在剧情片拍摄中，他同样注重排练，鼓励演员设计细节，现场保持灵活。“我拍的是他们表演互相激发的感觉。”

行业观察：春天需要一片“绿意”而非几根“草”

谈到中国纪录片生态，曾海若坦言传播与盈利仍是痛点。长期以来，纪录片被等同于电视台或网络平台的“免费内容”，形成了“廉价”甚至“贫困”的公众认知。“虽然喜欢纪录片的绝对人数庞大，但观众很分散，缺乏有效聚集和转化的平台渠道。”他肯定B站等平台的努力，但认为健康的产业循环（如影院观看的付费习惯）尚未稳固形成。

这种不确定性也导致行业人员流动性大。曾海若坦言：“我常有恍惚感，纪录片有时不像一个职业，更像一个爱好……我工作时总找不到一块确凿可以耕耘的土地。”他理解年轻创作者的迷茫，目前仍需靠热情和爱好来坚持。

对于怀抱纪录片梦想的年轻人，曾海若的核心建议是：找到自己用纪录片与世界对话的独特连接点。

“纪录片与其他艺术不同，它直接面对世界，本质上反映的是创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他鼓励年轻人从自身兴趣和可接触的小题材入手。“拍一个小池塘、一个家庭都可以。在小地方开垦出大空间，非常好。”他强调，找到属于自己的“连接密码”至关重要，这需要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不是什么都能拍……前提是你需要了解自己内心有多少种子，哪些能长出来。”

曾海若执导的纪录片《第三极》

他形象地将寻找连接的过程比作连Wi-Fi：“信号时好时坏。你需要找到密码。”避免盲目跟风他人题材。“你拍马戏团、民工，你以为拍的是他们？其实你拍的是你眼中对这群人的新认识……必须让拍摄对象与你自身产生化学反应。”

纪录片门槛看似低，但想拍出风格、态度和美学价值，“越容易入门，想做好越难”。

未来方向：小人物、自然与历史的召唤

展望未来创作，曾海若计划在剧情片之外，回归纪录片领域，方向更趋多元与“轻巧”。他渴望关注“小城市里有意思的人”。“我来自小城市……每当回老家，我就觉得需要调整一下自己。我想拍更普通的人，而不是大城市里奋斗的感觉的电影。”人与自然的关系仍是他魂牵梦萦的主题。历史题材，尤其是二战抗战相关领域，依然对他有强大吸引力，“那种‘打捞出来’的东西，我会很喜欢。”

对于中国纪录片能否持续诞生引发全民关注的影院作品，曾海若认为制作能力已不是瓶颈。“只要给足够时间和经费，技术角度没有不能做的。”关键在于创作观念的提升和人才厚度的积累。“不能期待突然有人拍出100分，其他都是60分……需要很多人去做，很多优秀的大脑，态度真诚且深入。”纪录片的春天，在他看来绝非几部佳作的出现，而是“一片绿色”的繁荣生态——“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作品出现，很多人都在制作，不断有新人和导演加入。”

曾海若执导的纪录片《我们的国家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