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清朝士大夫的生存之道》，[日]片冈一忠著，张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284页，68.00元

一

历史学家的乐趣之一或许就是将那些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事迹和思想打捞出来。被梁启超和陈寅恪等史学名家所欣赏的张荫麟，于1926年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洪亮吉的人口思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人们才知道原来在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之前，清代乾嘉时期就有一位士大夫在人口方面提出过重要思想。洪亮吉甚至还被之后的学者冠以并不很恰当的“中国的马尔萨斯”之称（龙芙程、周斯男：《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经济丛刊》1935年第5期 ）。

张荫麟在开篇谈到，乾嘉的朴学大师们在考据学以外获得不朽学术成绩的只有两位，哲学方面是戴震，社会科学方面则是洪亮吉，然而，这两位学者的相应学说在历史上均未曾起到丝毫影响。戴震还算幸运，毕竟他的哲学观点因蔡元培、梁启超和胡适等著名学者的阐明和宣扬而为人们所熟悉。与之相比，洪亮吉的学说依然无人知晓，梁启超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此只字未提，张荫麟对此感慨道：立言，看来也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啊！（张荫麟：《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东方杂志》1926年第2期）

洪亮吉的确是一位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清代士大夫。他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一生跌宕起伏。出身底层，勤奋好学，四十五岁时以一甲第二名考中进士，既经历了科举之路的艰辛，也见识到官场生涯的险恶，还因直言上书嘉庆而被贬，被赦免后回到家乡积极著书立说和参与地方公益，为士大夫树立了典范。洪亮吉留下三十余种著作，近五千首诗歌以及大量文章，与那些不关心世事的学者不同，《清史稿》中称洪亮吉“喜论当世事”，他的思想和生涯亦折射出古老的中国由盛而衰的转折。

而日本学者片冈一忠教授关于洪亮吉的传记，通过解读洪亮吉人生重要节点的诗文，追溯其情感和意识的变化，希望为我们揭示了一位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心境。

二

作者对洪亮吉的一些诗文进行解读，有助于人们理解这样一位关注世事且经历复杂的非典型乾嘉士大夫的心境和情感世界。

近二十年寄居外家的生活，尝尽人世间冷暖，促使洪亮吉形成了坚毅自强的性格。他出生于常州府兴隆里一处租屋中，他的父亲洪翘多次参加乡试，均未考中，只能通过幕友这种不稳定的工作以换取一些微薄收入从而维持生计。洪翘在洪亮吉六岁时则骤然离世，外祖母龚氏看不过洪亮吉母子生活困难，因而收留了他们。

洪亮吉留下不少关于自己早年生活的诗文，透过这些诗文，我们能够看到，即使在盛世的江南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依然面临诸多困境。比如《岁歉篇》中就写道：

十三知岁歉，十四忍朝饥。母病逋师俸，儿长著父衣。瘦怜亲串识，贫觉馆僮讥。冷巷归来晚，书声出破扉。

此诗大意是，十三岁时曾遭遇岁歉，十四岁时不得不忍受早上醒来饥肠辘辘的感觉，因为母亲生病，连学费也交不起，家里实在太穷了，个子长高了也只能穿着父亲遗留下来的衣物，那时候穷到吃不上饭，既感受到亲戚们的慈爱和帮助，也遭受私塾里小仆人的恶语相向。夜晚归来路过寒冷巷子的人们，依然能够听到自己朗朗的读书声。

类似诗文很多，比如因为岁歉，洪亮吉的家人不得不打发走从父亲生前就一直侍奉他们的仆人，洪亮吉在《遣仆篇》中如此写道：

影小如余瘦，形疲觉汝饥。青蒿怜故食，黄叶补秋衣。炊冷泉通灶，眠迟露入扉。旧巢犹苦恋，清泪滴依依。

此诗意即，你的身影弱小就和我一样，从你的疲惫的状态能够看得出经常食不饱腹。家中没有吃的，只能靠野菜度日，家中没有穿的，就用那枯萎的叶子来御寒吧。冰凉的食物就像灶里冰冷的泉水一样，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朝露已然飘进窗内。对这座熟悉的住处或许只有苦恋吧，泪水涌出，别情依依。

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江南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地方，不禁令人感叹民生之多艰。洪亮吉的境遇很难说是个案，片冈一忠查阅光绪年间所修《武进阳湖县志》发现，洪亮吉在常州的时候，江南地区自然灾害频繁，比如：乾隆十四年，大疫；十五年，大水；十六年，旱；十七年，大旱；二十年，大旱；二十一年，春夏大疫；二十四年，干旱与虫灾引发饥荒。在费正清（John Fairbank）看来，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人们依靠自然超过依靠他们的主动性，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摆布，他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各种天灾，就像那句古话——“生死在天”。（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13页）

然而，这种逆境并未让洪亮吉选择屈服，反倒更加坚定他勤勉向学的决心，他曾作《精卫》一诗以自勉：

精卫精卫，生于海东。精卫精卫，生于海东。朝衔西山石，莫投东海中。力不自度，凡禽笑之。精卫精卫，劳无已时。心虽劳，志不改。尘飞扬，在东海。

每天衔着西山的树枝和石子希望将海填平而被嘲讽不切实际却依然不改其志的精卫，何尝不是洪亮吉自身，尽管被嘲笑，但一直坚持勤勉向学的志向。

如果说早年的洪亮吉关心的多是自己的心情和周遭情况，那么在朱筠和毕沅等清代著名士大夫幕下，洪亮吉与众多文人、学者交往后，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现实社会。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所作的《当涂道中》，他对灾民的现实困境不禁感慨道：

日出庐井喧，流光照虚晨。山田极柔桑，尚有无衣人。孩提率牵袂，苦语出性真。我哀道旁辞，感激为重陈。造物息百年，未补一日贫。惨舒各殊抱，何以归真醇。桑榆苟堪耕，此辈非游民。

映入洪亮吉眼帘的当然不只是美景，还有那些缺衣少食的灾民，山田种着桑树，可还是有无衣的老百姓，幼童拉着洪亮吉的衣角乞讨，他的苦语是发自本性的。运势已经延续百年，依然无法救济贫苦百姓。

而在乾隆三十八年所作的《杂诗》中，洪亮吉对身处生活困境中的贫困灾民与穷奢极欲的富人的鲜明对比，不禁感慨道：

一裘值千金，毛羽岂足供。一食累万钱，珍错亦易空。履盛不自持，何以处势穷。俗奢示之俭，即始训有终。谁为生民谋，一矫吴楚风。

出身贫寒的洪亮吉对穷苦人的方方面面都至为敏感，而且他游历甚广，编撰了许多方志，对全国的社会经济情况相当明了。（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这种经历既深刻影响了洪亮吉一生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境遇的民本立场，也决定了他在清代官场的命运。

作者在书中着重描述的是洪亮吉在朝廷中的两次直言经历，而我们从中亦能看到清代政治体系的明显问题。

第一次是嘉庆三年（1798年）二月在大光明殿中举行的以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僚为对象的大考，题目正是嘉庆此时最为关注的如何征讨白莲教起义，洪亮吉在《征邪教疏》一文中较为激烈地批评清代官僚体系。在他看来，参加白莲教起义的民众一部分是被胁迫的无业流民，应该允许他们改过自新，而非不加区别地一律处死。要解决问题，关键在于整顿吏治，一些州县官员不仅未能有效化解民变，反而以剿灭邪教为名欺压百姓，将百姓逼到不得不造反的地步。因此洪亮吉主张，应该惩治逃避责任和贪赃枉法的地方官员，明确参加平叛的官员的职责，做到奖罚分明，才能真正解决民众反抗的问题。

由于洪亮吉的这份答卷包含对地方政治和官僚体系的激烈批评，因而在大考中只被列为三等第二名。此时，他的弟弟去世，洪亮吉为给弟弟服丧而辞官，离开北京之际，他留下了“半春我约随归雁，一疏人传批逆鳞”的诗句，对洪亮吉来说，面对国家出现的一系列困境，他绝不能像世人那样置身事外。

对洪亮吉人生命运影响更大的则是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的政治谏言经历，《清史稿》中关于洪亮吉的传记，大部分是直接引自《极言时政启》，这份谏言的激烈措辞的确颇为醒目：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而机局未转者，推原其故，盖有数端。亮吉以为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何以言励精图治尚未尽法也？自三四月以来，视朝稍晏，窃恐退朝之后，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者不少。此亲臣大臣启沃君心者之过也。盖犯颜极谏，虽非亲臣大臣之事，然不可使国家无严惮之人。

谏言将矛头直接对准嘉庆帝。比如，洪亮吉批评的吴省兰，其实也被嘉庆在和珅罪状中亲自批判，但吴省兰正月刚被解除浙江学政的职务，从礼部侍郎降格为翰林院编修，五月就升为詹事府右春坊的中允，七月又当上了翰林院侍读，仅仅四个月即东山再起。和珅自尽的第二天，嘉庆便宣布只要和珅的党羽能够改过自新，依然能够被任用。显然，洪亮吉以吴省兰的例子来说明嘉庆改革的不彻底。总之，洪亮吉在这次谏言中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应励精图治、用人行政要使得其所、一改风俗、赏罚分明、畅通言路、肃正吏治等。

而洪亮吉之所以敢在此时如此大胆地上书，原因主要是：第一，和他在诗文中一直吐露的那样，他对风俗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崩溃抱有深深的危机意识；第二，乾隆帝和和珅已经不在，若在这个时候还不能进行政治革新，恐怕就没有再改的机会了；第三，长子诒孙已经考中举人，可以继承洪家，自己上书也少了顾虑。

后果可想而知，嘉庆很生气，洪亮吉被解职并拘禁在刑部，最开始按照“大不敬律”被判为“斩立决”，之后嘉庆帝告谕内阁，由死刑改为流刑，发往伊犁，路费由洪亮吉自己承担。不过，嘉庆也考虑到这种做法颇为影响自己力图塑造的明君形象，因而很快又将洪亮吉赦免。

经历死里逃生的洪亮吉，晚年回到家乡后自称“更生居士”。一方面专心著书立说，精神十分富足，与文人、官僚交游，指导后学，在这十年间创作了两千四百余首诗歌，留下了《春秋左传诂》等大量重要著作。另一方面，洪亮吉终生不改对底层百姓命运的关怀，致力于帮助地方社会恢复秩序，为那些以士自居的清代读书人树立了典范。

此书引人深思的乃是作者关于以洪亮吉为代表的乾嘉士大夫悲剧命运的思考。与洪亮吉同一时代的士大夫，尤其是那批被称为考据学者的人物中，比如钱大昕和赵翼等，也会私下批判清代政治，因为士大夫们都感受到了同样状况，然而他们的文章都以婉转迂回的方式，避免直言批判。洪亮吉则勇敢地踏出了第一步，向皇帝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嘉庆并未察觉到时代已经和其父乾隆帝的盛世大不相同，他将洪亮吉的谏言视为对个人行为的批判，做出了感情用事的反应，对洪亮吉严加处罚，导致官场气氛将至冰点，尽管嘉庆帝急忙赦免洪亮吉，然而在冰封一般的官场中，官僚们的心结依然无法开解，依靠健全的谏言机制才能平稳有效运作的皇权政治几近死灰。洪亮吉去世后，清代中国踏上充满困难的旅途，维持清代满洲贵族利益至上的意图与国士意识背道而驰。或许，赵翼在悼念洪亮吉时的那句“救得苍生反殒身”，已然深刻揭露清代专制体制的关键弊病。

洪亮吉

三

由作者的思考，引申出一个问题：如果嘉庆帝是一位开明的君主，如果他全部接受并切实执行洪亮吉的谏言，那么，清代中国由盛而衰的命运能够避免吗？

片冈一忠当然没有明确回答，但从他将问题主要归为清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做法，答案可能会是肯定的。不过在我看来，纵然嘉庆全部接受并切实执行洪亮吉的谏言，这种衰落也难以避免。

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眼光向下，而不能只关注清代上层政治体系。

从根本上而言，这种衰落和传统中国治理体制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有着重要关系，贫穷的小农经济深刻制约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能力。黄宗智将这种中央高度集权同时又尽可能保持简约的行政实践称为“集权的简约治理”，即清代国家有着很强的中央专制权力，皇帝掌握生杀予夺，但基层渗透力却较为有限。这主要因为，清代土地税规模很小，十八至十九世纪中国土地税占农业总产出的比例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小农经济所提供的赋税能力无法支付庞大的官员薪俸费用，这对清代官僚的规模体系形成明显限制。（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开放时代》2008 年第2期）如果增加税收，农民负担过重，难以承受，势必会威胁统治秩序，儒家的仁政主张对统治者任意增加税收也有限制作用。

但是，由于财政不足，地方政府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除了官员常俸、衙役薪水和祭祀费用等之外，没有任何份额留作地方政府开销，地方行政的运转都成了问题，这非常容易造成贪腐，增加百姓负担。（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331- 334、337页）因此，清代官员们的普遍贪腐与其说是他们道德败坏，倒不如说清代制度体系为这种贪腐提供了某种土壤。雍正帝希望通过改革以根除这种制度性腐败，然而并未成功，重要原因依然是清代财政能力不足。（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董建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339-343页）

对比同时期中英两国在财政能力方面的重大差异，就可以看到财政基础与制度体系的有效运作存在重要关联。荷兰经济史学者弗里斯（Peer Vries）经过估算发现，十八世纪中国的财政能力要远弱于英国，雄厚的财政收入，使英国政府拥有远比清王朝更庞大的官僚体系，英国官员皆受过良好训练且薪酬丰厚，这使他们更加注意为国家征收税款。与之相比，中国官员只占据了中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人手不足，薪水较低，且无人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专业化的训练。（皮尔·弗里斯：《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和中国》，郭金兴译， 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398—399页）

雪上加霜的是，乾隆后期的奢华性消费加剧清代中央财政的困境。换句话说，君主追求享乐和挥霍浪费，必然给国家制度运作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至少耗费两亿两白银，“十全武功”则耗费了一亿两千两。（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98-99页）

总而言之，十八世纪中国社会深陷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的困境，走出这种困境，唯有依靠技术创新。英国工业革命后，新产业之所以不断出现，正是技术创新所诱发的。（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4期）然而，清代的文化高压政策却严重抑制了社会的创新性。乾隆一朝的文字狱多达一百三十余起，并波及粗通文墨的社会下层，这些案件内容大部分实质上与种族思想或悖逆无关，但是处罚极其严重，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心理恐慌，形成了各个阶层的自我思想抑制。（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349-350、422页）这种情况下难以出现真正的思想创新，多数读书人也只能埋首故纸堆。

概括而言，缺乏创新和有效适应性的清代治理体系，无法有效应对十八世纪中国人口骤增等所带来的系列挑战，导致当时的中国社会深陷“内卷化”困境，从而造成乾嘉时期的中国由盛而衰。

这种困境的典型表现，一是官僚阶层庇护性网络的普遍兴起。十八世纪后期中国有高低学衔的人数总共有一百四十万人，但政府能够提供的官职只有两万个，文人大量过剩。（魏斐德:《中华帝国的衰落》，梅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19页）由于在教育和文官制度方面存在问题，人们往往诉诸非法的途径，这进一步促进了庇护制网络的兴起，个人利益被置于公益之上造成制度的腐化。（曼素恩、孔飞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美]费正清、刘广京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103—107页）这种庇护制网络加剧清代治理体系的衰落。

另一主要表现则是当时底层民众普遍为生存而挣扎。清代人口增长远快于耕地增长，民众生活水平下降。1660年中国人口约在一亿到一亿五千万之间，到1800年则上升到三亿，但耕地却没有相应增长，1661年全国耕地大约五亿四千九百万亩， 1812年大约七亿九千一百万亩，耕地增长率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增长率超过百分之百，其结果就是十八世纪后期不少贫民动辄背井离乡，或沦为盗匪，或揭竿起义。（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朱庆葆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98—99页）而这也是洪亮吉的《治平》和《生计》所面对的基本社会现实。

和洪亮吉处于同一时代的士大夫们，或多或少都意识到了清代制度体系的积弊，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还是强化以个人道德伦理规范为内核的儒家治理风格。比洪亮吉稍晚的清代著名幕僚包世臣的相关思考，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了解社会实际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在包世臣看来，根本问题既不是自然资源减少，也不是人口快速增长，而是各种制度带来的积弊导致财富被自私自利的阶层所侵吞。（罗威廉:《言利：包世臣与19世纪的改革》，许存健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188页）从此角度而言，洪亮吉的思想也并未真正超越同时代的士大夫们。

面对十八世纪后期的大变局，洪亮吉的谏言和嘉庆的勤政无法力挽狂澜，这些士大夫们不知道遥远的一个欧洲小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工业革命，正是这种技术革命才真正突破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的“马尔萨斯陷阱”，他们更无法预料到数十年后鸦片战争的屈辱，而古老的中国也只有在浴火的淬炼中才能获得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