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进步的基石。它供养家庭，创造就业，并推动包容性的经济增长。但这块基石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近年来，极端天气、地缘政治冲突与市场波动正在不断加剧扰乱全球粮食体系。

10月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来自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位涉农领域科学家、企业家等，围绕如何在气候变化加剧、地缘局势波动、人口持续增长等多重压力下构建安全稳定的韧性食物供应体系展开深入探讨。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所经历的长期粮食短缺，到如今基本实现粮食自给，中国用不到全球10%的耕地，养活了全球近20%的人口。仅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中国就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不可思议的农业变革之一。这一成就并非偶然，而是创新、投资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盖茨基金会农业发展总监马蒂恩·范·尼乌库普（Martien van Nieuwkoop）在接受（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农业转型，为所有追求粮食安全与共同繁荣的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而通过创新与合作，我们能够让这些经验为更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创造出持久的改变。

在肯尼亚，用抗旱杂交玉米种子种植的玉米长势良好。

新技术探索让杂交水稻再升级

“无融合生殖技术”（synthetic apomixis）是当前最令人振奋的水稻研究前沿之一，又被称为“自我复制的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显著的增产，但农民必须每年重新购买新的种子，才能保持高产。

“无融合生殖技术有望改变这一局面。它能让杂交稻实现代代自我复制，农民可以年复一年地留种自种，并持续获得很高的产量。”范·尼乌库普兴奋地告诉。

范·尼乌库普透露，目前盖茨基金会正与中国农业科学院（CAAS）、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及西非稻米中心携手推进这一研究在非洲的试验，早期迹象显示一些关键技术点正在突破，但最终结果还需要几年时间才可以知道。

“这是基金会的一项‘大赌注’。如果研究成功，这项技术将为数百万非洲农民带来变革，不但能提高产量降低成本，还能增强抗风险能力。”范·尼乌库普说。

而11月将在巴西贝伦举行的第30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上，一场“创新展示”活动将重点呈现这一类的突破性成果。

这场活动由巴西农业与畜牧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盖茨基金会及其他重要伙伴共同主办，将集中展示一系列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创新技术与实践。

范·尼乌库普称，其中包括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多家中国育种机构正共同研发的新型水稻品种，种植该品种能够将灌溉用水量减少50%，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减少30%，甲烷排放量减少超过90%。

“这类创新既提升了生产力，又守护了地球。这是让中国展示其创新如何惠及全球农民的契机，也展现了全球合作如何将前沿的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他说。

在尼日利亚凯比州瓦拉农场绿色超级稻种植区，当地农民正庆祝丰收。

中非共耕：从技术转移到“共同创造”

事实上，伴随着中国技术在非洲本土化的应用，中非在农业领域的合作有着极大的潜力。

据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CGIAR）首席科学家桑德拉·米拉赫博士（Sandra Milach）介绍，与全球北方国家不同，中国和非洲一样以小农为主。针对小农的创新与大规模农场不同，包括小型机械、无人机喷洒等技术，中国在这些方面非常创新，而非洲尚未达到同等水平。

中国在杂交水稻等领域领先世界，这些技术和其他农业技术方面的经验具有巨大潜力帮助非洲。尽管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大面积的可耕地，它的作物单产却是全球最低的。整个非洲大陆每年要进口价值60亿美元的大米，另外还有50亿美元的小麦和玉米。若能通过技术合作将产量翻倍，不仅能提升粮食自给率，还能减少对土地扩张的需求，甚至恢复自然生态。

但中非合作的挑战也不少，非洲大陆国家众多、气候条件与小农经营模式也与中国存在显著差异。同时，非洲机构的制度能力也存在巨大差距。

范·尼乌库普认为，为使中非合作成功，关键词是“共同创造”。“中国可以将知识和资源带到非洲，但不是简单复制，而是需要与非洲对应方有效合作，调整和适应这些解决方案至非洲条件，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创造。”他说。

此前，源自中国并在亚洲取得成功的绿色超级稻在非洲推广受限。范·尼乌库普称这并非由于品种本身不适用，而是受本地化研究缺失、肥料成本高昂及供应链不完善等因素制约。

“该品种的高产潜力依赖科学的施肥管理，但非洲的土壤气候条件与中国存在差异，亟需开展适应性研究以确定最佳施肥方案。目前因农业科研投入不足，农民缺乏科学的施肥指导，加之肥料价格居高不下，导致品种潜力难以发挥。唯有加强本地化研究、降低肥料成本并完善供应链，才能为绿色超级稻在非洲的成功推广创造必要条件。”他说。

“回顾中国120年前甚至40年前的农业状况与现在相比，农业增长带来了巨大的减贫成效。我认为非洲也会如此，没有公平增长就无法实现减贫，这一点不容忽视。”范·尼乌库普还补充称，随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新兴驱动技术，非洲将走不同的道路来实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成就与非洲不相关。持续投资于研发、加强自身作用、投资基础设施——每个国家都需要走自己的道路，但这些相似之处也会在非洲展现。”他说。

盖茨基金会农业发展总监马蒂恩·范·尼乌库普

气候危机下的农业突围

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亚洲和拉丁美洲，通过大规模推广高产谷物品种、扩大灌溉设施、以及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农业产量实现前所未有的增长，这一系列变革被称之为“绿色革命”。

今天，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显著。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今年初发布的年报，2024年是自前工业化时代以来最热的一年，全球气温比前工业化水平高出近1.5摄氏度。我们是否能通过技术和创新赶上气候变化的步伐？

对此，米拉赫认为，我们需要更“绿色”的绿色革命，即在解决饥饿和贫困的同时，以更可持续的方式生产粮食，减少水耗和排放。

米拉赫举例称，气候变化导致高温，进而导致水资源更加短缺，这些问题相互关联。随之而来的是土地荒漠化，缺水导致土地逐渐变成沙漠。因此，水变得极为关键。

而小农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灌溉成本。米拉赫举了一个例子：非洲水稻组织（AfricaRice）在西非地区实施的“气候韧性智能谷地”项目通过建设排水与灌溉两用渠道，在200公顷的谷地范围内规模化实施，将成本从每公顷1500美元降至每公顷约500美元或每户约200美元。

“在一个200公顷的谷地中，大约有320到400个小农。这种规模化方式使得技术推广更容易。这种规模化方式更易推广，同时农民合作社还能共同投资、交易粮食，解决小农面临的市场和价格问题。我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针对小农的解决方案需要结合多种形式的韧性。”她说 。

范·尼乌库普此前在世界银行工作，在离任前他的团队刚完成一项全球气候融资盘点研究：两年前，全球每年所有部门（公共和私人）气候融资约6000亿美元，其中只有约240亿美元流向农业。然而，农业和食品系统占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一，按比例应为2000亿美元而非240亿，这显示了巨大差距。”

“农业在气候变化面前可能比能源和交通部门更脆弱，但是在投资应对上面做得远远不够。”他补充说，农民缺乏知识获取，缺乏进入市场的渠道，缺乏灌溉基础设施和仓储设施，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我们坚信，在农民面临气候变化的阻力之时，创新是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减少贫困的关键驱动力。”范·尼乌库普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