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导演之一，瑞典人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名字，哪怕是并不怎么关心艺术电影的普通观众，或许多少也有所耳闻。他执导的《处女泉》《野草莓》《呼喊与细语》《第七封印》《芬妮与亚历山大》等影片，曾在奥斯卡以及柏林、戛纳、威尼斯等重要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肯定。

不过，在7月12日落幕的第59届捷克卡罗维发利电影节（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上，受邀前来领取特别贡献水晶球奖的瑞典著名演员斯特兰·斯卡斯加德（Stellan Skarsgård），却是一语惊人，对这位前辈导演大肆批评了一通。

斯特兰·斯卡斯加德在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领取了特别贡献水晶球奖。

斯特兰·斯卡斯加德是闻名北欧乃至世界影坛的斯卡斯加德家族的父亲，他的七个儿女中的六人都进入了演艺圈，老大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老二古斯塔·斯卡斯加德、老四比尔·斯卡斯加德更是杀进了好莱坞。

斯特兰·斯卡斯加德年轻时曾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大剧院工作，与伯格曼有过接触。之后，他因为与丹麦名导拉斯·冯·特里尔的多次合作（《破浪》《黑暗中的舞者》《狗镇》《忧郁症》）而为人熟知，晚年又因为在《雷神》《复仇者联盟》等漫威系列电影中饰演科学家艾瑞克·沙维格而被年轻观众认识。

伯格曼（前）与年轻时的斯卡斯加德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斯特兰·斯卡斯加德被问到与伯格曼合作时的点滴往事。“我与伯格曼的合作关系相当复杂，原因在于他并非什么好好先生。没错，他是一个好导演，但为人处世相当混蛋，有很多可以拿来批评的地方。这就好像是卡拉瓦乔，为人可能也很混蛋，但不妨碍他画画很棒。”

斯卡斯加德在新片《情感价值》中

带着戛纳获奖新片《情感价值》来到捷克的斯卡斯加德说道：“伯格曼很会操纵摆布别人。战争期间，他是纳粹，而且还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在希特勒死后为他哭过的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设法为他开脱，但我总觉得，他这个人，对于其他人的看法非常不正常。在他眼里，有些人根本就不配当人。在他操纵摆布别人的时候，你能清晰感觉到这一点。”

有趣的是，在被问到与他合作多次的拉斯·冯·特里尔时，74岁的斯卡斯加德倒是流露出了完全相反的好感。201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特里尔在新片《忧郁症》发布会上，公开表示自己就是纳粹，对于希特勒也有“同情”和“理解”。虽然很快他就为此书面道歉，并且辩称当天自己喝太多了，才有失言，但仍被戛纳电影节列入黑名单两年。

“当时在场的人，其实都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纳粹，但大家都把这当作头条新闻来报道，而那些只看标题的人就认定他真的是纳粹了。其实，他那天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但那笑话显然很糟糕。时至今日，我还是会遇到有人问起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美国，他们仍然会问起这事。”

拉斯·冯·特里尔（左）与斯卡斯加德在拍摄《破浪》时

斯卡斯加德参演的《情感价值》，由挪威人约阿希姆·特里尔执导，故事灵感部分来自伯格曼的生平。1986年，斯卡斯加德曾与伯格曼合作过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舞台剧《一出梦到戏剧》。这一次，他的上述言论一经媒体报道，就在社交媒体上引来大量讨论。不少年轻影迷表示，对于伯格曼的这段经历，过去从无了解，如果属实，恐怕以后再看他的那些名作，心里多少也会有些别扭。

同时，也有资深影迷表示，伯格曼的这段“黑历史”算不得什么秘密。毕竟，他在1987年出版的自传《魔灯》中，就没少提到少年时期受到纳粹影响的往事。一方面，这来自他父亲的极端右翼立场，全家人都因此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十六岁那年的夏天，他以交换生身份前往德国，被安置在图林根州位于魏玛和爱森纳赫之间一个叫作海纳的小镇里的一位牧师家中，与他家的男孩汉内斯成了好友。那段日子里，他也跟着寄宿家庭的人一起举手高呼“希特勒万岁”，生日那天，那家人还送了他生日礼物——一幅希特勒肖像。“汉内斯把它悬挂在我床头，以便我随时能见到这位伟大的元首，这样我就能学着像汉内斯和他们全家人一样爱他了。”他在书中写道。

从汉内斯那里，16岁的伯格曼听到了各种犹太人剥削德国人的故事，看到了当地人不论是在教室里还是教堂内，都恭恭敬敬地摆放着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作为一个交换生，我毫无准备就一头栽进了这种理想主义和英雄崇拜的浪漫漩涡中。这股热潮与我当时的性格十分吻合。我突然爆发出一种激进精神。那种光辉的外表蒙住了我的双眼，我没能看到它的阴暗面。”伯格曼继续写道。

伯格曼在自传《魔灯》中提到过自己少年时对希特勒的崇拜。

少年伯格曼甚至还亲眼见到了希特勒。当时，临近的魏玛会迎来希特勒的演讲活动。“牧师家所有人为这件事忙得不可开交。前一天大家都忙着换洗、熨烫衬衣，擦亮皮靴和皮带。拂晓时分刚到，孩子们就都先出发了。我随后和牧师夫妇坐他们的车一同前往。全家人为能得到靠近讲台的座位票而欣喜若狂，有人开玩笑说，可能是因为我来了，他们才得到了好位置。”

“我从未见过如此狂热的群众。我也和其他人一样大喊，和其他人一样伸出手臂，和其他人一样狂叫，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其中。我也的确很爱他。我曾很多年都站在希特勒那一边，他胜利时为他高兴，他失败时替他难过。”

这样的想法，按照伯格曼自己的说法，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彻底扭转过来。“从集中营传来的所有证据，实在令我震惊，一开始，我的头脑无法接受看到的一切。我像许多人一样，认为那些照片是预谋的反纳粹的宣传手段，并不足信。当然，事实最终征服了我的抵抗，我感到绝望。本来我就蔑视自己，这时再也受不了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仅仅是这种关联就已经让我感到深深的内疚。”

除了自传《魔灯》之外，1999年，81岁的伯格曼在和瑞典作家玛丽亚·皮娅·波提乌斯（Maria-Pia Boethius）对谈时，也公开谈到过这段往事，还透露自己兄弟和朋友曾在当地一户犹太人住家墙上涂满纳粹标志的事情，他承认当时的自己过于懦弱，也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对于伯格曼的自我坦白，外界普遍给予了谅解，而且不少人也由他日后的《冬日之光》《沉默》《羞耻》等影片中，看出了导演明确的反战态度。如今，这段往事又因斯特兰·斯卡斯加德的发言而被重新提起，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也算是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再次提醒世人了解人性之复杂以及极端主义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