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甘肃兰州榆中县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榆中兴隆山最大降雨量220毫米——这个年降水量不足350毫米的干旱区，竟在一天内灌下全年三分之二的雨水。

2025年8月8日，救援人员在兰州市榆中县马坡乡旧庄沟村架设临时通道。新华社 发

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受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及南海季风云系影响，连日来，茂名信宜市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大成镇最大累计雨量400毫米，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6月15日0点42分，群测群防员刘名芳敏锐地发现地质灾害预兆，及时预警通知村民转移，57名群众成功避险。

“这不是运气，”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王立朝在接受专访时说，“而是我国建立的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综合防治体系工作成效的集中体现。”

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非地质灾害易发区易发时段的风险正显著增加。

“用以前常态的标准防今天的灾，就像用旧地图找新大陆。”王立朝说，传统基于历史统计规律的评价标准已无法适应目前的极端天气频发的新形势。近些年来200毫米-300毫米的极端降雨事件日趋常态，所以必须打破“非易发区”的固有认知，全面更新地质灾害风险评估工况条件，将极端气候因素纳入所有区域的防灾考量，通过基础数据更新和理念革新，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体系。

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任何地区都需要做好应对极端条件下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准备。

以下为对话全文：

降雨仍然是地质灾害最主要的诱发因素

：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我国近年来地质灾害发生频率和分布有何新变化？有哪些新的挑战？

王立朝：近年来，从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而言，整体上是平稳的，但是时间和空间分布是不均匀的，特别是极端强降雨引发的群发性地质灾害更为突出。比如，2024年广东梅州“6·16”，湖南资兴“7·26”群发性地质灾害等，都是因强降雨引起的。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强降雨增多，这对地质灾害防治带来巨大挑战。在我们传统认为的地质灾害非重点防治区、非重点防治时段的灾害数量在增加。比如，2024年云南镇雄“1·22”山体滑坡，发生在冬季非传统汛期；今年四川筠连“2·8”滑坡也发生在传统非汛期，这些事件颠覆了我们“冬春相对安全”的固有认知，突破了我们原有的地质灾害防线。

从诱发因素来看，除了地质环境条件本底因素外，还有降雨、人类工程活动、地震等等，但降雨仍然是诱发地质灾害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另外，降雨和人类工程活动叠加影响引发的灾害风险也在增加，比如四川凉山州金阳县“8·21”山洪灾害，就属于施工工地违规住人、不及时转移避险造成的。

2025年8月6日，广东广州，白云大源村有房屋在山体滑坡中受损。视觉中国 图

地质灾害传统识别方法受限，监测预警难度加大

：极端降雨背景下，地灾隐患点识别面临哪些新问题？

王立朝：极端气候确实让隐患识别工作难度陡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灾害更“隐蔽”、更“突然”：极端暴雨或旱涝急转后，常常会诱发大量小型崩塌、滑坡（占比超过95%）。这些灾害就像埋藏的“地雷”，规模小、位置隐蔽，传统监测手段很难提前捕捉到明显的预警信号，突发性极强。

风险瞬息万变：极端降雨往往分布极不均匀，可能“东边日出西边雨”。这使得哪些地方危险、危险程度如何，变化非常快，可能几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就完全不同。更棘手的是，下大暴雨时，卫星可能“看不清”（云层遮挡），地面人员巡查也因天气恶劣、交通受阻而难以快速到达现场响应。

灾害“连锁反应”突出：极端气候下，出现了更多新型灾害，比如冻土融化引发的滑坡、冰川融化导致的泥石流。更关键的是，灾害常常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发生：一个地方崩塌或滑坡，形成的碎石土块可能变成泥石流冲下来；泥石流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湖一旦溃决，又引发洪水或更大的泥石流。我们现有的技术，更多是识别单个的、相对静态的隐患点，对这种复杂的“灾害链”预测能力还很不足。

：怎样理解地质灾害风险识别的难度？

王立朝：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地质灾害的基本特性，首先地质背景具有隐蔽性，以广东梅州“6·16”灾害为例，风化花岗岩区域具有岩体强度低，透水性强，差异性风化特征，如果没有极端的强降雨，这个坡体可能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临界触发条件难以量化，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下多少雨才能破坏这种平衡。

现有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体系考虑降雨和地震两种工况条件，尤其是降雨，我们都是基于行业规范最大100年一遇工况评价危险性，这与目前现实情况具有较大的差距。另外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基于历史极值数据的静态分析，这很难做到不同工况条件下的危险区范围的精准划定，所以要引入动力学评价方法，比如在特大暴雨的情况下，地质灾害的运动轨迹是什么，影响范围到哪里，精准圈定避险转移范围，评价就要体现动态性。

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仍面临三大挑战

：您认为当前针对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能力如何？有哪些新技术应用到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当中？

王立朝：我国初步构建了“人防+技防”的监测预警体系。

“人防”主要指群测群防体系，是基于普通民众开展巡排查的宏观现象预警，目前全国有近30万群测群防员，是监测预警体系的重要力量。

“技防”主要指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自动化监测预警，其中，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主要面向区域尺度，主要生成未来72小时预测、未来24小时预警和市县级开展的未来6小时、3小时短临预警，形成递进式预测、预报、预警工作机制和产品体系，不断提升预警时空精度，支撑开展防灾部署和临灾避险。按照“省级统建、省市县一体化应用”方案，全国县级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系统平台已覆盖超过2000个地质灾害易发县级行政区，大大提升了地质灾害风险预警的覆盖率和预警预报时空精度。

自动化监测预警7*24小时全天候观测，面向重点隐患，与群测群防体系协同，提醒受威胁群众临灾避险。截至2025年7月底，全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已覆盖27个省（市区），接入监测台站7.1万个，监测设备约30万台套。机构改革以来，自然资源部门加快自动化监测预警网建设，北斗高精定位、微机电传感器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效提高了降雨型滑坡监测设备的观测能力。以北斗高精定位技术为例，对滑坡的地表形变监测精度达到了毫米级。

：监测预警还面临哪些挑战？

王立朝：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极端气候变化挑战。雨带西移北抬与极端暴雨频发显著，以往非重点防区地质灾害风险陡增，给监测预警工作带来极大挑战。二是复合链式灾害监测的挑战。近年来，由极端降雨、强震等引发的“滑坡-碎屑流-堰塞湖-洪水灾害”等复合链式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害链通过时空叠加破坏力倍增，传统单灾种、面向单一灾害的监测预警方法面临挑战。三是设备局限与技术瓶颈挑战。目前的自动化监测设备对滑坡适用性较好，对于危岩崩塌与流域性泥石流仍需攻关，设备在高原山区，以及暴雨、强震等极端环境下的可靠性不足，不同来源与不同属性数据融合与分析研判能力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2025年8月12日，大型机械在甘肃省榆中县夏官营镇开展清淤工作。视觉中国 图

传统地质灾害低易发区、非易发时段的灾害风险显著增加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属于地质灾害低易发区的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是不是也在增加？比如西北地区。

王立朝：是的，不止西北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传统地质灾害低易发区的风险正在显著增加，由于当地缺乏防灾经验，防灾体系弱，应对能力相对较差。

这一趋势不仅限于西北地区，以北京为例，2023年门头沟遭遇超1000毫米的极端降雨，引发大面积浅表层滑坡。这种变化要求我们必须更新防灾理念，传统基于历史调查数据以及评价标准的调查评价成果以及防灾体系就无法适应新的防灾形势，现实中200-300毫米的极端降雨事件日益常见。

所以必须打破“非易发区”的固有认知，全面更新风险评估方法，将极端气候因素纳入所有区域的防灾考量，通过基础数据更新和理念革新，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型地质灾害防治体系。这一转变意味着，未来任何地区都需要做好应对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准备，不能再单纯依赖历史经验判断风险。

最迫切的任务是提升基层防灾能力建设

：刚才提到要根据降水的情况做动态评价，您认为部门之间该怎么去加强这种配合？

王立朝：现在已经都在做了。面对当前频发的因强降雨引发的地质灾害，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至关重要。自然资源部与气象部门已建立20多年的合作机制，实现了气象数据和降雨信息的实时共享。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构建更加完善的多级会商机制：国家级层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在发布预警前需进行联合会商，基于地质孕灾条件和降雨数据形成预报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基层部门的协同需求更为迫切，特别是针对短临预警的应急响应，现在的避险转移往往都是在短临预警指导下进行的。

受通讯条件、群众配合度等因素制约，目前从预警发出到人员转移往往需要3小时以上。因此，必须优化现有的“预警-响应”责任传导机制，打通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建立更加高效的联合处置流程，确保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能够实现快速、精准的防灾避险。

：近期，甘肃、河南、北京等地均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强降雨，当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面对极端降雨如何加强地质灾害防范？

王立朝：当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最迫切的任务是提升基层防灾能力建设，也就是一线的能力，前面做的工作再细，如果“最后一公里”打不通，就收获不到好的防灾减灾效果。

比如今年6月15日凌晨4点，受今年第1号台风“蝴蝶”叠加季风气候影响，广东茂名信宜市贵子镇中和村发生山体滑坡，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35间房屋受损。庆幸的是，在灾害发生的前一个小时，受灾区域的中和村联一、联二、田寮三个自然村25户57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通过广东茂名的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成功避险的关键在于建立“风险底数清晰、预警响应迅速、转移安置科学”的基层防灾体系。

面对极端强降雨，我们尤其需要重视三点：一是推进科普宣传培训演练常态化。以案为例，开展极端天气引发灾害案例科普宣传教育，增强科学认知和风险意识；深化开展风险隐患识别、预警叫应与避险响应知识技能培训演练；二是完善乡村预案体系。建议结合当地突发强降雨灾害风险特点，指导乡镇（街道）编制完善上下衔接的综合应急预案和简明实用的村（社区）应急预案，开展常态化的避险演练。同时，也需要依靠地质调查技术力量，评价优选“地质安全岛”，建设平急两用的避险场地；三是加强致灾机理研究与科技支撑。在深化实施风险隐患更新调查基础上，深入研究揭示极端降雨条件下致灾机理与分布规律，更新迭代监测预警设备，优化智能化监测站网布局，分区分类优化预警模型判据，提升科技防灾减灾能力。

：当前一些发生过地质灾害的区域正在或将要进行灾后重建，您有何建议？

2025年8月10日，武警甘肃总队机动支队官兵在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兴隆山村清理淤泥。新华社 图

王立朝：灾后重建首先必须坚持科学客观的评估原则，既要尊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又要确保防灾安全。比如对于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要充分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灾后重建或者避险搬迁时必须进行充分的社会风险评估。

其次可以探索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模式。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打破部门壁垒，整合自然资源、水利、住建、农业农村、交通等多方资源，实现“治理一片、受益一片”的整体效益。在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地质灾害风险区管控要求的前提下，还要因地制宜，比如甘肃舟曲立节北山滑坡，通过工程治理使滑坡风险可控，就没必要把原有受威胁的群众全部搬迁。

最后重建工作要遵循客观规律，既要避免“一刀切”地简单搬迁，也要防止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防灾减灾也要秉持工匠精神，从基础工作做起，扎实做好风险评估。

比如高山峡谷区必须重视链式灾害的防控，流域型灾害要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科学编制规划确定重建的规模和基础设施的防灾标准等，强调如何实现灾害防御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控”，确保重建工作既保障安全又促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