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参观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不过类似的先进生产线我在国内已经看过不少，但特斯拉的案例确实有特别之处，有几个数字可以说明：

这座超级工厂从审批到投产仅用12个月——政府审批只耗时两个多月，主体建设不到10个月，这样规模的项目9个多月就实现竣工；旁边的超级储能工厂工期更短，仅用7个月便完成建设。这种高效被称为“上海速度”，在国际上也常被视作“中国速度”的典型案例。这样的高效并非个例，而是中国发展节奏的一个缩影，特斯拉的案例尤为具有代表性。

2025年7月9日，上海临港，航拍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视觉中国 资料图

曾经和一些朋友交流时，大家都不约而同讨论到：特斯拉为何选择来华投资？结合媒体报道与观察分析，我个人认为，核心原因可概括为三点：

第一是政策的确定性支持与高效服务。中国对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鼓励态度一以贯之，从国家层面的产业规划到地方的落地配套政策，形成了全链条的稳定发展预期；而这种政策优势的关键，更在于“从纸面到实践”的高效转化——就像我们刚提到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审批到开工仅用两个多月，12个月就实现投产。这种“政策确定+执行高效”的双重保障，让企业无需为流程耗时担忧，制度性吸引力也因此更显著。

更重要的是另外两点：其一，14亿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不仅体量大，更伴随消费升级持续释放购买力，为产业成长提供了坚实的需求支撑；其二是超强的产业协同能力。以特斯拉为例，其在华产品本土化率已达95%，而这95%的零部件，以长三角4小时经济圈为范围就能基本配齐。这种“4小时产业链覆盖”，意味着企业无需全球奔波采购，既大幅缩短了供应链响应时间，又显著降低了物流与生产综合成本。

也许，大家可能会问，我国何以形成如此完备的产业链？事实上，它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积累的结果。而这，就涉及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命题。

就像特斯拉95%配套能在4小时经济圈内完成，这个产业协同的现象是“果”，而它背后的发展过程、深层原因与内在机理——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所在。

一、何以选择社会主义？

中国在古代农耕社会曾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但1840 年鸦片战争后逐渐陷入衰落，此后全民族开始探索现代化道路。进入20世纪，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条主要的现代化路径：一条是资本主义模式，另一条是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最初曾尝试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多次努力均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实现现代化，反而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社会矛盾丛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比较中，赢得了人民的认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成果惠及绝大多数群众（而非只为少数人谋利）；二是必须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有效组织起来，完成现代化所需的原始积累，形成高度的社会组织化。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一方面，其内在逻辑容易导致利益向少数群体集中；另一方面，难以克服派系林立、社会分裂的弊端，无法形成国家建设的合力。因此，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的集中统一治理和有效组织。这一选择，既延续了中华文明“以民为本、大一统治理”的深层基因，又契合了现代化建设对高效组织、公平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作出的必然选择。

中国选择社会主义，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被验证的必然。这一点，在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界定绝非抽象的理论概念，而是在中国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深刻契合中华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政治学视角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成功回应了两大关键命题：

其一，在价值维度锚定“以人民为中心”——这正是对“现代化不为少数人谋利”的实践回应。

其二，在治理维度实现超大规模社会的有效整合——通过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既以市场经济激发个体潜能、释放多元主体活力（如企业创新、社会参与），保障多元利益诉求；又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统筹协调，避免市场自发带来的分化风险，凝聚国家整体的组织力量。这种“市场活力”与“制度合力”的平衡，最终达成“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统一—— 而这种“一体中容多元、多元归于一体”的智慧，正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治理”基因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

二、何以统筹规划发展？

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关键是把握好发展、秩序与安全的平衡——就像开车时，一脚踩油门（驱动发展），一脚控刹车（维护秩序），还要系好安全带（守住安全底线），确保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既积极向前，又行稳致远。

那么，如何有效推进发展？一个重要方法是遵循客观规律与理性规划：立足现代化建设的整体需求做好顶层设计，再由各部门、各单位协同落实。而这项统筹规划工作，正是由党领导的国家来主导推进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 1950 年代初开始编制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一制度延续至今——除特殊时期的少数调整外，已连续制定实施 14 个五年规划（计划），目前正在编制第十五个。

五年规划的核心价值，在于统筹“国家长远目标”与“阶段任务”的动态平衡，它始终立足中国实际，紧扣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目标——既以每五年为周期，对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文化繁荣、生态保护及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整体进步等作出系统部署（比如初期优先布局重工业筑牢基础，后期聚焦补全产业链实现升级）；又始终锚定“工业体系完善”“现代化强国建设”等长期目标，通过“局部服从整体、短期服务长期”的连续性规划，确保现代化进程不偏向、不断档。而这种“统筹长远与阶段”的规划能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规划的连续性和执行力。

但统筹规划的落地，不能仅停留在“规划文本”，更要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当时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传统农耕文明的生产力，无法支撑现代化所需的工业化基础，因此必须通过统筹布局，构建独立的工业体系，协调好重工业与轻工业以及工业与农业等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工业基础薄弱的现状，我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布局工业基地，根据国家发展需求规划机器制造、能源生产等核心产业。资金短缺是最大难题，为此，全国人民通过节衣缩食支持国家建设——将有限的生活资料优先转化为生产资料，推动工业化原始积累；同时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的方式，集中资源投向工业领域。令人动容的是，这种付出在当时得到了广泛认同：人们不觉得是负担，反而以参与国家建设为荣，因为大家坚信这是为民族复兴、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好的未来。这种强大的社会共识，让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起步所需的原始积累。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布局重大重工业项目开始，此后的每一个五年规划都紧扣现代化进程的需求，持续推进工业体系的迭代升级。

我们用 27 年时间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正是现代化所需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基础。改革开放后，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既坚持工业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又着力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让各类生产要素充分释放活力。

秉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务实思路，经过 40 多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在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中国逐步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联合国相关统计显示，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没有之一。这一成就，是新中国成立76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进的结果。

我们始终对前辈们心怀敬意，他们“勒紧裤腰带”支持建设，自己节衣缩食，只为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这种牺牲精神与“一张蓝图绘到底”的长远视野，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密码。从学术研究视角看，其核心逻辑清晰——通过长期规划推动持续发展，这是中国道路的鲜明特征。

三、何以驱动科技创新？

另外，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非常注重科学技术发展。为什么重视？因为现代化以工业化为基础，工业化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靠的是系统创新、原始创新等，不是农耕时代的偶然创新，所以科技发展至关重要。

此外，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发展。这种重视的根源在于：现代化以工业化为基石，而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依赖系统创新、原始创新等持续性突破，而非农耕时代的偶然发明，因此科技发展对现代化具有根本性意义。

中国发展科技的路径，始终围绕教育、人才与创新的协同推进。从历史脉络看，中华文明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古人称读书人为 “先生”，视其为思想先进的群体，给予社会尊崇；5000年来，这种传统始终未变——教育一直被视为治国兴邦的基础性工作。不过，古代教育侧重修身养性、人际调适与治国理政，与现代科技教育侧重点存在一定差异，但“尊师重教”的核心精神延续至今，成为现代科技教育的文化根基。

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初之后发生转折——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正式启动，教育开始向现代转型。在延续人格培养、治国素养培育的同时，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着力培养实用科技能力。此后，伴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科技教育的权重持续提升，从创办新式大学到普及现代学校教育，逐步搭建起科技人才培养体系。但受限于发展阶段，早期高等教育资源有限，多数人难以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幅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为科技创新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中国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意识到制造业和生产一线的发展，既需要科研创新人才，也离不开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高水平产业工人。因此，在推进普通高等教育的同时，中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目前已建成近万所职业院校，形成了覆盖全产业链的技能人才培养网络。

这种“普教+职教”的协同模式，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一线劳动者，构建起全球规模最大、结构最完备的工程师培养体系，以及多层次的高水平人才队伍。许多国际观察和研究都指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与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个关键支撑就是这种独一无二、难以替代的工程师队伍与人才培养体系——这既是产业优势的“硬基础”，也是中国产业链韧性的重要来源。

中国一方面始终重视教育，通过完善教育体系筑牢人才培养根基；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人才，既着力培育本土人才，又注重优化人才使用环境——这种“培养+使用”的双重发力，让人才与产业发展形成了深度联动：各地经济、现代化建设与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直接催生了“抢人才”的态势，不同省份、城市和区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留存人才。

以上海为例，无论是临港新区、张江科学城，还是复旦大学等高校周边的产业园区，都配套了大量人才公寓（通过低价租赁等方式），从住房、子女教育等实际需求入手为人才减负；国家层面持续加大人才投入，地方则通过政策创新形成“引才竞争”态势。这种对人才的重视，既深耕本土培育，也向全球敞开大门——以优质发展环境吸引国际人才。

中华文明自古就有尊师重才的传统，进入现代化阶段后，这种理念被赋予新的内涵，进而推动了人才的持续涌现。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顶尖人才中华人及华裔占比显著，这背后既有中华文化重视教育的基因、中国教育体系奠定的扎实基础，也离不开海内外人才成长环境的协同支撑。

科技创新的推进，还依赖于科学的整体布局。高校专业设置根据科技前沿与市场需求动态调整，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同频共振。具体来看，三类主体构成了前沿探索的核心力量——科研机构侧重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聚焦学科交叉创新，高科技企业则主攻应用转化。以企业为创新枢纽，带动高校和科研机构打破体制机制束缚，释放人才创新活力；从所有制看，公有制科研力量与民营创新主体协同发力，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让各类科研潜能得到充分释放。这种“分类分工+协同发力”的布局，打破了“科研孤岛”，让基础研究、应用创新、成果转化形成闭环——这正是中国科技创新“既有基础厚度，又有转化效率”的关键驱动所在。

中国在科技领域同样也有相应的规划——每个阶段根据现代化需求动态调整政策，通过“集中攻关”聚焦重大难题，这一过程中，新型“举国体制”集中资源攻克核心技术，形成“规划引领—集中攻坚”的驱动机制。

从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到科研力量的系统组织，再到科技规划的前瞻布局，始终围绕产业升级与前沿探索的双重目标推进科技进步。实践证明，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不仅是推动生产变革的核心动力，更是引领发展方向的战略先导。

在党委、政府领导下，通过抓规划、育人才、兴科技，凝聚各方协同力量，以科技为先锋，中国式现代化有了坚实的落地机制。

四、何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当然，中国式现代化能稳步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背后原因有很多，我们刚才提到的只是其中两个关键因素。

不过，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大家或许不仅想知道“它为什么能成”，还会关心，它到底有哪些核心特征和内涵？我们推进它，最终是为了实现什么目标？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内涵看，就是要实现物质上的高质量发展、政治上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文化上的精神富足、生活上的共同富裕、生态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特征和内涵，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共产党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本世纪中叶的奋斗目标，计划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目标既有明确方向和具体路径，也有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指引着全国人民按规划、有步骤地推进建设。

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造福中国人民，更致力于让世界共享发展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理想的当代实践：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治理中的呼应，这份“大同”理想正在转化为“各国共同发展”的现实行动。

从特斯拉超级工厂的“上海速度”到洋山港世界最大无人码头的智能运作，这些具体场景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注脚。它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有历史的延续性；扎根中国大地，能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有现实的逻辑性；锚定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方向，更有面向未来的确定性——这正是“何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逻辑。

（作者郑长忠系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