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3日午后，我在武汉天河机场候机室并不平静地等待着登机广播。这趟飞乌鲁木齐的航班临时推迟起飞，对第一次去新疆的我来说，不免有几分因变数而产生的紧张。但更令我紧张的，其实是微信群里远在上海的同学们对朱荫贵老师病情的实时播报。当几位同学确认朱老师去世时，一种巨大的不真实感将我包围。一周前，朱老师病情恶化时，我们这些分散全国各地的学生曾去探望，当时我还觉得朱老师有转危为安的迹象，竟没想到一周后的情形急转直下！或许也正是因为了解朱老师病情的实际情况，这一消息的传来既突然，但又不是令人毫无防备。而对于推迟起飞的航班，我竟心存感谢起来——至少不会让我在四个多小时的关机旅程之后受到突然打击，那种打击在去年底是发生过的。此刻，在国庆与中秋双节长假的第三天，在查阅了十多年的工作日志，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我终于能写点什么，纪念我敬爱的博士后导师朱荫贵先生。

其实，我来追忆与纪念朱老师，并不能给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名家的朱老师已有的光荣增添更多光彩，这是我自己的一趟精神之旅。回首往事，在我生命中的若干片断里，朱老师曾与我同行片刻，予我启迪，助我前行。朱师仙逝以后，同门袁为鹏、柯伟明诸君见诸媒体的纪念文字已足以勾勒出朱老师的学问人生，我作为进入“朱门”甚晚的在职博士后，憾未参与师门的诸多活动，也仅能从老师的点滴行迹里去补充某些历史的细节。

一、心向往之初结缘

坦率地说，自我本科三年级选择以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为研究方向后，就一直有到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学习、研究的打算。那时的我将视线投向复旦大学，发现这所名校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学者中，朱荫贵教授的研究领域与研究风格最与我契合。我对作为现代化主体的现代产业部门更感兴趣，也对近代东亚各国工业化的差异、竞争与比较饶有兴味，而朱老师的成名作《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恰好进行了中日两国新式航运业的比较研究，并将目光聚焦于“国家干预”这一具有政治经济学意味的变量。的确，我在读硕士前就已不太信那套逻辑空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了。不过，我选择了留在母校华中师范大学跟随另一位经济史名家彭南生老师读研，只是从2007年开始每年到上海查阅档案。那是一个没有微信甚至连网络也不太便利的时代，想联系校外学者的途径与机会很有限。契机出现于2008年9月，我入选了在四川大学举办的两岸三地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得以结识与我同年级的朱老师高足皇甫秋实，我向她表达了将来考朱老师博士的想法，她回复旦后也向朱老师介绍了我。2009年夏天，与华中师范大学同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举办了一个经济史会议，朱老师来汉参加，我经皇甫秋实的介绍，趁会议午休时去酒店拜会了朱老师，当时在场的还有朱老师的博士卢征良师兄。那是我第一次见朱老师。我介绍了自己对于工业化问题的认识，包括读《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等书的心得，并提出了考朱老师博士的意愿。和我从朱老师照片上感知的很一致，朱老师是一位谦和的前辈学者，他不仅牺牲午休时间对我进行了一番指点，对我报考博士的意愿也提出了鼓励。那个时候，买书也不如今天方便，很多不再版的好书，我都只能先从图书馆借了复印。后来，朱老师从上海给我寄了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老版《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这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但那个激荡的夏天过去后，我还是食言地留在了本校继续读博。人生的航道，往往千回百转，如同“国家干预”一样，并不是都能导向某一时刻主观意愿想要的结果。好在复旦这种名校总不缺青年才俊报考，不像如今某些学校的博士点位要发愁生源问题，而朱老师谦和宽厚，也不计较我的食言。那时我也想过将来博士毕业了，去跟朱老师做个博士后，不过，这些都是遥远而不确定的事情。

二、博士之后又入学

2013年博士毕业后，我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刚入职时除了当会务跑腿和给本科生当班主任外，没有什么别的工作。那时没有太多课时量压力，也还没开始实施“非升即走”的制度，比现在的年轻人“幸运”太多，我反而是觉得太“闲”了，想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做。读博期间我成了演化发展经济学的信徒，便考虑是否去做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后，但当时我想去的地方无法接收在职博士后，最多只有进修的机会，我觉得“名分”不够。其实单从个人研究的角度说，我也不是非做博士后不可，但一则我十年都待在一个地方读书，确实想看看外面的风格、风气；二则那时已经开始有给我这种留校青年教师扣“近亲繁殖”帽子的倾向了，我也不服气，便想着总要出去看看。当然，在一个事实上很多时候对“985”和“211”也区别对待的“做题社会”里，高考分数大比分超过一众“985”分数线却只进了个当时连“211”都不是的大学的我，也有某种想要填补的遗憾。好在朱荫贵老师认为我还是老实做学问的，不是要去他那里“镀金”的，接纳了我的在职博士后申请。2013年10月11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时任所长朱英教授同意我不脱产去做博士后，11月4日，我就正式开始询问复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的赵红老师如何办手续。那时有一些繁琐的工作，工作之余还要跑我最不喜欢的手续性事务，但心里还是存有希望的。12月1日的日志便写了一句：“既然去复旦做博士后，正好可学习金融史。”朱老师当时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研究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等金融与财政问题了。我虽然始终以工业与交通等实业为本，但也希望多了解整个经济系统不同部门的情形。

2014年1月3日，我的博士后申请通过了上海市审批，系统里的显示状态为“在站”，我由此多了一种身份。不过，博士后毕竟不同于博士，正如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不同于博士生的导师，我比起常驻上海的脱产同学们，见朱老师的时间要少很多，也更加碎片化。尽管从1月开始，我就到上海布置宿舍等，但直到3月11日早上，我才在那一年第一次见到朱老师。那天我在日志里写道：“早上晤朱师，颇得启发，肯定了博士后报告以1949年后之中国装备工业为选题，并嘱挖掘理论价值，如国家与经济的关系、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估等。朱师谓财政问题相当重要。”现在我的工作日志只是流水账地记事，那时记录的内容还稍微丰富一点。或许意犹未尽吧，我还空一行写道：“此番来沪除查档案外，在复旦听课亦属必要。”大概那时朱老师是建议我有空可以去听他给本科生或硕士生上的课。我虽然已经是博士毕业的“后博士”状态，对朱老师的提议还是欣然接受——这不就是我想出来看看的初衷之一吗？两天后的日志便有了这样的记录：“今日上吴、朱两位老师的课，收获很大。”这里的“吴”指的是吴景平教授。此后的日志便常常是：“上午上课，下午查档。”复旦这几位老师给我很大的震撼，一是他们以名教授的身份还给本科生上带有通史色彩的基础课；二是他们给研究生上课也不是以讲述人生经历之类的漫谈打发了事，而是认真做课件、讲知识。受到感召的我当时便联系学院，提出要给本科生上通史必修课，教研室主任孙泽学老师同意了，但最后被学院否决了，理由是我在研究所应该科研为主。我自然乐得“清闲”，但还是保持了本科生专业选修课的很高的开课量，而且坚持参与师范生实习、指导公费师范生硕士等“公共服务”。多年之后，我供职的学校严格制度要求，将本科生课时量纳入考核，我没有太多“由松入紧”的不适感，还是得益于一开始在复旦看到的朱荫贵等老师的榜样。

2014年的上半年，我的重心便在上海，中间穿插着回一下武汉。当时已经没有2013年那么闲了，一是有所谓商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的诸多行政性工作交由我做，二是所里开始推动彭南生老师申报中国近现代手工业史的重大课题，我责无旁贷要实际参与申报的诸多具体工作。不过，那时沉浸在上海的春风里，没有想到职业生涯会偏离计划的航道。在上海时，上完课后，朱老师通常会邀请我去教工食堂共进午餐，时间久了，有空也会和我长谈，聊他的家世，聊他的经历，以及他对学术研究之外的各种问题与事情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朱老师常和我畅谈他收藏的近代老票据，这还曾促使我跑去逛大木桥路的云洲市场。可惜按朱老师的说法，我“入行”太晚，已经负担不起一些原本很便宜的藏品的购买了。和朱老师熟了之后，我竟不知天高地厚，主动提出帮朱老师联系他那本《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再版。我为此去咨询了当时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朋友，并将该书简介寄给了编辑。很遗憾，直到当年11月19日，中华书局才反馈说有意向再版朱老师的书，而那时朱老师已答应将书稿给央企招商局联系的出版社修订再版了。现在有点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我还积极为同龄朋友入职复旦做朱老师的师资博士后而奔走，可惜也没有结果。说不可思议，是因为我本质上不是个太多社交的人，但竟然还承揽过好多事。这些事，绝大多数本已尘封于记忆，直到为了纪念朱老师，才又通过文字的留存一一拾起。

复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的制度比我所知的一些学校严格，开题、中期检查、出站审查，每个环节都少不了，而且阵仗不小。2014年4月10日，我确定博士后报告题目为《中国装备工业的演化（1949—1992）》。7月2日，我满怀信心地在复旦迎来了开题，结果被几位老师“痛批”。我当时是想做一个以产业史为形式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研究，讨论我所关注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但几位老师认为这不是历史学的做法，在选题范围、史料来源等方面提出各种质疑。有的老师干脆认为“当代史”就不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指导组倒也没有完全否定我的题目，但朱老师会后还是和我讨论了题目的修改问题，并安慰我。我固然失望，却也觉得幸亏是出来看了看，直观感受到了不同范式、方法、理念、风格的激烈碰撞，因为现场还有想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某近代问题的其他师门同学也被大大地批判了一番。那天的日志这么写道：“朱师谓题目宜收缩，最后确定将以抗战时期及三线建设时期西南装备制造业为主体展开研究。”尽管我搜集了一堆上海的史料，但还是准备按朱老师的建议进行折中妥协。不过，现在想来，当时朱老师特意叮嘱我研究三线建设，倒是走在学术潮流前面了，这与朱老师同中国社科院一批当代史学者的联系有关吧。朱老师还向我推荐了旅日学者吴小林，说他写过一本日文的三线建设研究专著。我后来还真买了那本书。如今的新中国史研究和中共党史研究早已涌入大量历史系学生，学风与世风的转移，令人感慨。

开题结束后就放暑假，我待在上海的时间就少了，因为2014年下半年虽然还是没有本专业的课，但至少开了一门通识选修课，也就是后来成为我人生转折点的《工业文化与工业旅游》。2014年12月5日，我向朱老师推荐了彭南生老师的另一位博士关云平做在职博士后，第二天朱老师回信同意。这算是我为壮大“朱门”做的一点小贡献吧。不过，后来我的博士师弟田牛也委托我询问朱老师时，朱老师虽欣赏田牛，但已过继续招收博士后的年限，这就是所谓“时机”了。

2015年6月9日，我在复旦迎来了博士后中期检查，那几天朱老师恰好在福建出差，当天的日志显示我依然被几位老师批评，“然情况好于开题”，而我的想法是“或可考虑只写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之装备制造业”。6月11日，我终于盼来朱老师回上海，向他汇报了中期检查的情况，我们确定“博士后报告干脆不写三线建设，而深挖抗战时期装备制造业之发展”。至此，我的博士后报告选题算是真正定下来了。当时，我本单位的重大课题已经中标，我作为讲师是没有子课题负责人名分的，但也需要担当主力研究。我不得不多线作战，没有精力深入做抗战与三线建设的比较研究了。这一天的决定，可以说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航道，使我不能按我博士阶段就有的构想继续研究，从此也不停多线作战，既尽量照顾自己的兴趣，又尽力保质按期完工一些集体项目，缺乏一个“做题社会”考评体系所看重的着力点。见我对于不能集中精力研究当代史感到遗憾，朱老师那天安慰我，说如有需要，可推荐我到中国社科院一位研究当代经济史的学者那里做第二博士后。至于还有些话，则日志的记录是“朱师表示可帮忙换工作云云，并勉励先出成果”。那一年12月20日，我在参加完朱老师协办的一个会议后，从上海返回武汉，在火车上接到朱老师的电话，他邀请我到上海工作。我的感动自然是文字难以形容的。然而，就在一个月前，我的女儿刚刚出生，而朱老师也很坦诚地说，无法帮我解决配偶工作等问题。在经过慎重考虑尤其是和家人的商议后，在那年的最后一天，我发短信给朱老师，婉拒了他的邀约。不管怎么说，在我当时的处境里，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对于我是非常大的提振！

后来的博士后出站就非常顺利了。2016年5月17日，上海一个晴朗的星期二，我的日志只是很简单地写了句：“博士后出站审查，朱师及姜义华、葛兆光、吴景平诸教授与焉，得优。”我的博士后报告，整理成书稿《战争与工业：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装备制造业的演化》交给启真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没给出版社任何补贴。当时，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科研副院长付海晏教授建议我去申个项目，给书戴个“帽子”，但出版社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市场化运作不需要国家项目。书出版时，朱荫贵老师亲笔撰文，赐序一篇，这自然也是导师对学生的提携。幸运的是，这本没有“帽子”的书于2020年被评为湖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我迄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的最终形成，离不开朱荫贵老师的指导与提点。作为在职博士后，我自知与本、硕、博学生存在本质不同，也很少主动提复旦是我“母校”，但在内心深处，我永远怀念武东路、政民路、五角场，以及最重要的那位曾在光华楼和我谈笑风生的老师！

三、江城结缘几番来

我没有接受朱老师的邀约去上海工作，但我的家乡江城武汉却与朱老师结下良缘。自然，在我去复旦做博士后之前，朱老师也常来武汉参加学术活动。不过，他一直没有在武汉逛过黄鹤楼等地标性景点。2015年9月，我代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邀请朱老师来做讲座。讲座安排在了9月21日晚上与9月22日白天，还加上一个座谈会。朱老师是9月20日下午到武汉的，考虑到他没有去过黄鹤楼，21日的上午我就自费带他去游览了一番。强调自费，只是为了说明这个活动是合规的，是学生出于私人感情邀请老师的游玩。那一天朱老师还是非常高兴的，远眺滔滔江汉，夸赞黄鹤楼比日本大阪城的天守阁雄伟大气多了。后来我登上大阪城天守阁时，还一直记得朱老师的评价。也就在那天，我为朱老师拍了一张他非常喜欢的照片。

朱荫贵教授

朱老师去世时，我一直找他与黄鹤楼合影的照片没找到，因为我一直记成他是2017年或者2018年登的黄鹤楼，竟没想到早在2015年他就来武汉开讲座了。我之所以把日期记错，主要是因为朱老师从复旦荣休后，曾来华中师范大学担任特聘教授，此后一度较为密集地来武汉，我记混了他最初那次来武汉讲座的时间。朱老师是2017年6月8日荣休的，那天我去了上海，参加了荣休仪式，第二天晚上，朱老师和师母请我吃饭，并送我他们为小女挑选的礼物。如果我没有记错，2015年左右，付海晏教授一手在华中师范大学的高等研究院创建了大数据与历史这么个专业，希望聘请一些知名的经济史学者担任特聘教授。当时，朱荫贵老师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时的导师滨下武志教授已被我校特聘来组建亚洲研究院，这也是一层契机吧。反正，以我当时的身份与地位，邀请朱老师来讲座没问题，提出兼职或特聘邀约，自属天方夜谭。但2017年1月华中师范大学与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共建中国工业研究中心后，形势又有变化。不管是我还是研究中心主任彭南生老师，都认为可以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来帮助我们发展，以我的学缘关系，朱荫贵老师自属首选。2018年马敏教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后，更是求贤若渴，加大了引进各种层次人才的力度。在这层大背景下，经我不断“游说”，已经从复旦荣休的朱荫贵老师在2018年10月19日首次对我表达了可以来武汉担任特聘教授的意向。个中细节，尤其朱老师当时的心境，也许要等到二十年后才能和盘托出。不管怎么说，我和付海晏教授对朱老师的允诺欣喜若狂，我按学校规定为朱老师设计了非常便利的特聘合同。在我们看来，朱老师或者其他知名学者来担任特聘教授，不是要为我们发多少文章、拿多少项目，而是要把他们的学识、经验与思想，传递给我们的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学生，开拓学生们的视野，达到在武汉也能“出去看看”的效果。这层用心，有关部门是否认同，那是另一码事了。但朱老师非常厚道，不待我们这边提出要求，就主动表示有在好刊物上待刊的论文可署华中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这种诚意，令我们非常感动！

后续的过程就不细说了。2019年3月19日，朱荫贵老师再度来汉，第二天作讲座。3月20日，我和我的研究生刘玥陪同朱老师调研了汉阳的几处工业遗产。3月22日，朱老师正式签约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特聘教授。此后，按合同规定，朱老师来武汉就比较多了。当时，我一心想促成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的国际化发展，朱老师还邀请他的多年好友、日本东京大学的产业经济学家田岛俊雄教授来汉讲座，并作为中间人向田岛教授发出加盟华中师范大学的邀约。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真的还有种生机勃勃、万物竞发的感觉。朱老师的到来确实让桂子山的“山民”们很高兴。本来应该由我和我选定的几个学生负责朱老师在武汉的饮食起居，后来，当时还未出任院领导的魏文享教授和其他同事也热心地代为操持，都不用专门通过我来对接朱老师了。这恰恰说明朱老师这个特聘教授没那么特殊化，已经很自然地被“山民”们当成家人了。遗憾的是，这种局面维持不长，史无前例的疫情就暴发了。2020年之后，由于我不再是专门对接朱老师的人选，朱老师作为特聘教授的很多事情，也无人知会我，我也不清楚特聘教授一职疫情后是否还有续聘。只能说，从我的视角看，朱老师与江城的良缘，最后都定格于2019年了。

四、工业文化多支持

朱老师对学生的关爱，自不待多言。我印象很深的是，在复旦与我闲聊时，他说他的某个小博士生是农村出身的“苦孩子”，他要多照顾一下。对我这个本质上不过是临时在复旦这座大庙里挂单的在职博士后，朱老师也尽可能给予了支持。2017年我和彭南生老师创办集刊《工业文化研究》时，朱老师欣然同意担任刊物专家委员会的顾问。此后，无论在武汉，还是芜湖，对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会议，朱老师都鼎力支持。最为令我感动的是，2020年6月，当战疫刚刚取得阶段性胜利，社会大众对出行还惶恐犹豫时，朱老师就毅然飞泉州，支持我和工信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以及泉州地方政府合办的工业文化会议。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朱老师是温文儒雅的谦谦君子，也有担负道义的铁肩。那一年的泉州会议，所有的参会者都还是冒着一定风险汇聚于后来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的安溪茶厂的。这份恩情，我作为会议主办者，没齿难忘！

五、余等还须更努力

遗憾的是，泉州会议之后，我就未再见过朱老师。后来世事多变，有几次线上开会，我还与朱老师一同参加，但可惜也只是通过视频相见和打招呼致意。以前我春节都会寄点特产到上海给朱老师，但有一次朱老师和我说不用再寄了，因为他和师母要去日本陪儿子住一阵子了。从那时起，我和朱老师的联系就仿佛风筝断了线，只剩下线上对我而言没有真实感的节日问候了。后知后觉的我并不知道朱老师和师母身体抱恙，还以为他们去日本就能尽享天伦了。这几年与朱老师交往最多的事，是他主持的一套行业史丛书。与这套丛书相关的还有举办了几届的行业史研讨会。我对丛书与会议的事情皆知之不多，因为所中马敏、魏文享与郑成林等教授参与其事，我只是和朱老师还有熊昌锟师弟直接对接。现在很遗憾的是，有几次会议，朱老师已回国并出席，而我未能与会。回想起来，朱老师对丛书交稿的急切，也与他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有直接关系吧。但朱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他的身体状况，直到2024年底我代表彭南生老师邀请他参加手工业史重大项目的结题会，他因为无法再莅临江城而告我以实情！那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去上海看望他，但他不仅婉拒，还严肃地叮嘱我不要将他生病的事情扩散传播。我完全能理解朱老师的良苦用心，也只好答应下来，只将这事汇报给了彭老师。那时我还天真地以为，在新的一年里，常到上海出差的我，总有机会去看望朱老师的。然而，今年当我来上海前约朱老师见面时，他又都婉拒了。6月下旬，我带我们学院的本科生到上海的江南造船厂等处研学，提前和朱老师说我预留了时间，希望能见见他，被他婉拒，但他说了句：“得知你带学生到上海考察，梅雨天也不容易。”那几日上海确实风雨大作，直到此时，朱老师还关心着学生！其实那时皇甫已经向我透露朱老师的病情了，而朱老师也说我这次来上海“也是我们好几年以后见面的机会了”，但那时他与师母情况都不太好，不宜劳累，这次机会也就错过了。但我总心想朱老师说的：“我想等你下一次来上海时我们再见面，你看如何？”也就期盼着下一次到上海了。

暑假里，我两次到上海，因为行程安排问题，都没有惊扰朱老师，也询问过皇甫，她的意思也是让我先尊重朱老师的意见。在我的日程表上，新学期从9月第一周开始，便有若干次到上海出差的安排，我想时间总是有的吧。就这样，9月7日，一个普通的周日早上，我恰好在规划下一周的上海行程，突然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我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朱门同学们说朱老师在医院里状况不好，外地的同学纷纷订票赶赴上海。我安排好了周一的工作，便把周二晚上的机票改签到周一下午，并通知了关云平兄。9月8日晚上，我抵达浦东机场后，群里说朱老师要休息，让大家明早再去看望。第二天早上，我就自己去了病房，发现卢征良师兄与柯伟明兄正陪着病床上的朱老师说话。后面的情形，在柯伟明兄的文章里有描述，我亦不忍回忆与详述。只是，朱老师那句“我对你们都很满意，但是学术是无止境的，还要继续努力”，仿佛又把我拉回到了十年前的复旦，拉回到了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让我听朱老师娓娓道来。但现实是，我们不能多打扰朱老师休息，很快就退出了房间。那几天我确实还得在上海处理我的工作，9月10日，教师节的晚上，我与几位同门又去病房看了一眼朱老师，他告诉我关云平上午见过他了，让我放心，我告诉他我第二天回武汉，与他告别。当时同学们都说老师的状态有所好转，我也心存希望，不料，那竟是我与恩师最后的道别了！

后来的一周，我时刻关注着微信群的动态，但因为也帮不上什么，没有发言。在复旦历史学系举行纪念活动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的马敏所长、历史文化学院的李华忠书记，都抽空去看望了朱老师，也都特意和我说了一声。这样直到9月23日中午，从上海传来的消息有如山崩。那一天，我的微信圈被哀悼刷屏，我一条一条都看了，但不忍留言。有个我最初工作时选过我课的学生在转发讣告时写道：“大学期间，严老师经常在课堂上提到的老师。”我认为，作为学生、作为老师，看到这样的状态，亦觉足矣。

此后的新疆之旅，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调研了一直想去的可可托海稀土矿国家工业遗产，还参加了一个重要的企业史会议，又不时有哀伤与寂寞袭上心头。一路上，我与在新疆工作的学生李瑞丰聊了很多，她在华中师范大学读本科时，恰好见过朱荫贵老师。我没有聊太多我今天写下的这些内容，但我希望，那种叫传承的无形的纽带，维系着彼岸的人们与此世的我们。9月27日，在从阿勒泰飞乌鲁木齐的飞机上，我写下了这么几句：

黄桦林间清溪流，

月出巍山寂如钩。

公事不及飞上海，

旧恩心念几春秋。

那就不再多说什么了，只是带着朱荫贵老师的嘱托，继续前行吧。

（10月3日至10月4日 于汉阳鹦鹉洲海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