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多边主义这一理念本身的失败，而是未能支持和更新其机构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

说这话的，是新西兰首位民选女总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史上首位女性署长海伦·克拉克（Helen Clark），长期以来，她一直被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多边合作的坚定推动者。

海伦·克拉克。视觉中国 资料图

从1999年至2008年，她连续三届担任新西兰总理，将气候变化与社会发展纳入核心议程。在联合国任职八年间，她领导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事务，推动更多国家重视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如今，她仍活跃于国际舞台。

9月9日，本年度的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召开，今年恰逢联合国成立80周年。80年前，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防止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当下，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气候危机恶化、贸易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世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

作为马德里俱乐部（Club de Madrid）成员，克拉克与多国前领导人近期发起公开信，呼吁全球领导人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建立更加包容和具代表性的机制来应对当今共同挑战。

近日，在接受（www.thepaper.cn）专访时，克拉克直言：气候变化、不平等、债务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弱化彼此交织，如果不能正视其内在联系，我们就有可能陷入连锁危机的恶性循环：环境崩溃助长冲突与流离失所，不平等滋生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对全球机构的信任侵蚀推动分裂和单边主义。

克拉克与中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91年。此后，她多次访问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的巨变。今年更是成为在京参加九三阅兵的外国前政要之一。在任总理期间，她推动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全面自贸协定的发达国家。

在她看来，中国不仅在清洁能源部署方面已走在世界前列，还将在全球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如她在接受采访时所强调的，“中国的选择将对世界能否实现气候目标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当下的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她提醒道：“气候行动应当是趋同与合作的空间，而不是分裂的战场。”

以下为专访全文

全球挑战的“深刻内在关联”

：今年稍早时候，您与潘基文秘书长联合撰文表达对多边主义衰落的担忧。在6月底马德里俱乐部的公开信中，您与多位前国家领导人共同指出，全球多边合作和公共品、发展援助的融资正面临危机。您认为这种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克拉克：我认为根本原因是缺乏维护国际团结与合作原则的政治意愿。多边主义正受到上升的民族主义、地缘政治对抗以及对全球公共产品长期承诺的退缩的压力。

这种侵蚀又因不断加深的不平等，以及从一系列全球性冲击（从新冠疫情到持续的冲突和气候紧急情况）的复苏不均而进一步恶化。

我们所目睹的，并不是多边主义这一理念本身的失败，而是未能支持和更新其机构以应对21世纪的挑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开信呼吁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并建立更加包容和具代表性的机制来解决当今的共同问题。

：从旱灾洪灾到野火，以及不平等、主权债务危机、气候失序、规则秩序被取代等问题。在您看来，这些挑战之间存在哪些深刻的内在关联？如果这种关联得不到解决，最有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是什么？

克拉克：这些危机彼此紧密相连。气候变化加剧了不平等和粮食不安全，而不平等削弱了社会凝聚力和民主韧性。不可持续的债务负担转移了本应用于公共服务和气候适应的资源。而随着国际规则秩序的削弱，我们集体管理全球风险的能力也随之减弱。

如果我们未能解决这些相互联系，就有可能陷入连锁危机的循环：环境崩溃助长冲突与流离失所；不平等滋生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对全球机构的信任侵蚀推动分裂和单边主义。结果将不仅是更多的苦难，还会是一个更加不安全、更加难以治理的世界。

：根据最新评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只有15%处于实现轨道上。你们的信中特别提到：全球接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而“本十年可能出现万亿富豪”。您如何看待极端贫富差距对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造成的冲击？

克拉克：极端财富不平等不仅是道德和社会挑战，更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结构性障碍。当近一半世界人口生活在贫困中，而少数人积累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这表明我们的经济体系并未与人类发展或环境可持续性保持一致。

这种差距扭曲了政治影响力，削弱了对民主机构的信任，动摇了社会契约。要扭转这一趋势，就需要重新思考财政政策，堵塞税收漏洞，推动包容性增长，并投资于公共产品。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不让任何人掉队”，就必须认真解决财富与权力的高度集中问题。

：公开信中强调2025年是“重塑世界的机会”，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志愿经济联盟”，推进全球合作、结束极端不平等，您能否进一步解释这一倡议的核心目标和实现路径？展望未来十年，您最害怕看到的全球政治趋势是什么？您最希望看到哪些突破性进展？

克拉克：“志愿经济体联盟”的理念在于领导力和共同目标。我们呼吁各国政府——无论其地缘政治立场如何，围绕改革全球治理、实现气候正义和结束极端不平等的紧迫需求走到一起。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集团，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前瞻性议程的政治对齐。

我从公民社会的韧性、青年人的动员，以及许多政府、城市和社区愿意以身作则中获得希望。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势头转化为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那么未来十年仍然可能带来变革性的改变。

警惕气候政策的“迟疑与倒退”

：在您担任总理及议员的27余年里，一直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方案。2023年COP28上所有成员国达成“迪拜共识”之后，随着今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许多国家在能源转型道路上出现迟疑或倒退。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未来几年全球气候行动的前景如何？

克拉克：我们正处在一个决定性的十年。尽管迪拜共识已承认必须逐步摆脱化石燃料，但关键在于将这一势头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承诺和实际的减排行动。

令人遗憾的是，在一些主要经济体中——包括美国政府更迭以来，气候怀疑论的回潮以及清洁能源政策的退却，令人深感担忧。

话虽如此，仍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许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推进绿色产业战略。城市、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也越来越多地设定自己的气候目标。现在最重要的是规模与公平。世界再也无法承受进一步的倒退。COP30必须成为重拾政治决心的时刻，尤其是在气候融资、气候适应以及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方面。

：您曾是新西兰第一位民选女总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第一位女署长。在气候危机应对中，女性领导者是否带来特别的视角和方式？女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应当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

克拉克：毫无疑问。女性领导人通常在治理中带来合作性和同理心的方式，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决策如何影响社区。这种特质，加之愿意倾听专家意见，有助于应对像气候变化这样复杂而交织的挑战，在这些领域我们需要具有长远视野的领导力。

然而，女性在气候谈判、政策制定以及融资决策中仍然代表性不足。加强女性领导力需要更具包容性的决策空间。女性必须公平地获得气候资金。气候危机并非性别中立——我们的解决方案也不能如此。

理想国际秩序需“反映多极化现实”

：早在1991年您就访问过中国，之后也多次来访，亲历中国巨变。您如何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努力？ 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气候治理中可以继续作出哪些贡献？

克拉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部署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其是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它已设定了在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国家目标。

展望未来，中国有机会加快摆脱煤炭的进程，推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并在绿色技术与气候融资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中国的选择将对世界能否实现气候目标产生重大影响。

：您任内推动新西兰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全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今天，一些国家却在加征关税、打贸易战，您如何看待这种做法？您如何看待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对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的影响？

克拉克：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与战略竞争或单边措施相关时，可能对全球气候行动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它可能扰乱可再生能源的关键供应链，延迟低碳技术的部署，并破坏国家间的信任。

在全球性危机时期，合作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开放和可预测的贸易框架，以支持全球绿色转型，确保可持续技术的可获得性，并促进创新。气候行动应当是趋同与合作的空间，而不是分裂的战场。

： 在“全球南方”崛起背景下，您理想中的国际秩序应如何平衡传统大国与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

克拉克：一个公正而有效的国际秩序必须反映多极化世界的现实。这意味着要确保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决策过程中获得有意义的代表权，并且它们的观点能够塑造未来的规则和制度。

这不是要用一个权力中心取代另一个，而是要构建一个包容、响应和合作的体系，其中责任共享、所有声音都受到尊重。传统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公平平衡，是恢复多边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