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中，历史学家扮演了什么角色？5月25日，围绕《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孟钟捷与《上海书评》执行主编郑诗亮共同探讨了历史学家与他们身处的时代的关系。

“历史学家构造出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为那个时代的一些重要事情服务的，”孟钟捷指出，不同于传统认知下沉浸于故纸堆、专注于史料考据的学者形象，在19至20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蓬勃建立的浪潮中，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思维与国家命运紧密交织。他们通过严谨的研究，为新生的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符号，构建起国家的精神神话。

《把过去民族化：作为现代欧洲民族建构者的历史学家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把过去民族化》一书是孟钟捷策划主编的学术新系“经典历史教育理论与方法译丛”中的一种，梳理和叙述了19—20世纪欧洲各国历史学家书写民族历史的方式方法，从理论和思想的维度进一步反思了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民族认同、记忆理论等问题的研究。

近日，为了庆祝比勒菲尔德队闯入德国足协杯决赛，该队球迷来到邻近的代特莫尔德市，给赫尔曼纪念碑披上比勒菲尔德队队服，旨在强调球队与古代英雄阿米尼乌斯的情感纽带。

19世纪见证了大量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新成立的民族国家需要合法性论证，而历史学家们凭借专业考证，向民众揭示本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伟大的祖先。例如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构中，赫尔曼这一公元初年的历史人物被重新激活。“公元九年，赫尔曼向罗马帝国发起挑战，这个故事流传了很久，但直到19世纪，关于赫尔曼怎样独立，怎样奋起反抗、战胜了当时罗马帝国军团的这个故事一下子传遍了整个德意志帝国，”孟钟捷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要把一个英雄人物给找出来，还要给老百姓塑造一个很辉煌的过去。”随后，他又提到了贞德的形象演变。在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等曾对贞德作为宗教迷信的神迹进行“祛魅”，而在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重新塑造贞德形象，赋予其民族救星的象征意义。

《查理七世加冕典礼上的圣女贞德》是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于1854年创作的一幅画作。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失去了时间感，历史就很难讲，时间其实是历史学家赋予的一个衡量尺度，”孟钟捷说道。以“德国为何发动世界大战”的话题为切入点，两位嘉宾进一步探讨了民族史书写中的时间感，即历史学家如何划分历史阶段。对于德国历史的解读存在不同视角：若将两次世界大战归因于军国主义和普鲁士传统，从普鲁士宗教改革后实力跃升、领土扩张的脉络来看，德国历史呈现出延续性；若强调德国如今的多元化特质，便能找到历史的断裂节点，如1866年普奥战争致使奥地利脱离德意志，而奥匈帝国长期秉持多民族共存理念。再以1945年二战结束、普鲁士名称消失为例，德国历史究竟是延续还是断裂？通过对比三位历史学家对魏玛共和国历史的不同书写方式，展现了不同历史学家如何通过划分时间段、强调不同节点，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叙事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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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钟捷看来，人的记忆会选择性地记住那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历史学家的作用是对剩下的那些事物进行组合，形成他们认为有意义的部分。这种组合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是历史学家对自身生命意义的思考，其二便是对民族、国家的思考，历史学家往往是有意识地在推进政治的进程，这是他们的使命。孟钟捷认为，如今每一个个体的使命也可以多元化，以不同的身份和视角讲出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