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劳提根

怎样才能拥有布劳提根想象力呢？哪怕只是跟上他的脚步。它造出的不只是某个画面：“我绕着房子踱步，像一架缝纫机。”不，它会延伸出前因后果：“我感到害怕。她不/爱我”，缝纫机“刚把一个无赖/缝在一个垃圾箱的盖上”（《我感到害怕，她不》）；没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句子，它就不会结束，或改变原本的叙事空间也行：“很快，她就抓着一条切喉鳟跑来跑去，好像提着一把竖琴赶往音乐会——迟到了十分钟，公交车和的士已不见了踪影”；“这条小溪像12845座排成一排的公用电话亭……电话亭深处的鳟鱼都很不错，当中不少是小切喉鳟，六到九英寸……像一次本地通话。有些家伙，大约十一英寸，仿佛一次长途通话。”《在美国钓鳟鱼》中有这么一个他喜欢的溪水中的小洞，只要溪水流进去，洞里总会有一两条鱼。他把小洞想象成一个卷笔刀，一个想法放进去，就会出来一个好主意。布劳提根就是这个小洞，这把卷笔刀，用他的表达使世界服从他的感受。

关于布劳提根你们也许已经听说不少了。他如何对贫困的童年讳莫如深，除了多次谈及去理发店与一位据说的生父搭讪，对方给他一个银元，叫他去看场电影。他没有活过为自己限定的50岁。但人们只能推测他在哪天以及为什么，决定向自己的脑袋射出一发子弹。人们发现他的死如此之迟，以至于尸体无法辨认被编为9号，而身体的轮廓留在地板上，抵抗下一任房客竭力将它抹去。

我曾试图把布劳提根的谜样人生隔绝在他的文本之外，这么读“大烟盒”的起初几本是顺利的，布劳提根有种根本的吸引力，不去合理化（同时也不追求）人类（或他自己）经历的损失和痛苦。或许这是他从70年代在日本到最近几年在我们中间流行的原因，旧金山故事通常不会这样直率冷静。《梦回巴比伦》是一个私家侦探接案的故事，“这回我一定要转运了，我要走上坡路了。” 虽然不知道客户的任何信息，但“一个人要是穷成我这个样子，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合理的。”一个失败者对失败毫无遮掩，你就不好说他输了。不断与主线故事互相穿插、拖延情节制造悬念的梦境巴比伦——梦这一元素本身——预示了小说兜兜转转回到原点的循环时间观。在这个循环里，发生了许多意外、冲突，也给了私家侦探充沛的时间，来丰富巴比伦这个睡梦中的世界。《去蒂华纳做手术》则是一部结局圆满的浪漫史，以至于我不禁想问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怎么了，不敢相信这个故事“将是漫长的一天，但幸运的是我们将一分一秒地到达终点”。一个奇特图书馆管理员遇见一位完美的女性维达，再与她一起去蒂华纳堕胎。明明自怀孕后还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明明这期间的感受那么真实：“事态如此紧急，我们却没有那么紧张，反而进入一种平静的震惊中。……这感觉多么奇怪啊，当遇到困境，生活中那些简单普通的小事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你感觉怎么样？’我说。‘我希望一切已经结束。’维达说。”这些描写都在诱惑我相信，曲折的、充满细节的步骤中总有一步要出错，而一切竟都按最理想的预设发生了，他们甚至离开了图书馆，再次和计划一样，成为了新领地的英雄。

直到《天上掉下个大草帽》，又一次双线叙事中，不仅设定中的“幽默作家”变得非常伤心，他的打字机里的故事也同步变得非常失控。就算这场由一顶神秘草帽引发的大开杀戒要归因为故事有了意志，它多少投射着“幽默作家”以及背后那个人的意志。要知道，和其他作品中失败者的形象不同，幽默作家的心伤得像坠机，读完整个故事我甚至没有发笑过，只感到人类真正被生活击败了。我很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实上，似乎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当时离开了他。但鉴于布劳提根的创作几乎建立在他的日常之上，蓄意忽视文本之外的东西去读他并非完全行得通。

看看“在美国钓鳟鱼”吧——这既是一个短篇，也是一部更长的小说，是一张小说的封面，也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成为更多人崇拜的隐喻……这个主要令我感到困惑的故事，原来成形于他与妻子弗吉尼亚·埃尔德、女儿伊恩1961年夏天在爱达荷州、斯坦利湖区的野营——仅是多知道这一点，整部小说就清晰起来了——银溪及附近溪流名称串起了整个旅程和整部小说。而对童年的回忆结构也由鳟鱼展开。一切滥觞于布劳提根模糊的童年。他的某任继父在他脑中植入了“在美国钓鳟鱼”这件事，并把鳟鱼“描述得像一种珍稀的、智慧的金属”。后来还在童年的布劳提根发现了一座瀑布，并为它精心准备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要去钓人生中的第一条鳟鱼。当他终于走进那条瀑布，发现瀑布“不过是条白色的木梯”。伴随震惊而来的瀑布般的失落滚落到他面前，此时章节名“敲木头”的用意也显影了。布劳提根写道：“然后我敲了敲我的小溪，听见了木头的声音。” 他没有就此放弃这份怅然，隔开一个空行是“在美国钓鳟鱼”的回信，他也有过相似的遭遇，把一个老妇人看成一条有鳟鱼的小溪。至此，这一节才舍得结束。事情就是这样，现在的布劳提根安慰了过去的布劳提根。

就是这种怅然，《草坪的复仇》这本薄薄的短篇集子里也藏了巨大的怅然。《太平洋收音机火灾》里，“很绝望”“不知道余生要怎么过”的两个人开船去太平洋，就着五分之二瓶波特酒点着了收音机，火焰影响了音乐榜单，第一名一下子掉到了第十三名，合唱情歌的第九名变成了第二十七名。它们热度大跌，然后，都没救了。还有那杯附带亲密关系、就像人生的《咖啡》，讲“我”昨天早上和今天凌晨去两个姑娘家，独自在厨房喝到了一杯速溶咖啡，以及不想再去厨房独自喝一杯速溶咖啡的故事。两个姑娘用相似的冷漠，接受和拒绝了“我”。当“我”在第一个姑娘家的厨房独自等一锅水开时，“我知道这水等上一年也烧不开。现在是十月。”倒掉一半水后“只需六个月就能烧开。房子很安静。”在“我”试图通过观察她的垃圾来推理她的生活的过程中，“现在是三月份了。水终于开始沸腾。”最后我拿着咖啡离开了，咖啡握在“我”手里安稳得像埋在坟墓里。《咖啡》里有一种典型的布劳提根形象，孤身一人忙着想。尽管在同一座房子里，他却和别人在不同的房间。尽管在对话，他却更常在自言自语。

我该如何去想象布劳提根呢。他离开家乡塔科马去了加州，但陈汐在译后记里说他尽量不用嬉皮描绘60年代的画面去联想《在美国钓鳟鱼》。“垮掉派”与布劳提根互不认可，尽管也是格罗夫出版社的作家，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1992至1993年《巴黎评论》与格罗夫出版社巴尼·罗塞特的对话里（《巴黎评论·出版人访谈》）——确切地说只在谈到第三十三期《常青评论》时，由采访人肯·乔丹提到这一期内容还有《在美国钓鳟鱼》的节选——更不会出现在乔丹事先列出的、罗塞特建立起的令人印象深刻、如今被视为文化核心的人物清单里。“天才的编辑们”有天赋对值得出版的书做出决断，作家会说，他要我把这一页删了，他是对的。而读布劳提根——尤其在得知与作品呈现的样貌相反，他有严谨的写作习惯后——我不由认真思索，如何确定写下的内容是必要的。布劳提根花费不少篇幅如实列举食谱、书名、人名、数字……它们是维持船体稳固的卯钉数量，或像《霍克林之妖》里总在数数的卡梅伦所说，“一切需要被数个清楚的事情，我敢说我都会数到的。”布劳提根的目光始终落在别的地方。《去蒂华纳做手术》之前，他待在只收集不公开出版但人人都可以写书的图书馆；《在西瓜糖里》“我”总在谈论自己要写的书；《天上掉下个大草帽》里，那个人躲在打字机后面；《梦回巴比伦》是梦境；就连消灭《霍克林之妖》的地方，也是一座跋山涉水才能到达的冰雕城堡。他在现实中名噪一时，但他的作品对待任何一种情绪都认真得漫不经心。浸染在作品中的人，更符合那个“长舌者之夜”活动中不朗诵诗歌就双手插袋、好像躲着其他人那样走来走去的形象。

有一种混沌的、湿漉漉的伤感包裹着他——同样成长于湖区的英格兰小说家萨拉·霍尔说，她从《草坪的复仇》里感受到加州的时髦迷幻叠加下、一场酝酿自童年的心理上的雨，既包括散步在荒野水道养成的胡思乱想的习惯，也包括环境气候对他小说精神的占有——形成他小说里的引力，当万物落在万物上，布劳提根以万物给万物命名。《在西瓜糖里》“我”没有固定的名字。“如果你在想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有人问你一个问题，你却回答不了。/ 那就是我的名字。/ 也许那时候雨下得很大。/ 那就是我的名字。……”“我”看着弗雷德从口袋里取出来一个我们都没见过的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拿着它。“我试图用你同时拿着一朵花和一块石头的方式拿它。”整部小说也在给死亡命名，或反之以死亡命名，小说分三部分写了三种人，用后两种人的葬礼结尾，而第一种人的家园也是西瓜糖里的核心场所，是一个叫“我的死（iDeath）”的据点。葬礼那天将会没有声音，东西掉在地上也不会发出声音，河流也是寂静的。葬礼之后习惯举行舞会。舞会要等有了声音才开始，这样乐器才能奏响。“喜”和“哀”就这样以令人惊奇的方式交替命名着，死就是甜的。

布劳提根被他的诗意纠缠着，以至于必须把其中一些安置在空白中。如果说诗歌、散文诗、小说或某些难以定义的文体——比如屈指几行的小说或小说章节——都是布劳提根这座建筑的不同部分，那么空白也是。《霍克林之妖》的“贡普维尔（一个虚构的地名）”一节中，最后一段文字与前面的内容隔了几乎一页，这和他哪怕是小说也具备的、像条多刺的鱼的目录，形成有趣的反差。何不将他所有的标题都看作诗题，他将许多意义浇注其中。《从大苏尔来的联邦将军》在故事正式开始以前有两个小节，分别是 “流失是一首甜蜜的老歌 ”与“我说，除了当联邦将军你还干过什么呢？”前者列出了战争中人员流失的数字清单，后者则省略了任何说明文字，仅列出各种职业的从事人数，就有据地回答了诗题，且有一种令人莞尔一笑的幽默感。《天上掉下个大草帽》中的一节描述大草帽的温度不断上升，只有四句话，从“零下6度还在上升”到“零下3度还在上升”，诗题是“肯尼迪角”。肖水在《布劳提根诗选》的译后记中写道，布劳提根借助诗题与其他内容“形成的空间感或互文关系，而产生的强大诗意”，这是他一切创作的内核。当然，他也想写不同的类型小说卖给好莱坞，可惜失恋的人从一根前任的头发中得到的战栗无法改编，但饱含了我们今天仍能感受到的脆弱的善意。

这两天我在想，这篇文章起什么标题好。“这时候正适合幻想！”“让你的灵魂到骨髓外走走。”“我不是很开心，/但我能看到/一切如此/遥远。”这些都很适合的句子，似乎做他的墓志铭也很合适。这是因为他总在以生活经验支配叙述吗？这两天，我比往常嗜睡。书正摊开着，我就停在某个句子边缘，沉下去开始发梦。醒来时突然理解了《梦回巴比伦》，因为从梦中脱身时，我也感到一丝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