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不是特别“环保”但同时也特别“环保”的习惯，就是会不定时到某旧书网站上刷刷牟宗三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的名字，看看有他们的什么初版书流出来。按此“法门”，我淘到过前者的《佛性与般若》精装初版本，和后者的《个体》还有《自由与怨恨及其他》，竟也都是精装初版。最近一次不经意间逛网，发现居然有人晒出了斯特劳森的“康德书”——《感觉的界限》（The Bounds of Sense，Methun，1966）精装初版本，而且还是当代德国大哲迪特·亨利希（Diter Henrich）生前用过的书，卖家似乎很专业也更“噱头”：竟晾出了其中一页上原书主人的一条批注：“=Bennett”，仅此“孤证”就足证此品不假，何况书上还有亨利希的签名！

彼得·斯特劳森的《感觉的界限》

亨利希的签名

这是一家开在慕尼黑的古董书店，因为版本的关系，书的标价肯定是比普通版本要高些。这让我想起那年在哲罕君的导航下在法兰克福逛一家古董书店，见到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德语初版，以及忘记是门德尔松还是谁的一部德文初版书。但是眼前的情形还是有所不同，毕竟斯特劳森是我的博士论文传主，而亨利希也是我几乎从写“博论”开始就同步关注的哲学家：康德、斯特劳森和亨利希，以这样一种奇妙的方式汇聚在那个遥远国度一座“新型”哲学城——至少与耶拿和海德堡相比——里一家旧书店的一部纸质书上。于是稍作犹豫，我就决定拍下这本书。固然因为路途遥远，跨国运输，书的运费并不低，而且随着书的标价，运费也各不相同，颇有某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微妙的平衡收割术在其中。但是既是常识也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多买几件书，至少从运费的角度还是相对划算的。最初就是本着这样的设想，我又仔细搜索了这家店所藏的亨利希，最后锁定了他的另外四部“康德书”——这里是借用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被自称和他称为“康德书”，意思只是我淘的五本书都是关于康德的书，且又都是亨利希的或者他用过的书。让我从实招来，除了斯特劳森的书，另外四部（按照出版顺序）分别是帕顿（H. J. Paton）的《定言命令：康德道德哲学研究》、蒂勒（A. E. Teale）的《康德式伦理学》、贝克（L. W. Beck）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评注》和当代北美康德学大家保罗·古耶尔的《康德与自由的经验》。最后一本是作者题赠给亨利希的书，扉页上用蝇头小楷毕恭毕敬地写着“For Dieter, In continuing admiration”，落款是1993年2月，此书出版的当年，由此推知此书乃是年初印行的。

贝克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评注》

保罗·古耶尔的《康德与自由的经验》

保罗·古耶尔题赠给亨利希的话

咬咬牙，订单是发出去了，忐忑的小心脏也开始扑通扑通起来，毕竟对我这样的小本买家来说，这算是一张大订单了。此外，当然也是因为我对这几本书的重视程度，尤其是第一本！因为那毕竟是一切的开始之开始。

旧书网上可以关注订单的进展，终于有一天，告知书已入关，正在等待放行。君子言而有信，两三天后书就送到我手上了。但是让我惊掉下巴的是，箱子里只有四本书，而且就是没有最重头的The Bounds of Sense！把箱子翻了个底朝天也还是不见踪影，我当时脑子里几乎是嗡的一声。待我回过神来，就马上与卖家联系，告知收到包裹，但却没有我最初相中的那部书——当然，我的语气是尽可能中性平和的，没有暴露过多的感性成分，还是在商言商吧！

刨去时差的因素，卖家的回复还算及时，他只是告诉我正在伦敦参加书展，待周末回到慕尼黑后再处理此事。又过了两天，店主应该早已回到书店了，但我却没有收到他的回复，忍不住又留言问他情况。这回答复来了，告知我说是当时就没有寄出这本书，但是书应该是在店里的，只是一时找不出。老实讲听了这话，我心里还是有点儿小冒火的：既然没有一起寄出，就应该预先或同时知会一下；现在又说书找不到，这算是哪门子买卖？同时我心里也有点儿犯上了嘀咕：这样的书都找不到，这书店该有多大？

也许因为某种感性寄托，所以心里想得有点儿多，其实店主的回复还算很职业，他也表示了抱歉，并且给我提供了三种方案：一是退（相应的）款，二是我选一本同价位的书，三是继续等待他找出这本书。我当然是选择了第三种。但是此后就又开始了漫长——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的等待，中间至少问了两次，都告知还没有找出。后来我干脆也不问了，就当是重买了一张彩票，等着哪天中奖吧！

街市依旧太平，就这样过了至少有大半个月，卖家终于告知，书已找到并发出，还感谢我的耐心等待。在等待了如许时间后，这部重磅书籍终于来到了吴泾大荒。可巧的是，那时我已经搬离了原来的住处，所以那天在出租车上接到邮政的预送电话时，我颇有些犹豫让他怎么投递，最后决定自己到邮政包裹处去取件。事实上那天中午为了欢送一位今年毕业的博士，我们师生几个在萧阳兄在大荒期间颇为偏爱的永德路上一家湘菜馆聚餐，所以我是让同席的Z君抽空到邮局去取件然后转交给我的。

经历了这一番折腾，等我拿到书时，所做的第一件事还是把它翻到了亨利希标有“=Bennett”字样的那一页。从记号看，所针对的是斯特劳森的这番话，这里省去英文，只看此书中译者梁议众先生的译文：“但是，由于这些综合活动毕竟并未产生任何种类上异于日常经验自我意识所提供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觉察，看来我们或许必须在综合活动的结果之本性中，而非在任何特定的对这些活动本身的觉察、或对在行使这些活动中发挥作用的能力的觉察中，寻找经验的自我归属之可能性的解释。或许经验的自我归属只在其下才是可能的条件正是客观物概念之下的经验的连接性，而该连接性被认为是综合所产生的。”这里不是结合斯特劳森和贝内特（Jonathan Bennett）的“康德书”讨论亨利希毕生工作于其上却仍视之为“玄奥难解”的先验演绎的地方，而仅限于指出一个浅屑明白的小事实：斯特劳森在原文的outcome（结果）和produce（产生）上均加上了斜体，译文中“结果”用了黑体，“产生”却没有标出，但是任何做过翻译工作的同道应该都能理解这要算是一个最平常稀松的疏漏了。

左上即是亨利希的“=Bennett”标注

把亨利希的这五种“康德书”“通观”一番，也还是有些浅表的“发现”：亨利希读得最仔细的依次是帕顿、蒂勒和斯特劳森的书，不但有大量勾画，而且还有不少批注，有些还在书内夹着详细的笔记和提纲，只是蒂勒书扉页上很干净，没有亨利希的签名。贝克的书亨利希也下了功夫，有勾画和笔记，有趣的是，还一前一后夹着北美一次康德会议的议程海报和对《评注》一书的一篇英文书评，题为“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ical Ethics”，作者是耶鲁大学的George A. Schrader。这是一个抽印本，从上面的字迹判断，应该是作者转赠给亨利希的，从勾画看，亨利希仔细地阅读了这篇书评。抽印本这种“工艺”似乎在大陆已经很少见，至少我好像还没有享受过，我印象中两次得到抽印本都是从台湾地区的杂志，一次是早年给《鹅湖学志》投稿，文章刊出后收到了一堆抽印本；另一次是《思想》的笔谈栏目，差别只在于前一次没有稿费，后一次却收到了一小笔。另外说到抽印本，我想起最近有位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现在美国伊利诺伊念博士的学生到上海来看我，他带给我的“伴手礼”就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得到的一件抽印本，是《分析》（Analysis）杂志1950年刊行的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s）的一篇论文，题为“Hypotheticals”——这不能不说是一份颇有古风的礼物了——毕竟，我在做“博论”期间就识得的这位皮尔斯先生与斯特劳森的友谊在“道友”与“讲友”之间，最近翻译出版的《帕菲特传》就多有这方面的记载。

蒂勒的书扉页很干净

用功的笔记

说到《帕菲特传》，我就想起那年长刚小友回国，从星洲坡县为我带回其时刚问世的这部传记。约莫上个月，此书的中译本出版了，我从某微店看到，就顺手下了一单，不久书就到了，我匆匆翻阅一过，颇觉嘴有余香。几乎与此同时，译者四友小友也为我寄来了一册，所以我手里共有三册“帕传”，其中两册是中译本。偏巧这时长刚又回国探亲，他写信给我，因为行程安排，这次不能到上海来看我了。我一时无语，就回复他：我手里有两本“帕传”中译本，等你下次回国我再送给你吧！我的小友长刚还是一贯的机敏，当即黑我曰：谢谢应老！如果您下次还找得到的话！

说来惭愧，其实我还是今天重新打开贝克此书时才发现Schrader的这篇书评的，一个原因是贝克的书开本较大，还有外封，这个抽印本夹在最后，稍有些隐蔽，难怪一开始没有发现；另一个原因是当初刚收到打开此书时，就掉出了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份会议海报，此相当于开盲盒获赠品，早已喜出望外，岂敢再作他想？记得当时我还取出这份海报，坐在沙发上欣赏了起来。有趣的是，这份海报现在却不在贝克书内，我想起来，应该是看完顺手搁在茶几上，未曾归位，后来又搬家，所以是收拾到别的开袋里去了。

淘书所得的盲盒赠品

如前所述，亨利希的最后一本“康德书”是古耶尔题赠的，有意思的是，三十二年过去了，这本书却几近十品，书内也没有受赠者的任何勾画。亨利希苦念前四种“康德书”时，正值少壮到鼎盛之年，而收到古耶尔的赠书时，早已功成名就，所以排除所有别的因素，上述对比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这种对比仍不免让人产生某种感慨和唏嘘。不过我现在想起的却是有位以前的同事讲过的一则故事，说是他的老师曾经告诉他一个出名的“秘方”：只要自己每出一本书，就给全国各地最多也就几十位的小同行寄书，如此这般，你很快就能出名了。话虽如此，所谓孟尝君门下各有其道，但是古耶尔给亨利希赠送“康德书”应该并不在此列，因为前者其时早已成名了。

2025年7月26日于上海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