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以来，美国以“打击贩毒集团”为名，在南加勒比海频繁发动军事行动。截至10月13日，美军已在委内瑞拉近海实施至少四次打击，造成21人死亡。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在该地区部署了包括八艘军舰、一艘核潜艇在内的海上力量，以及约6500名海军人员与陆战队员。此外，美军还出动了P-8反潜巡逻机与MQ-9“死神”无人机，并在波多黎各部署了十架F-35隐身战斗机，以强化区域制空能力。

当地时间2025年9月13日，波多黎各塞瓦，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F-35B战机在何塞·阿蓬特·德拉托雷机场（前身为罗斯福路海军基地）准备降落。据法新社9月5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向波多黎各派遣10架F-35战斗机，作为其打击贩毒集团行动的一部分，此前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军事集结，导致与委内瑞拉的紧张关系加剧。视觉中国 资料图

面对美方行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指责美国以“禁毒”为名实施军事干涉，意图推动政权更迭。他随即宣布全国进入“最高戒备”状态，加强沿海以及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军事部署，启动名为“独立200计划”的全国性防御机制，同时委政府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出抗议，呼吁联合国等国际行为体介入调停，以维护地区和平。

美国在南加勒比海如此规模的军事部署，远非打击零星海上运毒活动所需。这一态势折射出美国对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美地区政策的深刻转变，背后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拉美战略的重新定位，显示出其战略重心正重新向西半球倾斜。

别有用心的“毒品战争”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便将以打击贩毒为核心的有组织犯罪列为施政重点。2020年，美军在南方司令部指挥下，在加勒比与拉美地区展开大规模缉毒行动，并持续至2021年。在其第二任期中，特朗普延续并强化了这一路线，将军事手段作为威慑与干预拉美事务的主要工具之一。例如，他就职首日即将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编注：诞生于委内瑞拉的犯罪集团，因位于该国阿拉瓜州的一所监狱而得名）与多个墨西哥贩毒集团列为外国恐怖组织，随后不断扩大名单范围，涵盖厄瓜多尔、海地等多个国家的犯罪团伙。此举在法律层面模糊了打击犯罪与反恐之间的界限，为对主权国家进行制裁、冻结资产乃至动用武力提供了依据。

美国随后又因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未能履行其在国际禁毒协定下的义务，将这三国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对委内瑞拉的措辞最为严厉，称马杜罗为贩毒组织的“首领”，并悬赏5000万美元将其“绳之以法”。这种将外国领导人直接与毒品犯罪挂钩的做法，为美国进一步干预该国事务提供了所谓“合法性”借口。

然而，委内瑞拉是否确为美国毒品问题的主要来源国？

从事实层面来看，并非如此。尽管特朗普政府及其政策团队长期指控委内瑞拉的“阿拉瓜火车”是导致美国部分城市暴力和毒品泛滥的根源，但这一论断缺乏充分的实证依据。根据联合国《2025年世界毒品报告》，委内瑞拉既不是主要毒品生产国，也并非关键的跨境贩运通道。美国智库InSight Crime的研究亦指出，“阿拉瓜火车”并未在区域性可卡因贩运网络中扮演重要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机构还揭示出，美国政府内部曾存在通过操纵智库数据、重复统计与夸大叙事来构建“毒品威胁”叙事的倾向，其目的在于为华盛顿对委采取强硬政策制造合法性。

进一步而言，拉丁美洲可卡因的主要来源国实际上是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与秘鲁，而非委内瑞拉。超过80%的毒品经由东太平洋及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中美洲国家流向北美和欧洲。美国缉毒局（DEA）2017年的报告亦显示，仅不到10%的可卡因经由委内瑞拉流入美国。在该机构2024年的《国家毒品威胁评估》中，委内瑞拉的“太阳贩运集团”及“阿拉瓜火车”甚至未被提及。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国内药物过量死亡的主要元凶并非可卡因，而是阿片类药物芬太尼。而这些芬太尼绝大部分源自墨西哥，并经由美墨边境流入美国，与委内瑞拉无直接关联。特朗普政府却有意将可卡因与芬太尼的议题混为一谈，借助“泛安全化”框架将毒品问题政治化与地缘化，从而为介入委内瑞拉事务、扶持反对派力量并推动政权更迭提供政策借口。

“新门罗主义”再度出山

与奥巴马时期“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外交承诺流于空谈不同，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拉美战略明显地回归强势干预的逻辑。无论是其第一任期提出的“美洲增长倡议”，还是拜登政府时期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都已逐渐淡出了华盛顿的战略焦点。而在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后，美国对拉美的关注程度已超越以往任何一届政府。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即将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将打破近年来的惯例，不再将中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而是将焦点重新放在“本土安全”与“来自西半球内部的威胁”上。这一战略取向，既表明了美国的半球收缩战略逐步形成，也标志着“门罗主义”的再度回潮。

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门罗宣言》，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一口号，“门罗主义”自此成为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尽管奥巴马曾宣布“门罗主义的终结”，但特朗普在其首次任期便公开宣称“门罗主义强势回归”，并以“美国优先”与孤立主义相结合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美国对拉政策的干预逻辑。拜登上台后虽少直接使用这一概念，但其“价值观外交”在实质上仍延续了“门罗主义”的精神内核。

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口号驱动下，美国战略重心的“回归西半球”被视为理所当然。特朗普连任后，“新门罗主义”以更为激进的姿态重新登场：从公开表达吞并加拿大与格陵兰的意图，到迫使巴拿马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要求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从提议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到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再到派遣海军舰艇驶近委内瑞拉海岸以恫吓马杜罗政府，这些举措无不反映出美国试图通过强化对拉美的控制来重塑其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地区重新塑造意识形态对立格局，以“拉右打左”的策略削弱地区团结与自主性。一方面，华盛顿对古巴、尼加拉瓜与委内瑞拉贴上“暴政三巨头”的标签，并加紧经济与政治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借支持极右翼盟友之名，对拉美左翼国家施压乃至惩罚。特朗普甚至以其政治盟友、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遭所谓“政治迫害”为由，对巴西实施高额惩罚性关税并吊销多名官员签证，导致美巴关系急剧恶化。此外，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也因在纽约“敦促美国士兵不服从命令并煽动暴力”被美国吊销签证。这种对待盟友与对手的“双标”政策，暴露出美国对拉政策的不确定性与工具化倾向。

相对而言，美国对拉美右翼政权则采取“软性拉拢”策略。特朗普作为全球极右翼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民粹主义理念在拉美引发强烈共鸣。拉美第二次左翼浪潮退潮后，他与巴西博索纳罗、阿根廷米莱、厄瓜多尔诺沃亚以及萨尔瓦多布克尔等右翼领导人保持密切呼应。这些人物被称作“本国的特朗普”，反映出“特朗普主义”在拉美的广泛影响。美拉极右翼领导人通过“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和“马德里论坛”等国际平台强化意识形态同盟，形成对左翼力量的系统性排斥。

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双标”做法，在经贸领域尤为明显。对于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美国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挥舞关税大棒；而对于阿根廷等右翼盟友，则更多采用威胁、施压等相对缓和的手段，展现出明显的亲疏有别。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裔国务卿鲁比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成为对拉政策的核心人物。鲁比奥长期主张以强硬手段推翻马杜罗政权，并重新构建冷战式的意识形态对立格局。他主导的对拉政策将委内瑞拉描述为“共产主义残余”，主张在经济制裁基础上进一步升级至军事威慑。特朗普之所以将鲁比奥纳入内阁，不仅因为其古巴裔背景，更因为这一人事安排象征着美国重新强化拉美议题的政治信号。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对拉美的强硬政策在内部获得了广泛支持，其首次外访即选择拉美五国，凸显了本届政府对拉美事务的空前“重视”。“新门罗主义”的回归，既是地缘战略的调整，也是意识形态与国家身份的再造。

拉美将再次陷入动荡之中

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战略转向正在把该地区重新推向不确定与混乱之中。美国将注意力收回本土并强化西半球优先级，同时以高压手段应对拉美国家的安全与移民问题。这种策略收缩不仅把地缘博弈带回拉美，而且加剧了已经深陷结构性转型困境国家的脆弱性，进而在经济、政治与区域一体化三个层面产生连锁负效应。

首先，经济发展危机愈发突出。美国当前以“振兴本国经济、调整对外贸易”为核心，采取更强硬的贸易与关税措施，直接冲击了对外依赖度较高的拉美出口市场与产业链。与此同时，以“打击毒贩与管控移民”为由暂停或调整援助，使那些财政本就紧张、社会项目依赖外部资金的国家进一步陷入资金短缺与社会服务断裂的风险，经济增长被压缩的同时，社会不稳定性也随之上升。由此产生的投资信心下降与资本外流，会放大地区长期发展的结构性制约。

其次，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正在走向极化。美国把军事与执法行动推向靠近主权国家的海域与陆域，常被当地政权解读为主权干预或安全威胁，进而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弹。例如，拉美国家及其国内反对派之间关于如何应对外部干预的分歧会被放大，反美与亲美势力的政治斗争变得更为尖锐。美国对特定政治力量的支持或对抗，又有可能成为内部政治博弈的新变量，使国家治理陷入更高的不确定性与分裂之中。

最后，更深远的影响则体现在对拉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沉重打击。美国偏向双边的安全与防务合作（或单边介入）削弱了区域多边机制的权威与凝聚力，使诸如区域安全协商、跨境基础设施与能源互联等多边项目面临信任危机与资金短缺。在军事风险与外交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国家更倾向于谨慎甚至回避跨国大规模合作，区域市场联动与制度化整合因此放缓或退缩，拉美向外部大国主导的合作路径转变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总而言之，美国的战略转向将拉美国家置于一个被动的地缘困境之中，迫使其在屈从的安全与受损的发展之间做出痛苦权衡，长此以往，该区域的合作前景与自主发展道路恐将被严重边缘化。

（李俊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