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私家历史栏目2015年7月24日，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邹怡。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于赓哲就此话题再作文进行讨论。近期《长安的荔枝》热播，旧文重发，以飨读者。

杨贵妃所吃荔枝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唐代似乎没有什么疑问，就是来自岭南，《唐国史补》、与杨贵妃同时期人杜甫、鲍防诗句等均可证明。但荔枝保鲜期短，岭南路遥，宋代开始有人怀疑荔枝来自巴蜀，今颇有人以为然。这其中不乏严耕望、冯汉镛等名家，此说采信者众多。近期又发表邹怡《荔枝之路：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如何到长安》介绍了唐代荔枝由巴蜀飞递的路线，即洋巴道——子午道。更是引发关注。

然问题果真如此吗？

我们经常用线性发展观代替古人作“理性人”，尤其在技术史问题方面更是如此，即技术发展必然是后代超越前代，用今天的科学思维和逻辑以及发展水平可以解释古代所有的技术问题。其实未必然。看待中国技术史的各种成就必须坚持“点、线、面结合”的原则，要明了传统技术曾经达到过的高度（所谓各个“点”），又要顾及传统技术“经验科学”特色所塑造的继承模式（所谓“线”），还要考虑这项技术是否得到发扬光大，并且转化成公共技术，从而对当代及未来产生重大影响（所谓“面”），并非所有的技术成就都经历过点——线——面的历程，有的“点”永远是“点”，虽然一时惊艳，但却没有产生深远影响。但是却不能就此否定这个“点”的存在。古今思维模式不同，沿着近代科学思维走出来的技术道路可能与古人的技术之路大相径庭。更何况现今技术思想是基于技术本身和社会成本的综合考量，但是，假如不计成本呢？

探究“点”的具体样貌往往受困于史料的缺乏，具体到中古时代更是如此，中古时期的史料多数来自于士大夫笔下。笔者在研究古代技术时经常能感到士大夫们对于“大义”的偏爱和对技术细节的不屑。而敦煌、吐鲁番文书等民间文书中的技术表述又往往囿于缺乏统一的技术交流平台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因此技术问题的研究难上加难。本文的问题就是唐代有无可能远距离运输新鲜荔枝，以及唐代岭南、巴蜀交通效率究竟如何？

荔枝产地：巴蜀vs岭南vs福建？

有关杨贵妃与荔枝，最有名的记载当来自杜牧《过华清宫》：

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注：陈寅恪对此诗曾有驳正，《元白诗笺证稿》：“据唐代可信之第一手资料，时间、空间，皆不容明皇与贵妃有夏日同在骊山之事实。杜牧、袁郊之说，皆承讹因俗而来，何可信从？”然《新唐书•礼乐志》一段记载似乎为陈寅恪所忽略：“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礼乐志》依据什么史料已不可知，然贵妃似有夏季与玄宗同在华清宫之记载。]

唐人罪贵妃之名，无非是红颜祸国论之老调，所津津乐道者一是与安禄山的所谓绯闻，二是荔枝，经杜诗渲染，荔枝几乎已经“符号化”，成为唐玄宗、杨贵妃奢靡生活之象征。然杜诗并未指出荔枝产地，《唐国史补》则较为详尽：“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也就是说杨贵妃的儿时经历使得她爱上荔枝，而后来发现岭南荔枝胜于蜀地，所以由岭南进贡。严耕望《天宝荔枝道》则认为可能是张九龄使得岭南荔枝蜚声京城，贵妃慕名而已。而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认为是高力士这个岭南人向杨贵妃建议的。另外，一些当时人的记载也证明南海献荔枝确有其事。杜甫《病桔》诗曰：

忆昔南海使，奔腾进荔支。

同作者《解闷》：

炎方每续朱樱献，皆是岭南贡荔枝。

唐天宝末年进士鲍防《杂感诗》：

五月荔枝初破颜，朝离象郡夕函关。

雁飞不到桂阳岭，马走皆从林邑山。

有人怀疑这些诗不过是用汉典，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已经辩白，指出确有实指，兹不赘。但是这里有一大问题令人不解：荔枝容易腐烂。保鲜期短，而岭南路途遥远，怎能按期到达？《旧唐书·白居易传》：“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这句话经常被引证用以证明荔枝不可能自岭南传入。的确，岭南路途遥远，以至于铨选、赴使都要别有制度。正常的行旅用三数月都是常事，荔枝无论如何不可能保鲜。

于是从宋代开始，人们倾向于认为荔枝来自于巴蜀，彼时巴蜀忠州、涪州等地产荔枝，蔡襄《荔枝谱》：“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苏轼《荔支叹》诗自注:“唐天宝中，盖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进入。”宋人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云：“自眉嘉至此，皆产荔枝。唐以涪州任贡，杨太真所嗜，去州数里有妃子园，然品实不高。”《舆地纪胜》卷174《涪州》：“妃子园在州之西，去城十五里， 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唐杨妃所喜。”《碧鸡漫志》卷四：“太真妃好食荔枝，每岁忠州置急递上进，五日至都。”

但是唐代明确记载由巴蜀向长安进贡荔枝的只有一条史料，即《元氏长庆集》卷三九《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臣伏见元和十四年，先皇帝特诏荆南令贡荔枝。”（未说明是新鲜荔枝还是“荔枝煎”。）唐代荆南指的是荆州、澧州、朗州、峡州、夔州、忠州、归州、万州一带，这大约才是巴蜀向长安进贡荔枝之始，但此时距离杨贵妃时代已经数十年过去了。唐代贡籍大约有开元贡和元和贡两大体系，这期间还有各种修正、改变和零星的进贡，贡物产地也多有变化，宋人大概就是依据元和贡籍启发才有此断言的，但是同为宋人的司马光《资治通鉴》和宋祁等人《新唐书》倒是还在坚持南海说，不过这并不妨碍巴蜀说逐渐开始流行，当然也有福建说，但是福建荔枝在宋以前不为外地所知，所以这一说声音较小。

杨贵妃所食荔枝来自哪里？

而严耕望、冯汉镛、蓝勇等一些现代历史学家也倾向于相信“巴蜀说”。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里收录有《天宝荔枝道》，支持巴蜀说。有趣的是，他已经注意到了汉代有从南海向洛阳进贡荔枝的记载，也表示注意到了《唐国史补》以及杜甫等人关于荔枝来自岭南的论述，但是他还是相信了宋人的说法，即荔枝来自涪州而非岭南。立论的基础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认为涪州可数日到长安，而岭南万万不可。至于唐人众口一词指向岭南，严先生做了这样的推测：“唐人以此为杨氏罪，故偏指远地欤？”（《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第1029页）

严论可谓代表，其他研究者所依据的焦点都是白居易的那句话，而且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荔枝的确容易腐败，所以这一点就是本文问题的节点。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似不可轻易下定论，岭南说依旧不可否定，这里关键有两个问题：

第一，荔枝可以长时间保鲜吗？

第二，岭南道远，蜀道路短，可是蜀道运输效率如何？

荔枝的保鲜问题

坦白地说，笔者还没有找到唐代荔枝保鲜的史料。但是这大概只是史料的阙如罢了。现在看来，那时荔枝保鲜期大概比“四五日”为多，而且大约有特别的驿送制度。

其实刚才提到的白居易那句话是有前提的：“若离本枝”云云，指单独的荔枝颗果而言。荔枝假如连枝摘下，保鲜期会有效加长。而且事实证明，古人的确是这么做的，甚至于“荔枝”一名的由来据说就是这一行为的描述，最近《咬文嚼字》发表了钱伟《“荔枝”释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关于荔枝的文献是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当时的文中写作‘离支’。需要说明的是，在上古汉语中‘离’有割取之意，如‘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礼记·少仪》），句中的‘离’就是‘割取’。‘支’通‘枝’。所以，‘离支’应是割去枝丫之意。为什么要以‘离支’为这种水果命名呢？原来，古人已经认识到这种水果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能离开枝叶，假如连枝割下，保鲜期会加长。”另外《扶南记》云: “南海郡多荔枝树，荔枝为名者，以其结实时枝条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为名。”劙通剺，即分割之意也，也就是说荔枝是“砍下来的枝子”的意思。当然，我怀疑“荔枝”这种南方土产大概本于土著语，《上林赋》、《扶南记》不过是牵强附会，赋意于音而已，但是假如当时荔枝摘取时不是连枝，他们也断然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

前文提到唐代荔枝怎么保存史料阙如。但是宋代有多则史料，文同《谢任泸州师中寄荔支》：“有客来山中，云附泸南信。开门得君书，欢喜失鄙吝。筠籢包荔子，四角俱封印。……相煎求拆观，颗颗红且润。”筠籢即竹制筒盒，这是一种用竹制容器密封保存的方式。范成大《吴船录》卷上记载：“乃知寻常用篮络盛贮，徒欲透风，不知为雨露沾洒，风日炙薄，经宿色香都变。试取数百颗贮以大合，密封之。走介入成都，以遗髙、宋二使者，亦两夕到。二君回书云风露之气如新。记之以告好事者。”

这都是短途运输，也许说明不了问题，但宋代还有别的方式保证鲜荔枝的长途运输，只要不考虑成本即可。宋徽宗时期太师蔡京自仙游选荔枝栽瓦瓮中，以海船运出湄洲湾直抵汴京。《三山志》卷三九：“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还有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山液乍凝仙掌露，綘苞初绽水精凡。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芬数本座中看。时余太宰深诗有，赐比西山药一丸。”这是整枝移植。自福建湄洲湾直抵汴京，路途也很不短，尚能保鲜。据此宋人还特地嘲笑唐人“何必红尘飞一骑”。

明代也有多种方式。明初朱权《臞仙神隐》云：“收生荔枝，临熟时，……以芭蕉截断，连根插上。”即将熟荔枝树枝插在芭蕉上，可能是借此吸取水分和营养，保证荔枝在连枝摘下后进一步成长、保鲜。徐勃《荔枝谱》：“乡人常选鲜红者，于林中择巨竹凿开一穴，置荔节中，仍以竹箨裹泥封固其隙，藉竹生气滋润，可藏至冬春，色香不变。”有人不信，徐勃竭力辩白，还邀请对方来验看。似乎对此法很有信心。这种办法的原理可能是借助鲜竹的水分实现保湿。而且密封有利于累积二氧化碳、降低氧含量，也有利于保存。（庄虚之《论我国古代荔枝保鲜技术的发展》，《四川果树》1995年第1期）清代荔枝保鲜的记载更多，其中包括整枝甚至整树运输，乾隆帝《食荔枝有感》小注: “闽中岁进荔枝多连树木，鲜摘色味绝佳。”但因为成本昂贵，所以就是皇帝也不能啖饱。

《新唐书·杨贵妃传》：“妃嗜荔支，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可见唐代荔枝尚在保鲜期内即可抵达京城。笔者的确找不到唐代荔枝保鲜的具体史料，但是很难想象其它朝代能够想到的办法唐人完全想不到。

荔枝的运输问题

除了保鲜措施外，最要紧的毫无疑问是传递速度。汉代即有飞邮荔枝之事。破南越使得汉武帝得知荔枝美味，曾试图移植，这种不顾环境条件的做法自然无果而终。《三辅黄图》曰：“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宫。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茂矣。”但他并不甘心，“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极为生民之患。”东汉也有交州（越南）荔枝向洛阳进贡的先例，这个路程基本不亚于岭南到长安的路程，《八家后汉书辑注》引谢承《后汉书》卷七：“汝南唐羌字伯游，辟公府，补临武长。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支及生鲜献之，驿马昼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道经临武，羌乃上书谏曰：‘臣闻上不以滋味为德，下不以贡膳为功。故天子食太牢为尊，不以果实为珍。伏见交阯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帝从之。”《太平御览》卷971引晋《广州记》云：“每岁进荔枝，邮传者疲毙于道。汉朝下诏止之。今犹修事荔枝煎进焉。”一则侧面证明汉代进贡的的确是鲜荔枝，二则证明晋代进贡荔枝皆为干货。

汉代由岭南进贡荔枝的手段是设置专门的驿送制度，《后汉书》卷四：“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阻险，死者继路。”置即驿站，这个距离大大小于一般的驿站距离（一般是三十——五十里左右）。好处就是可以频繁换马，保证冲刺速度（是的，从“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来看只能用“冲刺”来形容），用这种速度来保证荔枝的新鲜。

杜文玉《杨贵妃、高力士与荔枝的情结》计算，假如快马加鞭，频繁换马，唐代由岭南到长安时间可以缩短为11天。那种不惜成本、不惜民力的做法，绝对是古代皇帝生活的真实写照。11天送达的荔枝，如果再加上合适的保鲜手段，纵然不算新鲜，也不能称腐败吧。

道路险峻问题

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蜀道虽然短，但是蜀道险峻，能够保证短时间送达吗？ 邹怡《荔枝之路：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如何到长安》介绍了“荔枝道”的概貌：“唐玄宗时的荔枝道，自今天重庆市长寿区长寿湖畔出发，大体依循S102、S202省道，沿明月山北上。至开江县讲治镇，向西绕过明月山。利用开江县新宁河，穿越七里峡山，入宣汉县。沿宣汉县州河，在达州罗江镇转入G210国道，先后穿越大巴山和秦岭，抵达关中平原。全程约1800余华里。路程途中，有着川东平行褶皱山脉和秦巴山地的阻隔，荔枝道不作强行翻越，而是巧妙地利用天然河谷，突破了这些障碍。”李之勤《再论子午道的路线和改线问题》对于子午道历史沿革有详考，他接受了唐荔枝道始自蜀地的记载，认为“唐代的荔枝道可能就是从今西乡县南子乌镇接子午道新线的。所以，循子午河、长安河河谷而行的子午道新线，似于荔枝道置驿时就已经出现了”。

但是这条路线的险峻引人瞩目，《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名《石门颂》）有描述：“上则县竣，屈曲流巅；下则人 （冥），廎写输渊。平阿湶泥，常荫鲜宴。木石相距，利磨确盘。临危枪碭，履尾心寒。空舆轻骑，滞碍弗前。……愁苦之难，焉可具言。”此处描述的是子午道旧道，而南北朝以后新道其实更加险峻，只是里程比旧道大为减少，所以才被勉力沿用下来。

清代《三省边防汇览》卷二《道路考》记载子午镇到子午峪的路程：“东北三十里别家坝，三十里岔河，三十里官沟……至长安子午峪……险路六百六十里。”子午镇是明代始有的地名，李之勤认为这条路线基本上就是唐“荔枝道”。这仅仅是这条道路的一部分，险路就达到了六百六十里之多。李之勤《再论子午道的路线和改线问题》记载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对子午道部分路段的踏勘，从其论述来看，子午道是险峻路段和平坦路段交替出现，例如从子午峪到土地岭，“大都崎岖逼仄”，石羊关到大岭，路渐宽阔，但越过大岭，又进入峡谷……李文多次使用“险峻”、“逼仄”等词汇形容自己所见子午道沿线。这条路线险路与平路并存，很多地方在河谷中蜿蜒或者翻山越岭，而且很多地方林木茂密。并且有部分地方需要在狭窄栈道上行进。这里有一张今汉中市境内古子午道复原栈道照片（http://jingdian.517best.com/jingdian_14026.html）：

目前为止，整个古洋巴道+子午道平路有多少，险路有多少，险路如何之险，交通效率如何，笔者未寻见完整而详细的统计，但是说险路“大量存在”恐怕不为过。笔者高度怀疑这样的一条长1800华里的路线能否供邮者纵马奔腾，能否在三四天内将荔枝送至长安。李白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绝非虚言。所以说，假如真有一条巴蜀前往长安的“荔枝道”，那么持论者不应该回避这条道路的艰险状况。

本文并不打算下什么定论，但以下问题恐怕是相关研究者不可回避的：

1， 《唐国史补》以及杜甫等与杨贵妃同时代人都有南海进贡荔枝的记载，唐人指岭南难道都是为了“罪贵妃”？

2， 从汉代先例来看，数千里外驿送荔枝是有可能的。

3， 唐人可能有保鲜技术，但是我们并不掌握其细节。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唐代毫无措施。从宋代以后经验来看，如果不考虑成本，那么荔枝长时间保鲜是可以做到的。

4， 路途远近是问题，行路难易也是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蜀道短，蜀道难，蜀道照样难以在三四天内到达长安，这是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

综合以上，笔者认为，岭南说不可轻易否定，两条路线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而且都有难以解释的疑点。这里需要史料的搜集，需要逻辑的缜密，更需要看待古代技术问题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