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印度总理莫迪于8月31日应邀访华，出席上合组织峰会。这是莫迪7年来首次访华。8月29日，莫迪在访华前夕接受采访时表示，印中保持紧密关系对构建多极化的亚洲和世界至关重要。此番言论被解读为：印方释放出印中关系进一步升温的信号，是近年来对华最强烈的示好姿态之一。

最近一个多月来，气氛已在酝酿中。7月23日，印度政府宣布，自7月24日起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

8月，中印外长会谈达成10项成果。其中包括：双方同意尽早恢复中国内地和印度直航航班，同时修订两国民航运输协定；双方同意为两国从事旅游、商务、媒体等活动的人员双向来往提供签证便利；双方同意采取具体措施为两国经贸投资流动提供便利……

在此“融冰”迹象显现之时，我们采访了两国留学生、学者与商务人士等，重估中印民间交往颗粒度。

来自中国的印度研究学者密切关注着中印关系的变化。这既是他们的工作内容，也是影响他们研究、访问与学术交流的变量。

“此轮中印关系波折直接让中文学界的印度研究承受巨大冲击。尤其对于需要在印度首都德里之外搜集研究资料或开展实地调研的研究课题来说，人员往来受限的冲击堪称‘灭顶之灾’。”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对（www.thepaper.cn）表示。

当地时间2025年7月6日，印度新德里，市民游客聚集于印度门前。视觉中国 图

回顾历史，中印学术交流本就经历过温差。“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学长学姐去印度交换学习的机会也非常有限。我们这一批学生幸运地赶上了两国学术交流逐步发展的阶段。”2006年首次赴印度以精进印地语的张忞煜回忆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张书剑则是在2009年第一次去印度。“当时来往渠道已算比较多了。2003年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以及到后来的总理辛格时期，中印在留学、学者访问、人文交流、旅游等方面呈现了快速上升的状态。我在印度的那年还不算最高峰，至少印度对我们的开放是不断扩大的。在莫迪第一任期，印度还启动了程序简化的电子签，我国前往印度旅游的人数也显著上升。”张书剑对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瑟在分析文章中提到，2020年6月爆发的加勒万河谷冲突给中印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不仅中断两国诸多领域交流合作，亦使两国民众对对方的敌意显著上升。“新冠疫情背景下，印度借势停掉了很多方面的人员往来。我国2023年起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各国恢复了签证发放，印度却没有。即使印度名义上没有停止对华商务签，一年的发放数量也屈指可数。两国在对彼此的放开上有显著差距。”一位不方便具名的印度研究学者对说。

但张书剑也提到，近几年两国学术机构的往来还算畅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主任刘宗义对解释说：“学术机构的探访与个人旅游不同。虽然学者的探访也会遇到印度引人诟病的官僚主义拖沓问题，但有时候印度外事官员会予以关照，能加快办理。”

在印度总理莫迪7年来首次访华、印度政府7月24日起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旅游签证、中印外长8月举行会谈等背景下，中印更密切的人员往来似乎迎来曙光。不过，受访的中国学者普遍持审慎态度。

2025年9月1日，天津，印度总理莫迪挥手致意。视觉中国 图

“中印两国的学术交流和公民的商务或旅游出行是两个不同的层面。莫迪此次访华乃至印度放开旅游签的姿态仍有待后续观察，因为印度仍可能在隐性层面上设置限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世达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9月1日举行的中国-南亚发展合作高端对话会上告诉。

突然被取消的学术会议

刘宗义对回忆说，他初次访问印度是在2014年5月，此前他已在从事印度与南亚研究，但在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的邀请下才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

在当年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中，刘宗义踏足了金奈、科钦、新德里等地，横跨印度南北。“这趟旅途让我认识了蛮多关系不错的印度朋友。”刘宗义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尽管中印存在边境矛盾，两国战略界在很多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但学界之间的交流却可以是坦诚的。

“此外，我在做一场中印关系讲座时，遇到了德里大学一位青年学者的冒犯性提问，当场就有学者予以打断，坚决反对那些激进论调破坏我们的交流。”刘宗义回忆说。

在受访学者的回忆中，莫迪2014年刚上台时，外界对中印关系的感知和预期都围绕着“友好”和“合作”而来。“在莫迪的第一个任期里，一方面，中国去印度留学的人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以及单纯的双边往来中，中印各种对话在不断加强。2019年莫迪开启第二任期之前，中国游客赴印度旅游也是蓬勃发展的。”张书剑说。

根据公开资料，莫迪第一任期（2014年5月—2019年5月）内，赴印度的中国游客人数呈现逐年增长趋势，2019年达到约34万人，但在2023年锐减为约3万人。

“在当年的访问里， 前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委员、资深印度政治记者马诺杰·乔希（Manoj Joshi）等人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马诺杰·乔希是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RF）杰出研究员，这些印度学者期待，以政治强人著称的莫迪在2014年上台后能发挥其领导力，说服国内的反对势力，来处理中印两国拖沓多年且棘手的边境问题。然而最终事与愿违。”刘宗义说。

刘宗义观察道，十年来的中印关系起起落落，常在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后有所回升。“然而疫情是催化剂，将印度国内部分人士对华的恶意与敌意彻底暴露出来。一些冒进声音认为世界格局会因疫情发生巨大变化，印度迎来重要的经济机遇。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情绪推动下，印度对中国企业的正常活动采取了切断手段。一些印度学者还公开发表对中国的攻击言论。”他告诉，“那些对中国友好，或者至少有着客观认知的印度学者，也陷入噤若寒蝉的状态，发声大大减少了。”

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冲突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泰米尔语教研室主任周欣亲历了一场线上学术会议的突然取消。“当时，马德拉斯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中印文化交流在线会议，我的发言题目已通过，Zoom平台也完成了测试。但就在会议临近召开时，主办方出于对当前双边紧张局势的考虑，认为不适合继续开展以友好为主题的交流，最终决定取消会议。”周欣告诉。

张忞煜还发现，印度学者对中国的访问和交流也变得更谨慎了。“过去几年，他们在印度媒体的对华发声基调明显受两国关系波折影响。另一方面，来华交流的印度学者也意识到，在印度舆论对华认知总体转向负面的背景下，如果忠实地展现这些声音，也难免让中国主办方感到为难。说到底，无论哪个国家的学者，其对外国的研究也是整个国家政治和舆论生态的一部分。”他说。

张书剑形容说，中印之间的人文与人员交往在近几年陷入“极为不正常”而且是“人为造成的不正常”的状态。“从莫迪第一任期到疫情再到现在，印度对华的负面宣传越来越多。曾经，民间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是既便宜又好的商品，从小商小贩到大财团都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商机来源。印度社会就算对中国有警惕情绪，也不至于有如此浓的敌意。中国企业曾将印度视为有待开发的庞大市场，但在这种社会情绪之下，很容易发出‘谁还敢去’的感慨。”张书剑说。

2024年7月23日，在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国际商贸城内，来自印度的外商正在洽谈选购劳动保护用品。视觉中国 图

上述学者提到的商业障碍包括，印度自2020年起对中国贸易及投资活动持续施加限制，并曾以“国家安全”为由封禁包括TikTok在内的数百款中国应用，对中国科技企业小米、OPPO等开展了所谓的监管调查。

研究生态和人才储备受影响

实际上，对外国学者而言，探访印度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研究和会议签证涉及印度不同部委，办理这两类签证一直不容易。所以许多国际同行也会使用更加便利的访问签证或免签政策赴印交流。”张忞煜表示，印度对海外学者赴印研究一向比较谨慎。

周欣回忆2013年8月第一次赴印度交流。“当时由于在媒体行业工作，尽管只是去进修语言，签证却等了半年多，由此初次感受到申请印度签证的不易。”她说。

“在有电子签且航班便利的情况下，不少同行都会隔一段时间去印度走走看看，更新一下见闻。不同国家的同行有时还会约着一起在印度聚聚。但在疫情之后限制性措施增多，访问印度的难度也就大大增加了。”张忞煜说。

在印度停办旅游签、“严卡”商务签的背景下，对印度有访问需求的中国人更是普遍抱怨“入印无门”。不过，多位接受采访的学者表示，2023年以来，他们仍能通过正规申请程序获得学术访问印度的签证。“我对印度的学术访问，目前为止都没有遇到限制。问题更多在于办理签证的流程较长和繁琐，有时候要在出发之前才能拿到签证，有学界朋友确实遇到过来不及的情况。”刘宗义说。

周欣也有类似的体验，她说：“学术会议签证确实需要印度内政部和外交部出具的批准信，但得益于邀请方的高效与可靠，我从未在实际办理中遇到问题。”

然而对中国的印度研究者而言，正式的学术访问仅仅是一部分，中印人员往来不正常同样会影响整个研究生态和人才储备。张忞煜谈到了两点： 

“第一，如果将学术研究也视为一种文化产品，那么人员往来受限意味着我们的生产线无法使用原产地原材料，即一手资料和实地调研，需要转而依赖印度或第三国学者已经整理和研究过的素材，甚至对当代问题研究来说，不得不采用对学术研究来说可信度往往不足的印媒和西媒报道。这种情况下，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都会受到影响。

“第二，学生是学术研究的后备力量，学生签证曾经是出签率相对较高的一类签证，但过去几年确实出现了不少学生被拒签的情况。过去几届学生缺少对象国实地生活经验，对于后备人才培养来说确实有负面影响。

“当然，上述变化固然直接损害了中文世界对印度研究的原创性和深入度，但对印研究毕竟涉及的人数有限，两国人员往来正常化后可以稳步恢复。反观中国国民对印度的总体认知，在过去几年加速恶化，若要恢复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张忞煜指出。

此外，投身与印度有关的小语种专业的学生的就业前景出现显著波动现象，与印度有关的新闻动态也会让学生家长有更多顾虑。“过去几年，中印两国政府的互换项目和语言学习项目仍确保两国学生交流没有完全中断。但是，印度国内反华舆论和就业预期变化会冲击学生赴印学习意愿，亦在情理之中。”张忞煜说。

周欣表示，其学校原定于2024年派出的泰米尔语专业本科生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最初联系的是印度一家研究所。尽管对方通过邮件承诺接收学生，并初步商定了课程安排，却迟迟不愿发出正式邀请函及相关材料——这背后显然也存在某种顾虑。”

不过周欣指出：“从客观的学术角度来看，我并未感觉到中印之间的学术交流变得明显困难。事实上，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仍在持续进行。以印地语专业为例，据我了解，国内应该有多所高校的印地语专业本科生及研究生成功获得过学生签证，并有派出记录，具体人数需相关单位核实。不过，实际能否派出还涉及多方面因素，例如保证金要求、女生对安全问题的顾虑等。因此，未能成行的学生并不一定完全源于签证问题。”

“另辟蹊径”研究印度

“过去几年，从事印度研究的同行们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推进研究，履行岗位职责。那些在特殊情况下依然坚持学习和探索的同学们更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张忞煜强调，全方位开展对各国的研究并持续培养本国后备人才不可能离开国家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说区域国别学是“大国之学”。

曾经，张忞煜在印度北方邦、拉贾斯坦邦等地学术机构搜集一手的手稿资料，并在印地语区的许多市县开展实地调研，但“突然之间就寸步难行”了。由于各地民风和不同机构的管理风格不一，在印度搜集资料，尤其是未出版的手稿本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必须要有充裕时间‘泡在其中’。很多时候只能买一张单程票去到目的地，然后一点一点地进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摸索研究路径。”

“并且，印度的档案和各类文献资料，尤其是大量的非英语资料的数字化程度并不高，西方的数据库无法完全替代它们。而过度依赖经过西方出版商筛选的资料，也会在无意中让渡我们的研究自主性。”张忞煜说，“我和学生也被迫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尝试新的方法，比如考虑‘赛博田野’等可能性。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局限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周欣说，她自2013年起一共4次赴印度交流访问。2013年，她在印度著名旅游胜地本地治里的语言文化研究所学习了7个月，当时的居住环境、研究所的建筑以及道路设施都还比较落后。“报告厅没有空调，被我们戏称为‘kosu arai’（蚊子大厅）。当时德里黑公交案件爆发不久，在印度国内出行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半年多过去发现安全状况和人的友好程度完全不是想象中那么糟糕。”

2025年8月7日，北京，一名印度游客在颐和园拍照。视觉中国 图

“德里黑公交案”是指2012年12月16日发生在新德里的一起严重性暴力案件。一名23岁的女医学实习生在与男友看完电影后，在公交车上被6名男子殴打并强奸，不幸去世，引发印度国内外广泛关注和抗议。

“然而，2019年我重访该研究所时，发现这里已经焕然一新，发生了巨大变化。”周欣说。

“最近一次，我去了坦焦尔的泰米尔大学，明显感受到城市面貌和基础设施的显著提升：城际公路开阔平坦，道路照明完善；连菜摊都实现了无卡扫码支付；泰米尔邦政府还推出女性免费公交计划，鼓励女性更多外出工作、学习和购物。”周欣说，“由于该邦GDP总量位居印度第二，我能清晰感受到经济发展为城市带来的深刻改变。不变的是当地人对我们说泰米尔语的好奇与热情，以及在购物时享受折扣等种种优待，这类温暖体验数不胜数。”

不过，周欣还观察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主流政治思潮中的全面兴起，这已经影响到了南印度地区，该地区是执政的印度人民党的非传统票仓。

张忞煜感慨，任何一个有志于深耕印度研究的中国学者都需要习惯与不确定性共存。“印度有着中国社会难以共情的对华焦虑。如果借用医学术语，这种焦虑情绪什么时候‘躯体化’，以什么样的方式‘躯体化’，主要不受中国控制。”他说，“但印度毕竟是我们搬不走的重要邻国，从事印度研究天然意味着需要长期直面、研判和应对这些风险。”

周欣所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年“另辟蹊径”，发现了新的交流方向。为了保障语言学习效果，该校泰米尔语专业的学生历来首选印度高校或研究所作为交流对象。然而，第一批学生因疫情未能成行；第二批则因为合作的印度研究所人员调整，不能满足开课需求，所以调整了派遣计划。而马来西亚有6.6%的印度裔人口，其中主要族群是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他们与马来亚大学取得联系，学生成功赴马来西亚留学。这一调整，让该校泰米尔语系的师生对泰米尔族群的跨区域特征及离散现状有了更直接和深入的认知。

张忞煜认为，上述实践体现出中国高校在印度语言训练方面寻找替代方案的努力，“很勇敢且有创新性”。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打开思路，比如旁遮普语和旁遮普地区研究人才培养，首选学习目的地当然是印度旁遮普邦，但如果人员派出一直受限，那么也可以把学生派去加拿大等有庞大旁遮普语母语社群的国家；印地语学习首选目的地当然是印度印地语区，但也可以将尼泊尔南部说印地语的马德西人聚居区作为备选方案。”他指出，“但这些调整需要国家留学基金委等管理部门和高校院所更加有针对性地调整留学政策和人才培养方案，将重要的海外母语者社区视同语言对象国社群，并根据这些备选目的地的特点设计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方案。”

张忞煜认为，总的来说海外印度裔社群研究空间很大。印度裔遍布世界各地，且在不少国家的影响力都与日俱增。但是，他们的内部异质性很大，与祖籍国的关系也十分复杂。“例如，恰恰是因为不够了解印度裔社群内部的省籍、信仰、种姓、政治立场多样性，难以关注到印度人的‘内卷’，所以才会因为幸存者偏差得出‘硅谷印度精英抱团，华人一盘散沙’这样并不准确的印象。”“并且，海外印度裔研究也是华人华侨研究的绝佳对话者。但这些探索开辟的是新赛道，服务新的需求，与针对印度本国的研究既不矛盾，也不能相互替代。”

对于莫迪此次访华，刘宗义指出，比起将其视为中印关系改善的一个契机，要更多意识到印方借此撬动印美关系的意图。“中印关系受到三大因素影响：中美战略竞争、印度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经济社会议程、苏杰生（印度外长）等亲美派官员的活动。”他说。

多位学者对强调，外界对中印关系走向要有谨慎的认知。“既然双方有要正常化的共识，人文交流逐渐放开，大的趋势还在，进度如何，落实如何，印方诚意需要时间的考验。”张书剑说，“尤其是长时间所塑造的竞争情绪，突然要转变，也许印度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吧。”

“近期的破冰我保持谨慎乐观。我不是国际政治专家，但是感觉印度似乎是受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些压力，所以开始在长期一贯的搞平衡的外交原则之下与中国改善关系。但是两国在制造业和很多领域的竞争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所以长期来看如何妥善处理分歧需要双方的外交智慧。”周欣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