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国内思想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目前已有包括homo sacer系列在内的数十种著作被翻译为中文。“一种声音·阿甘本”系列译自阿甘本在Quodlibet网站的专栏“Una voce”，思想市场栏目经其授权刊发。本文收录了发表于2025年1月和2月的三则短文。

吉奥乔·阿甘本

以色列所剩下的

到那日

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

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

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

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阿，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

惟有剩下的归回。

——《以赛亚书》10，20-22

预言已经实现了。不再有以色列。只有剩下的会得救，并且肯定不是治理以色列、把它引向末日的当权者。现在，重要的是要知道那剩下的，那剩下的何在，那剩下的将如何幸存。

2025年2月18日

“好”与“恶”

在这个意义——“恶”与其说是“好”的缺乏，不如说是“好”的颠倒（又及，伊万·伊里奇曾说过，corruptio optimi pexima，“没有什么比腐化的‘好’更坏了”）——上说，必须纠正和补全古代的学说，后者认为，“恶”不过是“好”的缺乏，因此“恶”本身并不存在。因此，“恶”与“好”的本体关联依然存在，但我们还需要思考，何以、在什么意义上“好”会被颠倒和腐化。若“恶”是一种颠倒的“好”，若我们依然在“恶”那里认出“好”腐化、扭曲的形象，那么，当今天，我们发现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面临着它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与之斗争？

在政治学说中，古典思想是熟悉“好”的腐化的。根据这种思想，三种正当的政府形式——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一人、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都会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僭主、寡头和暴民统治。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民主制本身就是多数统治的腐化形式）使用了parekbasis即偏离这个术语（这个词源于parabaino，走到边上，parà）。现在，如果我们问它们“偏”向了何处，我们就会发现，可以说，它们偏向它们自己。事实上，宪政的腐化形式与健康形式相像，只是现在，宪政中呈现的“好”（共同的利益，koinon）转向了“它自己的”和“特殊的”（单个，idion）。也就是说，“恶”是某种特定的，对“好”的使用；而这个“颠倒的使用”的可能性，就写在那同一个“好”里面，如此，可以说，“好”走出自身，走到自己旁边。我们也必须从类似的角度来解读定义现代性的定理corruptio optimi pexima。立刻对自己受苦的邻人施以援手的撒玛利亚人走出自身，把自己变成了医院(ospedali)组织和护理服务，后者，虽然以人们所相信的“好”为目标，却以转化为“恶”告终。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恶”，乃是试图把“好”建立为一个客观社会系统的努力所造成的结果。每个人都能且必须给自己邻人的好客（ospitalità），也因此而转化为国家官僚管理的“住院治疗”（ospedalizzazione）。再换句话说，“恶”是一种对“好”的戏仿（这里也有parà，向边上的偏离），一种永远把“好”移到我们之外的，过度生长的客体化（oggettivazione ipertrofica）。今天，在所有地方，被一切种类的进步主义当作人共同生活的唯一可能方式强加到我们身上的，不正是这种致命的戏仿吗？政治学家所谓的“行政国家”和“安全国家”，声称要治理“好”，把它从我们手中拿走，再到一个分离的领域中把它客体化。也许，所谓的人工智能，也只是在把“理智的‘好’”移到我们之外，仿佛思想可以脱离与思想的主体的联系而存在，就像在某种愤怒的伊本·鲁世德学说中那样。面对这些颠倒，每一次，我们都必须认出它从我们手中夺走的那微小的“好”，以便把它从“为了‘好’”而捕捉它的致命机器中解放出来。

2025年1月21日

形势与革命

我们应该永不倦怠地思考这个事实，即我们政治词汇的关键术语之一——“革命”（rivoluzione）——取自天文学，原指行星沿其轨道的运动（“绕转”）。但另一个在我们时代特有的用政治范畴来取代经济范畴的普遍倾向中取代“革命”一词的术语，也来自天文学词汇。我想说的是“形势”（congiuntura）这个术语，在一个范例式的研究中，达维德·斯蒂米利[1]把注意力引向了这个术语。

这个术语——它指“在一个给定的简短时期内，经济活动所经历的经济周期阶段”（即经济形势）——实际上改自“合相”（congiunzione）这个术语，后者的意思是在一个给定的时刻，几颗星星位置的重合。

斯蒂米利引用了瓦尔堡《路德时代文本与图像中的古代异教预言》(La divinazione antica pagana in testi e immagini dell’età di Lutero,Heidnisch-antike Weissagung in Wort und Bild zu Luthers Zeiten, 1920)中那段并置形势与绕转的话：“只有在被称为绕转的漫长时期中才能预期这样的合相。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系统中，大合相和最大合相[2]是有区别的；因为外侧行星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后者最危险。合相越是重合，事实看起来就越吓人，不过具有最有利特征的行星也可能产生最糟糕的影响。”而这也是有意义的，即，一位像奥古斯特·布朗基那样的革命家，在希望落空后，还能在自己生命的尽头，把人的历史构想为某种和星星的运动一样，无限自我重复、永恒地演出同样再现的东西。

今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正是这样一种现象，其中，一种从本性上说偶然、任意的经济形势，却致力于把它恐怖的支配强加于整个社会生活。因此，毫无保留地丢掉政治与星星之间的关联，在一切领域切断声称把天文学的命运与革命、把必要性与经济形势、把自然科学与政治结合在一起的纽带是好的。政治不是写在天球上或写在经济规律中的；它就在我们孱弱的手中，就在我们否定一切把它们关进形势与革命的主张的清醒之中。

2025年1月15日

注释：

[1]达维德·斯蒂米利(Davide Stimilli)，比萨大学哲学学士，耶鲁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文理学院日耳曼和斯拉夫语言与文学荣休副教授，主要研究文学批评和理论，思想史与艺术理论。2022年3月16日他在意大利日耳曼研究中心做过一个相关的报告。——译注

[2]大合、大合相指木星与土星合，最大合、最大合相指土星、木星与火星三星合。——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