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本次峰会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峰会。

回顾上合组织24年来的发展，总有一些眼光用“东方的北约”或“小一号的欧盟”来审视它。这两种比照，前者执着于军事同盟的对抗性想象，后者迷恋于超国家主权的制度崇拜，都试图将一个诞生于世纪之交、根植欧亚大陆腹地的独特生命体，塞进旧世界的框架，从而陷入认知的迷雾。

上合组织24年的成长轨迹早已证明：它既非其他国际组织的复制品，也非传统地缘政治的衍生品。在全球秩序深度重构的当下，上合组织面临的真正命题，不是如何成为“更好的谁”，而是如何以“上海精神”为火种，在无人走过的旷野中点燃一种回应时代诉求的新文明合作形态。

这是位于天津站后广场的“2025相约上合 绽放津彩”标识（无人机照片，8月22日摄）。    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1日在天津举行。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回应时代命题：“上海精神”再诠释

24年间，上合组织从6个创始国发展为覆盖亚欧非26国的“大家庭”，其生命力不仅在于数量扩张，更在于功能维度的“质量跃迁”。安全合作从联合反恐扩展到网络、生物、数据安全等新疆域；经济合作从边境贸易升级为基础设施、能源、数字金融的系统性对接；人文合作则突破“政府间”边界，青年交流、媒体合作、地方论坛的民间网络已编织成“看不见的丝绸之路”。

这种扩容的深层逻辑，就是“上海精神”在新时代的再诠释。当国际秩序面临“退群”与“甩锅”的恶性循环时，上合组织以发展观、安全观、合作观、文明观、全球治理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对欧亚大陆不同文明的共存、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国际社会所面临挑战更趋复杂，“上海精神”的预见性和适用性由此更加凸显。上合组织坚持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恰恰能为动荡世界提供“稳定锚”。

破除镜像崇拜：上合组织“参考系”

将上合组织与北约或欧盟进行类比，本质上是旧式思维的幽灵在游荡。北约的集体安全建立在“假想敌”的清晰坐标上，其东扩的每一步都遵循着对抗性逻辑；欧盟的超国家架构则依赖于成员国主权的让渡，以法律一体化消弭民族国家的历史裂痕。这两种模式合作往往以强调同质化的价值观为前提。

但上合组织的诞生与发展场景不同。2001年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在“上海五国”机制基础上缔造的上合组织，从一开始就拒绝成为任何组织的“镜像”，它们既无共同的假想敌，也无让渡主权的政治意愿。上合组织成立后以“不干涉内政”为铁律，以“协商一致”为决策原则，这种被批评为“低效”的设计，恰恰是成员国以尊重主权为最大公约数，定义相互关系底线。这种以“共通性”替代“同一性”的智慧，使得任何以单一国际组织为标本的评价，都如同用尺子丈量风的形状。

回应发展张力：“效率崇拜”再平衡

上合组织最尖锐的挑战并非外部围堵，而是其内生机制与规模扩张之间的张力。成员数量的增加同步放大了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与利益取向的差异，使得原本依靠“协商一致”即可顺畅推进的议程，日益陷入多重主权的叠加博弈。

当多样性从合作资源转化为决策变量时，坚持“协商一致”还是满足“效率崇拜”就成为事关上合组织发展的必答题。作为维系主权平等的核心原则，“协商一致”原则一方面防止了组织被个别成员绑架，另一方面也导致决策周期随成员增多而拉长，文件内容趋于笼统，执行力度逐级递减等问题。这让上合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似乎力有不逮。

为突破这一瓶颈，上合组织正尝试在不削弱主权的前提下，引入分层治理与弹性合作：将议题按敏感度划分为不同决策轨道，允许部分成员先行达成共识并形成示范效应，再逐步吸纳其他成员；同时通过预置快速响应工具，减少因程序冗长而错失行动窗口的风险。

改革的目标不是建立超国家权威，而是在尊重主权与提升效率之间构建实时平衡，使平等否决权继续成为安全阀，而非效率枷锁。

8月27日，货运列车驶入位于上合示范区内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探索发展路径：“全民交响”新实践

上合组织传统的合作路径以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门部长为单一轴心，议程设置、资源分配与履约监督均沿垂直层级展开。此种模式虽保障了主权平等与政策权威，却将社会能量压缩在官方渠道之内，导致合作议题常受行政周期与外交节奏左右，难以对基层需求作出即时回应。

近年来，一股自下而上的合作势能正在持续放大。这股力量不再以国家契约为必要条件，也不依赖大规模财政转移，而是基于合作需求，在事务领域中以“微观一体化”方式推进合作，从而在不触动主权让渡的前提下，实现议题的灵活扩展与资源的弹性配置。这对上合组织而言，意味着合作范式的重要转变。它不再依赖自上而下的“国家工程”，而是通过企业家、学者、青年、艺术家的网状连接，构建“毛细血管级的命运共同体”。

这些看似琐碎的民间实践，却能让上合组织在“无历史共同体”的欧亚大陆培育一种新型的“多样文明共生”：它既不诉诸超国家权威，也不依赖传统同盟结构，而是通过无数平行互动的毛细血管，把差异转化为互补，把陌生转化为信任，最终把多边合作从政府间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可感知、可参与、可塑造的日常实践。

在欧亚大陆上书写着另一种可能

上合组织用24年走出了一条国际组织演化史中未曾设想的道路。它证明了差异不是合作的障碍，而是创新的土壤；证明了效率不必以主权让渡为代价；证明了多边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制度的完美，而在于对多样性的永恒包容。

当国际秩序陷入“失败国家”与“文明冲突”的诅咒时，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笔，在欧亚大陆的古老土地上书写着另一种可能——不是霸权更替的循环，而是文明共生的新章。未来的挑战依然严峻，上合组织发展不是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寻找答案，而是在新世界的曙光中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看，上合组织最深刻的使命，从来不是成为某个参照系的优等生，而是成为照亮人类未来道路的，那束没有标本的光。

（马斌，复旦大学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