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五十年春风化雨，中欧从相识到相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合作之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段跨越山海与制度差异的关系，如今已不仅是一份经贸数据的增长图谱，更是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之间思想互鉴、理念交汇的深层对话。

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推出《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其中邀请数十位来自中国与欧洲各国及欧盟机构的各界代表性人物，通过他们的亲历、记忆与洞见，讲述这段关系如何影响着个体、社会乃至世界的走向。我们努力呈现一幅更加立体的中欧人文关系图景，也倾听他们对中欧未来的真诚期待。

这一次，我们对话的人物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

“中欧关系早已超越简单的双边范畴，成为全球性的稳定因素。”在接受（www.thepaper.cn）采访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教授表示。自1998年加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以来，除了被外派至中国驻外机构从事外交工作的几年外，他的工作与学术研究领域始终与欧洲密切相连。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在崔洪建的办公室里，书柜里满满当当都是与欧洲和国际关系有关的书籍。尽管已经跟欧洲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但在崔洪建看来，欧洲仍然有令人着迷的地方，“尽管总有人谈论‘欧洲的老旧和衰落’，但我觉得欧洲还是有活力有潜力的。”与此同时，对已经走到“知天命”之际的中欧关系，他也认为，中欧在保持好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存量”的同时，也要积极拓展更多更新的内容，“要形成一个立体发展的生态。”

“荷兰著名画家、被称为蚀刻铜版画之父的伦勃朗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崔洪建表示，“他说，‘历史就像一幅蚀刻画，人们应当聚焦于光明（的一面）’。”崔洪建指出，在中欧关系上，双方也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要形成积极的相互认知，要强调双方合作的积极作用，要避免让差异性被塑造成竞争性甚至对抗性。

对欧洲研究的兴趣“来自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说起来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被问到当初为何选择欧洲和中欧关系作为学术生涯的主要领域时，崔洪建笑着对记者说。

1998年，崔洪建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随后进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我在学校时主修的是亚太周边地区，博士论文也是做的这一块，”崔洪建介绍说，“进入国研所以后，正好欧洲方向缺人，我就服从安排去研究欧洲方向了。”“说是偶然，但是在开始涉足欧洲后，我才发现，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无论从事何种研究，欧洲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在崔洪建看来，这与欧洲曾经产生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重大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形态变化有关，甚至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它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了极为丰富极为重大的影响。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尽管美国学派似乎在西方独领风骚，但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和经验事实几乎都来自欧洲，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都是如此。在十七世纪中期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当时欧洲的主要大国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基础上塑造起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首次提出了主权和平等等原则，实际上宣告世俗的民族国家取代神权或王朝成为了国际关系的主体。这一体系及其萌发的诸多原则影响至今，因此可以说欧洲也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形态的主要发源地。

“在我们加强建设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今天，欧洲能够起到的比较和借鉴意义更大。欧洲的历史经验、文明过程、政经形态和知识体系都是极为厚重的‘他山之石’，值得我们去好好挖掘和利用”。崔洪建表示，“如果说‘历史的欧洲’已经被梳理得较为清晰了，但现当代的欧洲又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从事欧洲研究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难以对它进行界定和分类。”

崔洪建提到的欧洲难以被界定的主要问题，正是上世纪40年代欧洲开启一体化进程所提出来的，从当年的欧共体到今天的欧盟，区域联盟形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对区域国别和国际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事实上，经历了70多年的一体化进程，欧盟成员国已将大量本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权能，比如贸易、货币、金融等让渡给了布鲁塞尔，“这种让渡趋势还在向税收、财政、产业、外交和安全领域扩张”。“作为迄今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地方，欧盟国家之间主权让渡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无出其右，具有比较明确的统一整合的方向。”崔洪建说。

但另一方面，欧盟成员国至今仍在一些关键的政策领域“各自为政”。2005年，法国和荷兰先后公投否决了以建立“欧洲合众国”为终极目标的《欧盟宪法条约》，令欧洲统一整合的进程严重受挫，法国和德国提出的“简化版宪法”——《里斯本条约》也险些在批准过程中搁浅。“有时候我们也跟欧洲人开玩笑说，你们就像徒劳地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看上去是在不断地朝着整合、统一的方向走，但似乎又永远到不了终点。”

“欧洲影响巨大但又非常复杂，对它的研究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意义，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帮助我们拓展思考，会让你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兴奋状态。”“这可能也是做研究者的一种‘自虐’，”他笑着说，“我觉得我对欧洲研究的兴趣，很大部分来自它的复杂性所带来的挑战性。”

中欧合作是“有刚性的”

在谈到如何看待欧洲对中国的定位，以及双方对彼此认知的问题时，崔洪建表示，“客观地说，这些年来欧洲对中国的认识正经历一个很大的变化。”

自1975年中欧正式建交以来，欧共体和欧盟对华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1985年，中欧签订《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这是迄今为止中欧间唯一的一份法律文件。“那个时候中欧之间主要还是以发展经贸为优先，”崔洪建表示，“中国需要欧洲的资金、技术和经验，欧洲需要中国的市场。”

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布题为“欧中关系长期政策”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将对华关系定位为“欧盟对外关系的一块基石”，并将对华“接触”政策确立为欧盟的“长期目标”。2003年，在中国发表首份对欧盟政策文件的同一天，欧盟发表第五份对华政策文件，提出愿与中国在“战略伙伴”框架内开展合作。2006年，欧盟再次发表对华政策文件，确认必须继续与中国接触并发展伙伴关系，同时也期待实力日益上升的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希望从中国发展中得到更多利益。

“（1995年）欧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一个可以给他带来长期利益的市场，所以就开始提出长期战略。”崔洪建指出，“我们知道长期战略就不仅仅是贸易方面的政策，它会向其他领域去拓展。”“中国也认为可以与欧洲加强战略合作，双方实现了相向而行。”

但在经历了2008年次贷危机和2009年债务危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和2015年难民危机之后，欧洲经济发展一度失速，政治问题也层出不穷。再加上2016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开始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一是担心“欧洲政治经济模式”被颠覆，二是担心一体化进程“可能被逆转”，三是美国的“不确定”会让严重依赖于“跨大西洋关系”的欧洲更脆弱。崔洪建表示，而同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使得欧洲人在面对中国的时候焦虑感越来越强烈。” 2019年，欧盟委员会宣布新的对华战略，即“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定位”，中欧间在贸易、投资、产业链供应链领域、技术以及安全领域的诸多矛盾开始频频出现并有升级的态势。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时期开始，中欧间的分歧开始激烈化甚至扩大化。这导致了中欧关系从稳定期进入了波动期”崔洪建举例说，一些欧洲政治精英会在面对民众时将自身问题向外转移，将中国作为发泄负面情绪的标靶。“欧洲这种心态上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它对中国和中欧关系的认知”，他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伙伴，我们需要了解欧洲的焦虑感和失落感，同时需要开诚布公地去和欧洲一起想办法解决这种认知上的问题。”

崔洪建强调，在利益层面，中欧间的合作是“有刚性的”，“这不是人为的政策改变就能全部改变的。”他以供应链安全问题为例表示，尽管过去几年欧盟一直在对华经贸上采取一些“去风险”的措施，但并没有改变欧洲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和投资意愿，欧盟的官方机构不断遭到来自欧洲企业界和经济界的批评和反对，“只要双方共同反对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不做违背市场规律的政治干预，中欧在利益层面的合作刚性和韧性会体现得更充分、更强大。”

“但另一方面，现在中欧都面临变乱交织的国际局面，”崔洪建表示，“也有一些人试图将中欧关系与中俄关系挂钩，制造一种‘中俄关系越好、中欧关系就越差’的二元对立局面，实际上欧盟最近几年也在重新认识世界多极化格局，也在考虑如何在多极格局下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我经常和欧洲同行强调的是，现在放眼全球，有意愿有能力能够给世界提供稳定性和确定性并发挥建设性作用、能够帮助这个世界在发展需求和安全关切之间找到新平衡的，只有中国和欧洲。”崔洪建表示，“在战略上加强互信，共同改变‘这个世界将会越来越乱并堕入丛林法则’的预期，这是符合中欧共同利益的。”

中欧关系要形成“立体的生态”

7月29日，在联合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CTNE）共同主办的“再遇见——中欧建交50周年特别策划发布仪式暨研讨会”上，崔洪建表示，“过去50年中欧关系发展的一条脉络是以互利为基础逐步发展、扩大并提升互信；但当前形势下，欧方一些观点试图将中欧之间的互利与互信割裂开来，甚至将互信作为继续保持和发展互利的前提条件。这种逻辑的显著变化，是我们必须正视并解决的问题。今后一段时期，中欧需要在保持互利的前提下，加大对改善、巩固和提升互信的投入，尤其是基于两大力量定位的战略互信的建立。”

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京集体会见欧盟及成员各国驻华使节。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50周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建设性力量，有责任也有能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双方要认真梳理中欧关系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启示，明确所肩负的责任、努力方向和共同目标，增进互信，妥处分歧，汇聚合力，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在今年5月出席一场论坛活动时，崔洪建提出，为了下一个50年，中欧需要从四个方面实现四个“重新（re）”，即重新确认（reconfirm）合作初心、重新塑造相互认知（reshape）、重新平衡（rebalance）共同利益和重新构造（reconstruct）相互关系。他对记者表示，之所以会提出这四个“重新”，是因为当前中欧关系确实有“停滞甚至倒退的风险”。

“欧洲方面先是把此前完整的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一拆为三，前两年其内部还在讨论要在‘竞争’和‘对手’上加码，其结果无疑是‘伙伴关系’将受到进一步削弱和挤压。”崔洪建指出，“我觉得这就意味着倒退。因为中方始终坚持中欧合作伙伴定位，如果欧洲坚持要把中方塑造成竞争者和对手，那就意味着倒退。”“这就需要双方在今年这样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温故知新，去准确把握五十年前中欧之间相向而行的初心，五十年中不断成就彼此克服障碍的经验，进而在相互认知和彼此定位上作出‘重新确认’。”

崔洪建进一步解释道，“重新平衡”就是面对欧方有关贸易逆差、市场准入、产业竞争等一系列抱怨和担忧，双方要拿出勇气和耐心来解决问题并重塑中欧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他以中欧电动车摩擦为例表示，以前欧洲汽车产业遥遥领先于中国，中欧之间实现了产业、技术、资金、劳动力和市场各要素之间的互补互利合作；今天当中国在电动车领域开始领先欧洲时，“意味着双方需要转变观念并创新模式，仍是在产业、技术、资金和市场等要素之间进行组合，但中欧之间可能需要易位才能驱动合作。比如由中方来进行技术和资金投入，然后由欧洲提供市场和劳动力。”另外，在第三方市场等领域，中欧也可以加强合作。“如果能够重拾合作初心、重塑积极认知、重新平衡利益分配，那么实际上中欧关系就实现了向上向前的重构（reconstruct）。”

“我觉得欧洲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潜力的，”在崔洪建看来，“只是现在面对一个它既不擅长应对、也不愿意接受的变化，它不得不在心理上、能力上、体制上进行多重的适应和调整。”“与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不同，欧盟作为一个区域联合的政治实体协同性差、主动性弱、行动效率更低，在其他大国或强力出手或政策大幅转向的情况下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所适从。但欧洲也具有起点高、底子厚、经验足、韧性强等长处。因此中欧双方都需要把目光更多地放在对方的优势和长处上，重新营造出相互欣赏、互学互鉴的积极氛围，这也是中欧建设文明伙伴的题中应有之义。”

自1975年建交以来，中欧关系已经走过了复杂的50年。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关系如何继续行稳致远，也需要“更复杂的思维”。崔洪建认为：第一，对中欧现有的格局，双方要加以维护和保持，因为在目前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中欧关系中的‘存量’具有稳定的作用；第二，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只以眼前的实力消长论英雄，要认识到欧洲的重要性没有下降，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的战略价值还在上升；第三，在世界从单极向多极格局演变的过程中，中欧关系会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出现更剧烈的波动，对此双方要有共识和信心，要拿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和应对措施来。

“要为中欧关系创造出一个更有方向、更多层次、更具韧性和更有活力的立体生态。”崔洪建指出，“要有复杂思维，要有客观认知和战略耐心，要形成一个立体丰富的生态，这应该成为确保未来五十年中欧关系能够行稳致远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