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新中国在抚顺和太原管押了千余名侵华日本战犯，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押的是1950年7月苏联政府移交的969名侵华日本战犯，太原战犯管理所关押的140名是1948-1952年间从华北、华中地区逮捕的。这批战犯经过管理教育实现了对侵华战争罪行的初步认识。1956年夏，最高人民法院在沈阳·太原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判处45名战犯8-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其余1062名战犯“免予起诉释放”。这批战犯获释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以“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为宗旨，作为战争亲历者在战后日本社会讲述日本侵华真相，同时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交流。

富永正三是上述战犯之一，1950年7月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接受新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免予起诉获释回国。回国后的富永正三历经生活磨难仍穷其后半生在战后日本社会坚持战争证言，反思日本战争责任，在其任职“中归联”会长（1986-2002）期间，掀起了“中归联”和平活动的高潮，是“中归联”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富永正三在中国关押期间的照片

关于战争责任，富永正三多次进行阐述，其中内容完整的记述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2年初，以笔供形式提交给抚顺战犯管理所，原文出现在其1977年的回忆录中。

第二次是1954年9月，以笔供形式提交给新中国政府，作为日本侵华战犯笔供收录在《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以下简称《笔供》）（第二辑）中，2017年6月中华书局出版。

第三次是1977年8月，富永正三出版回忆录《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原文为《あるB·C級戦犯の戦後史――本当の戦争責任とは何か》，水曜社。以下简称《战后史》），书中详细记述了作者由“人”到“鬼”又由“鬼”到“人”转变过程（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549286），并对战后世界各同盟国针对B·C级战犯的处理进行了对比分析，作为战争犯罪的执行者阐述了对战争责任的认识。

1997年6月，“中归联”为与日本右翼学者进行言论斗争，同时向日本年轻一代讲述战争真相而创办《季刊 中归联：讲述真实的战争》，时任会长的富永正三基于切身经历和战争认识撰写发刊词，该发刊词被沿用至今。

目前国内可查的富永正三笔供为1954年9月由其本人撰写提交现馆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笔供自述”，收录在《笔供》（第二辑，第106册，第345-432页）中。1952年初第一次提交的供词则是其本人接受中国政府宽大处理免予起诉获释归国二十余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的。富永正三将回忆录取名为《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并在书中剖析了自己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及转变过程。由此可见，富永正三对战争责任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并逐步加深的过程。

富永正三（1914-2002），生于日本熊本县一大户农家，1939年3月毕业于东京大学农学部，1940年2月入伍熊本步兵第13联队后备队，1941年8月转入日本中支[中支，即中部支那，是战时日本对中国中部（主要指华中地区）的简称]派遣第39师团步兵第232联队，1943年7月任步兵232联队第3大队10中队中尉中队长，1945年5月随第39师团战略转移北上至吉林，8月30日在吉林开原被苏军解除武装，之后五年辗转于西伯利亚多处战俘营，1950年7月同其他共969名原日本侵华战争犯罪分子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8月第三批获释回国。虽然在西伯利亚期间接受了苏联政府旨在思想教育改造的“民主运动”，但富永正三并未认识到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初现这一认识是在移交中国一年半以后的1952年初。

抵抗中的“坦白书”

富永正三在苏联的五年间辗转流放于西伯利亚多地，在极寒的环境下从事重体力劳动，最终又被苏联政府以“送回国”为借口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彼时的富永正三认为自己的结局是必死无疑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富永正三在内的众多日本战犯一度幻想着得到美国的救援回国。然而，朝鲜战场上美国军队的惨败，颠覆了战犯们对美国的认知和对战争物力的幻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也一改战犯们之前意识当中“中国人劣等”、“中国军软弱”等印象，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中国。在此背景下，管理所顺势开展了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学习。

富永正三视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为“奇迹”，自暴自弃与反抗挣扎中萌生出了对新中国的求知欲，而面对新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待遇，更是直言对中国为何对战犯不采取报复性行动感到意外而希望一探究竟。通过阅读毛泽东的《矛盾论》、《持久战论》等著作，富永正三对新中国在朝鲜战场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有了一定认识。时值国内“三反五反”运动，在战犯管理所的组织下，1952年初富永正三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罪行供述，又称“坦白书（一）”，罗列了其在侵华战争中所参与的杀人放火等五项罪行。

撰写“坦白书（一）”时，富永正三认为“坦白”就是“招供”。“反正都是要被判死刑的，索性就把与之相对应的主要罪行罗列出来好了”——基于这种认识，富永正三率先动笔写下“坦白书”，简单将自己参与杀害中国人的罪行列出五项（整理见表1），并认为自己的“坦白书”已然足够了。比照两年后提交的笔供可见，富永正三在“坦白书（一）”中仅列出几条罪行敷衍过关，并未真正地反省自身的罪行。

表1 富永正三坦白书（一）罪行统计

从“坦白书（一）”的结构与内容，可以看出此时富永正三对战争罪行、战争责任的抵制。结构上，全文共一页、没有分章分节；内容上，该“坦白书”记述了富永正三的杀人罪行3项，放火罪行1项，参战罪行1项。且每项对战争罪行的供述中都有提到“在……的命令下”。可见此时的富永正三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真正应该负起责任的是那些下达命令的指挥官。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理论上的学习，但此时的富永正三对自己应该承担起的战争责任尚无基本的认识，只是迫于压力敷衍管教方面。

战争责任清晰的“笔供自述”

现存的富永正三的第二份有关认罪反省的书面记录，即“富永正三笔供自述”，为中央档案馆藏近年公开的《笔供》（第2辑）中所记载的其于1954年9月5日向中国政府提交的供词（含中译文），共记述犯罪行为78项。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信息，含家庭、学历、工作经历、军队履历及阶级等；第二部分为供述正文，分“（一）杀人罪行”“（二）放火罪行”“（三）逮捕（俘虏）”“（四）掠夺罪行”“（五）酷使罪行”“（六）强奸罪刑”[“富永正三笔供自述”中“（五）酷使罪行”序号为（四），与“（四）掠夺罪行”相同，“（六）强奸罪刑”的序号为（五）]；第三部分是对笔供正文的订正（两处）和追加（一处），署名且印有富永正三“右食指”指纹。正文结尾部分附罪行小计或总结（整理见表2）。

表2 富永正三笔供自述罪行统计

对比富永正三的前后两份供述不难发现，《笔供》中所记述的“富永正三笔供自述”相较于“坦白书（一）”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更为丰富。富永正三在《笔供》中以“XX罪行”为标题，对实施罪行的时间地点方式等相关信息的记述更为详细，有下属等“证人”作证，且小节后记有罪行小计及总计。

“坦白书（一）”列出的杀人罪行仅有三条（前三项），而《笔供》中仅杀人罪行就罗列出了37项。内容上，“坦白书（一）”中列出的杀人罪行在《笔供》中均有记述。除实施时间的月份略有出入外，其他内容基本与《笔供》中所记录的一致，包括执行责任的区分。

“坦白书（一）”列出的第四、五项罪行与《笔供》中所记录的差别较大。其中，第四项放火罪行在“坦白书（一）”中比较模糊，而在《笔供》中进行了清晰的梳理。《笔供》中，富永正三对冬季山岳行动中自己所参与过的放火罪行按照时间线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分为8项进行叙述。

需要注意的是富永正三两年后的《笔供》中对“坦白书（一）”中第五项罪行的处理。此项罪行时间和内容同《笔供》中所记述的“杀人罪行”第27项一致，但富永正三对此项罪行的定性发生了变化。1952年初的“坦白书（一）”中，富永正三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受命警戒”，目睹了日军对中国“山麓村民”的惨杀，而1954年秋的《笔供》中虽然也是“受命警戒”，但此时的富永正三将自身责任定为“集体执行”，也就是他将自己的“受命警戒”纳入了战争犯罪的主体，并且将“坦白书（一）”中的中国“山麓村民”改称为其之后一贯使用的、富有情感色彩的“中国人民”，体现了富永正三对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提高。

另外，相比“坦白书（一）”中的叙事性描述，富永正三在《笔供》中对自己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明确（见例1）。

例1：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頃長沙侵略作戦中、湖北省荊門縣家庄に於て、私（第十中隊第二小隊長）は第三大隊（塩原五十人以下四百五十名）左第一線中隊の左小隊を指揮し、小隊員に命じて抗日軍戦士十名（二十乃至三十歳男子）を射殺し、右第一線たる第三小隊（少尉林）及隣接第十一中隊の侵略を有利ならしめ、共に抗日軍戦士二十五名を殺害（刺殺両名射殺二十三名）しました。

責任：下令執行　抗日軍戦士十名；集体執行　抗日軍戦士二十五名　

証人：中崎嘉明　第一機関銃中隊小隊長

中译文：一九四一年十月二日前后，在长沙侵略作战期间，湖北省荆门县家庄一带，我（第十中队第二小队长）指挥第三大队（盐原五十人以下四百五十名）左翼第一线中队的左翼小队，命令小队士兵射杀十名抗日军战士（二十至三十岁男性），同时为支援右翼第一线的第三小队（少尉林）及邻近第十一中队的侵略行动，协同杀害了二十五名抗日军战士（其中刺死两名，射杀二十三名）。

责任认定：下令执行 杀害抗日军战士十名；集体执行 杀害抗日军战士二十五名

证人：中崎嘉明  第一机关枪中队小队长

例1中，在交代自己罪行时，富永正三不仅对细节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交代，对描述中涉及人物的身份、实施罪行的手段等相关信息用括号的形式进行了补充，还在罪行阐述完成后对自己的责任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富永正三在例1中指出自己存在两方面的责任：一是作为命令者下达了杀人的命令；二是作为该命令的实行者与队员一同实施了杀人。这种表述与其主张的“命令者有命令者的责任，执行者有执行者的责任”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在《笔供》中，富永正三称中国人为“中国人民爱国者”，按“俘虏”身份分别将中国军人称为“抗日军战士”，称中方受害者的尸体为“遗骸”等。诸如此类的用词也体现了富永正三情感状态的变化，即对被害者的中国人民和中方相关者的敬意和对自己曾犯下罪行的忏悔。

富永正三在《笔供》第三部分订正两处的时间均为10月12日，内容是杀害人数的补充和修改。一处是将1941年9月5日集体杀害俘虏行动中（富永正三作为新兵参与“试胆训练”）抗日战士的数量由22名订正为24名，无理由说明；另一处是将1944年6月下令杀害俘虏行动中（富永正三命令下属用俘虏的抗日军情报员做新兵试胆训练的材料）受害者的数量由1名订正为9名。订正理由是自己未亲临“罪行的现场”，仅凭记忆写下了受害者为1人，后被当时该罪行的执行者角良一、三浦春夫两人检举被害者为9人，富永正三相信被检举的人数，故将受害者人数由1人订正为9人。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关押期间检举富永正三的角良一、三浦春夫均为“中归联”成员，在会长富永正三的领导下一同基于该组织“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宗旨从事着和平活动，直至生命终点。

第三部分追加的时间是1954年10月26日。追加内容为1945年10月末在中国东北开原，富永正三作为中队长命令部下烧毁其所辖中队的“功绩名簿”、“阵中日记”、“战时名单”、“军队手牒”、“考科表”等涉密资料，从而销毁该中队队员的罪行证据。

下为富永正三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做战争证言 （上为土屋芳雄；中为永富博之）

战争责任的思考

富永正三回忆录《战后史》初版发行于1977年8月（水曜社），2010年8月影书房再版（增加了若干日文读音，对明显错误进行了订正，语言表达未作修改）。彼时健在的原“中归联”本部常任委员小山一郎，以及“中归联”会员后代矢崎光晴为再版撰写了“解题”。本研究使用2010年再版的版本。全书共分两个篇章，题目分别是“B·C级战犯的宿命”和“B·C级战犯与战争责任”。第一篇由十章组成，讲述了富永正三在日本战败投降后先被苏军俘虏解除武装移至西伯利亚抑留五年、后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六年后受到新中国政府宽大处理获释归国的经历；第二篇对比人民中国与二战后其他国家对B·C级战犯的审判，追问何为战争责任及如何承担战争责任。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获释归国后的富永正三一直称新中国为“人民中国”，以此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敬意和感念。

富永正三对于战争责任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第一篇的第6章“思想转变的契机——哈尔滨监狱”。该章分三个部分：“生活智慧拾零”、“学习的欲望”和“坦白学习与地牢”。由于富永正三对认罪活动态度不端正，管教人员将其关入地牢反省。该地牢曾是战争中日军关押中国反满抗日勇士的地方，昏暗的灯光下，富永正三发现了墙上昔日中国受害者留下的血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斗争”、“日本鬼子”等，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与仇恨引发了其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思考。

地牢中，富永正三回想起了自己作为见习士官训练时第一次杀人的情景。之前他一直以为“不就是杀了一个俘虏么，没什么了不得”，但此时的他突然意识到，杀害俘虏意味着剥夺了被害人的未来，被害人也拥有父母、兄弟、妻子、儿女：

那个俘虏看上去是成年人，他死了，一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年迈的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儿失去了丈夫和父亲，一家老小将会面临怎样的命运？供词中仅‘烧民房’区区几个字，寒冬中房屋化为灰烬，被害人一家究竟如何生存？这不就是把他们往死里逼吗？

富永正三第一次站在了受害者的立场，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孽之深重，自己在之前的“坦白书（一）”中，每一项罪行之前都用了“根据联队长的命令”、“由大队本部转交教育用”之类的说法：

这是在强调我的罪行是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出于自己的意志。这难道不是为了逃避自己责任的卑鄙的态度吗?

富永正三渐渐开始直视自己需要承担的战争责任（见例2）。

例2：たとえ、その行動が上官の命令によるものであったとしても、命令の実行者としての責任をまぬがれることはできない。（中略）みずからの責任をとることが、たとえ死につながることがあっても、みずから責任をとった、という基盤の上に、命令者を告発する権利が、いや道徳的責任、道徳的義務が生ずるはずである。

中译文：即使该行为是奉上级命令所为，作为命令执行者的责任亦不可推卸。（中略）唯有在承担自身责任的基础上——哪怕这种承担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才能产生告发命令者的权利，甚至应当说，由此生发出告发的道德责任与道德义务。

例2出现于《战后史》第一篇第6章。在中国方面的教育和启发下，善于思考的富永正三逐步恢复良知与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自己作为上级命令的执行者，必须在承担自己责任的基础上，告发命令发出者的罪行。《战后史》出版发行于1977年8月，已过耳顺之年的富永正三，基于切身的经历和思考，从战争责任伦理的角度沉重地论述了“执行者责任”与“告发义务”的伦理及排序问题。

有了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之后，在中方管教人员的要求下富永正三一周后第二次写下了“坦白书（二）”，后来退出独牢回到监室。之后，富永正三在与三浦春夫、角良一等部下的讨论中得知，后者在撰写供述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开始忏悔。富永正三由此反省到从见习士官训练中刺杀俘虏的那一刻起，自己的内心即被战争的硝烟淹没，失去了对非人道行为的刹车功能，进而作为指挥官下令在部下的新兵训练中刺杀俘虏试胆。富永正三反思：由于自己的命令使得三浦春夫、角良一两人也犯下了杀人罪行。这种情感的体现与野田正彰的研究结果“富永正三是个性格沉着冷静、非常理智、善于学习又善于思考的人” 形成一致，也说明了富永正三在中国关押期间良知逐渐恢复。

抚顺战犯管理所

结语

富永正三在其回忆录《战后史》第二篇中围绕“战争责任应该谁来负”和日本如何“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两个主题进行了分析和阐述，通过对比人民中国与二战后其他同盟国对B·C级战犯的审判，对战争责任及如何承担战争责任进行追问。富永正三列举了几例其他国家对B·C级战犯审判中出现的不合理的情况（A级战犯的审判基于国际法，相对公平；B·C级战犯的审判基于各自国家的法律或规则，处理结果各有不同），对比自己作为一名B·C级战犯所受到的新中国方面的处理，指出两者之间的差距巨大犹如天壤之别。在对日本侵华战争必然会成为战争犯罪的原因分析中，富永正三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源于不正当的目的——「他人の領土を犯す」（中译文：侵占他国领土），且完全无视了“国际法”，因此必定会使军队堕落，最终导致战争犯罪。在此基础上，富永正三对日本天皇应该负的战争责任进行了追问。

富永正三认为，自己作为一名B·C级战犯，通过在中国期间的经历实现对自身战争责任的认识，应肩负起自己作为命令者和执行者所需要承担的责任，而作为日本权力最高象征的天皇，却想方设法地回避自己的战争责任。天皇逃脱了法律上、形式上的责任（天皇的名字被美军从战犯名单中剔除），但其无法逃脱政治上、道义上的责任。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是由于天皇对战争责任的回避才造成了现今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问题漠视的现状。只有日本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正视历史，从逃避战争责任转向承担战争责任，日本社会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树立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提交笔供自述（1954年9月）四十余年后的1997年6月，83岁高龄的富永正三在《季刊 中归联》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我们坚持的反战和平与日中友好的实践是基于‘人——侵略战争——杀人魔鬼——战争犯罪——战犯——人民中国的人道待遇——恢复了做人的良心’这样一个为数不多的共同经历下实现的深刻反省”。对于田边敏雄、藤冈信胜等人的诽谤予以反击，并声明“中归联”成员如果不成为人民中国的战犯而只是从西伯利亚直接回日本，是写不出《三光》等手记的。

晚年的富永正三仍然不顾风雨拖着重病的身躯往返于银座的“中归联”事务所，同伴们劝他休息，富永正三则回应“每次来事务所都像是对自己战争罪行的救赎”。“反对侵略战争·促进中日友好”——富永正三尽其后半生践行了“中归联”的初心。富永正三多次表示羡慕三尾丰、土屋芳雄等宪兵，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受害者并能够当面向受害者谢罪，而富永正三等战犯由于军队系统作战的流动性特点，根本无法确认自己的受害者，他们连谢罪的对象都无法找到，这是富永正三莫大的遗憾所在。

笔者在整理富永正三的资料过程中，不时会被其对自己祖国日本深情的热爱所触动。虽然在获释回国后的生活历尽艰难，但富永正三始终矢志不渝地坚持“中归联”和平活动，实现对自我战争罪行救赎的同时为使战后日本能够正视历史而执著努力着。富永正三希望他深爱着的祖国日本能够直面历史真相，赢得世界的尊重，至少不再孤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外。

（参考资料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