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仿若一艘在巨浪中颠簸的旧船，传统的桅杆已然腐朽，现代的新帆尚未完全扬起，救亡图存成为此时各界的第一要义。在这新旧交替的关键节点上，翻译在民族与世界之间开创了一片“中间地带”，既为本土文化应对外来冲击提供了缓冲，还在本土人民“睁眼看世界”、重塑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作为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的结项成果，《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一书正聚焦于1896—1916年的汉译西方文学，以近代中国借助翻译与西方文学进行初次接触的具体事例为主要内容，通过这一特殊时期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博弈，揭示出了以往世界文学理论体系中常被忽视的一环，即各民族在面对和开始参与建构世界文学时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

历史语境：近代中国的译介实践

该书首先回顾了以卡萨诺瓦、莫莱蒂、大卫·达姆罗什为代表的“圣三一体”学者的当代世界文学理论，又在理论系统化的相关探讨中，引出了民族文学在主动构建世界文学观念的最初时刻所存在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全书最核心的洞见，莫过于作者总结了这种萌芽体系的三个特征：一是“以世界主义之名，行民族主义之实”；二是在“萌芽阶段”，外国文学往往位于边缘，译介的策略也更为随意；三是翻译文学的选本常存在经典错位和通俗化的倾向，这些都在第二章中得到了更加充分详细的论证。

理论的提出离不开实证的支持，1896年至1916年，中国译者对西方文学的选择与传统的西方经典之间形成了一种巧妙的错位：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哈葛德的冒险故事、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成为译介主流，反观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西方经典作家的“热度”却不及这类通俗作家。这一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而与当时中国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近代中国身处传统秩序崩塌与现代性萌发的交汇点上，翻译这一行为也被赋予了远超语言转换的意义。借助翻译，知识精英得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制度，普罗大众也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接受新事物。相对应地，翻译选本也就更倾向于满足现实需求：侦探小说补足了中国传统文学中所确实的门类，科幻小说因承载着“科学救国”的想象而被推崇，原本充满白人至上和殖民扩张色彩的冒险故事却也被巧妙地化用为唤醒民族“尚武精神”的工具……这种矛盾性实际上也印证了卡萨诺瓦的论断：文学的世界共和国始终是等级制与不平等的竞技场，在萌芽体系中也是一样，新来者只能以边缘者的身份，接受被有意或者无意地“误读”的命运，通过翻译向中心不断攀附。

除此之外，编辑校勘与市场选择也在“经典”的选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辑在出版作品时，“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这种粗放操作催生了大量质量参差不齐的译作。在这种宽松的审核条件下，通俗小说因其故事性强，容易吸引更为广泛的受众群体，逐渐成为出版商的首选。文学作品不再只封闭于知识精英的圈层，而与诸多外在因素息息相关。正是在种种现实状况的影响下，“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呈现出了以本民族为核心、以外国文学为边缘，以文学的“自治”和政治、经济等诸多外在因素主宰的“他治”为轴线两端的特殊状态。

新旧之交：翻译背后的权力博弈

当西方文学凭借殖民扩张获得全球声望时，中国文人还需借助中心文学的作用，将西洋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置于“值得被敬佩”的地位上，这恰恰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体系本身极具权威性和稳定性。林纾以“拟古文体”翻译哈葛德的冒险小说和小仲马的爱情悲剧，表面上是借助传统“雅言”来驯化西方“俗文”，实则也通过语言的重构，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审美与伦理道德规范反向地植入进了翻译作品。《迦茵小传》中的情欲纠葛，在林纾手中被转化成了对迦茵牺牲精神的歌颂；而在《巴黎茶花女遗事》中，林纾甚至将妓女马克与士夫相比，凸显出情与欲下的“德”。这种改写并非偶然，林纾以更近“中心文学”的笔法为来自西方的通俗故事“镀金”，这种策略的背后也隐含着近代中国对转变大众心态、紧追世界潮流的迫切需求。

正如文中所言，“很多伟大的文学变革是从当时处于边缘地位的文学，甚至是边缘地域文学的非经典作家与文类开始的”，这种经典的错位恰恰也成为现代文学发生的契机。在近代中外文学的交流中，林纾的译介实践实际上也加速了中国文学传统体系的裂变。他采用“耳授手追，声已笔止”的方式译书，在字里行间掺杂了白话口语、外来语甚至欧化句法的同时，也为白话小说注入了雅言的精密与凝练。这种杂糅的文体既冲击了雅洁的古文规范，也促使了中国小说从“街谈巷语”跃升为“文学之最上乘”。借助林纾本人的声望，林译小说自成一派，为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接触西方文学提供了一个更易被接受的途径。

然而，这种新与旧、本土与外来的博弈终究只是权宜之计。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白话文彻底推翻文言霸权时，林纾的拟古文体成了“不合时宜”的遗物，萌芽时期的“通俗热”被当作启蒙者所批判的对象。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充满矛盾的翻译实践，为后来更加激烈的文学革命埋下了伏笔。

理论突破：体系边缘的文化自觉

歌德曾指责德国浪漫派“不把他者作为目的，而仅仅作为手段”，但学者范劲曾指出，本雅明从后人的视角出发，察觉到了浪漫派理论中所蕴含的一种反身性，并指出了其认识论与当代前沿理论的相通之处：世界文学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在力图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系统。更进一步地说，这意味着体系中心之外的领域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遭到忽视。

从歌德以德国为中心的“世界文学”愿景到卡萨诺瓦以巴黎为中心的“文学世界共和国”，传统的世界文学理论常受到民族主义或国家权力关系的影响，预设出一种以西方文学为中心，以非西方文学为边缘的等级结构。而在这种体系中，非西方文学则要在争夺中心文学的认可与警惕被中心文学同化这两种状态的“夹缝”中生存，它们对于塑造世界文学版图的主动性却常常被忽视。但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加入了世界文学理论的建构，对以往这种西方中心的体系的批判和修正也在不断增多。

郝岚著《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1896-1916》

《世界文学萌芽体系与近代汉译西方文学》的贡献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对于当代西方学者所建立起的世界文学理论体系而言，书中的“世界文学萌芽体系”就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视野盲区”。近代中国的译介经验表明，所谓“萌芽体系”不仅是一段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也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动态场域。在这里，翻译成为体系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在参与全球化初期展现主体性的重要媒介，创造性的翻译使近代中国的西方文学译介发挥了本土现代性生成的催化剂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小说的阅读提供了更为崭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