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村超”热潮席卷全国之后，“苏超”迅速成为地方舆论场和社交媒体上的新热点。这项民间自发组织的足球赛事，不仅延续了“村超”所形成的草根参与氛围，也在更具城市气质的语境中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竞争性、节庆性和媒体传播力。它的出现意味着体育在当代中国的地方实践中，已不再只是国家治理和体育部门规划的结果，而是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文化行动，通过民众的自发组织、情感投入与媒体共构，使地方身份在“规则化的比赛”中得以再现与放大。从文化人类学视角看，“苏超”不仅是一场关于足球的联赛，更是一场关乎社会组织、文化表达与共同体构想的日常剧场。

2025年7月22日，江苏户外大屏“热梗”滚动为“苏超”助威。

一、“可控的竞争”：城市之间的荣誉之争

“苏超”作为一种新型地方体育表达，其制度框架本质上是在国家宏观体育逻辑之外生长起来的民间制度实践。这种实践脱胎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节日竞技传统，却又与现代足球运动的全球通用规则接轨，形成一种具有地方感的“混合秩序”。每一场比赛，不仅是一座城市对另一座城市的挑战，更是一种象征性对抗，在非暴力的体育规则框架中，投射出地方之间在文化、历史、人口、发展水平等方面的竞争情绪。

“宿迁人不打不吵，能进能守”、“淮安向来稳中带狠”、“盐城拿捏全场节奏”……这些看似玩笑式的“城市人格”描述，在“苏超”评论区广泛流传。实际上，它们构成了一种典型的人类学意义上的“象征秩序”。在没有暴力冲突的前提下，各城市通过足球比赛展开“有规则的竞争”，这不仅是一场身体技术的比拼，更是一场身份表达和地方想象的“合法对抗”。这种竞争通过“可控斗争”的形式得以显现，延续了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指出的“文明化过程”中的象征暴力表达路径。足球成为调节地方之间张力的合法工具，人们在比赛中释放情绪和表达忠诚，而无需诉诸现实冲突，从而实现地方荣誉的象征交换与集体认同的重塑。城市之间的荣誉之争被安全地嵌入比赛规则之中，观众则在为“本地队”呐喊中强化“我们是某某城市人”的情感归属。这种认同不靠行政边界，而是靠参与感、归属感和象征等交换而生成。

二、体育节庆化：当比赛成为地方的“新年”

“苏超”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技术表演，它已经演变为一种地方节庆的社会仪式。在比赛之外，人们组织“入场式”、“球迷方阵走秀”、“城市加油歌合唱”、“本地小吃市集”等活动，使体育比赛获得了节日的时间感与庆典化的氛围。在宿迁的“主场”，每逢比赛日，足球场就变成了临时的节庆空间：球迷身穿统一T恤、高举城市旗帜，场边有摊位售卖宿迁烤鸭、地方小吃，甚至有民间乐队在中场休息表演。而这些不仅出现在一个城市，连云港、淮安等“客场”也纷纷仿效，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节日循环。这正是人类学家所说的“仪式阈限状态”，每场“苏超”赛事都构建出一种临时的“反常规空间”。“阈限”（liminality）是指个体和群体在离开既定社会位置后，尚未被重新整合之前的中间状态，它常常发生于重要的仪式或集体节庆之中，使人们短暂脱离社会结构，进入充满象征张力与流动性的转化空间。

在“苏超”的赛事组织中，许多参与者实际上并非职业体育人士，而是教师、司机、商贩、学生等，他们在赛场上被“短暂转化”为球员、方阵指挥、主持人、啦啦队员；观众则转化为“城市代表”或“网络领唱者”；而原本行政壁垒森严的地级市，在赛事中则互称“老乡”、“对手”、“兄弟”，这种体验式身份交换，正体现出典型的“阈限空间”的社会剧场性。这一“阈限”状态不仅是结构性的，也是情感性的。在阈限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联结（communitas）常具有一种“去等级、去官僚”的自由性与亲密性。在“苏超”现场，那些平时身份差异巨大的人们因共同的“城市方阵”而产生“我们都是宿迁人”、“盐城不能输”的强烈认同，甚至有市民在抖音评论区写道：“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城市骄傲地喊出名字。”这正是“结构之外的共同体”在当代城市空间中的罕见浮现。而当赛事结束，身份回归、方阵解散，个体重新融入原有社会结构，但这种短暂的“身份悬置”状态，已对共同体意识产生“结构间重构”的影响。正如人类学家特纳所言，阈限体验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其持续性，而在于其“象征更新性”：它为社会注入意义与凝聚力的重启机制。

在“苏超”中，地方群众不是被动的观看者，而是主动的仪式参与者。他们是旗手、鼓手、解说、短视频创作者，也是这场节日的编导者。如果说春节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团圆仪式，那么“苏超”式的体育节庆则是以城市为单位的团结表演。它不是取代传统节日，而是在一个城市化、流动性增强、文化同质化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新的“地方精神表征”。

三、“苏超”作为文化剧场：民族志视角下的地方仪式建构

人类学家约翰·马克阿隆（John J. MacAloon）在关于奥运会的民族志研究中，提出了将奥林匹克理解为一种现代文化剧场（cultural performance）的理论路径。他强调奥运会不仅是全球竞技的场所，更是“文化剧场”（cultural performance theatre），是现代社会中“民族国家、资本、媒体与身体”协同表演的大型仪式结构。在马克阿隆看来，体育赛事并非“附属文化”，而是现代社会象征秩序的关键表现机制，尤其是在民族国家构建、地方情感表达与观众动员互动中扮演着仪式性角色。在这一分析框架下，“苏超”不只是“地方踢球”，而是构成一种城市间自发性的仪式——表演空间，其文化剧场性显而易见。在“苏超”的现场，观众不仅是体育赛事的目击者，更是地方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共谋者。球场不仅是竞技空间，更是一处临时搭建的“象征舞台”。尽管“苏超”远非奥运会那样的全球规模与治理等级，但其文化机制却呈现出类似的“剧场结构”。马克阿隆将文化剧场的功能划分为五种基本形态：仪式、游戏、竞技、表演与景观。在“苏超”的组织实践中，这五种元素以高密度方式叠加共存：

仪式（Ritual）——方阵、升旗与“城市进场”：在宿迁、淮安、连云港等城市的“主场比赛”中，比赛开始前通常会组织观众、球员、志愿者等以“方阵”形式入场，每个城市拥有自己的“旗帜”“口号”“战歌”“统一服装”，在主场草坪上完成一套标准化但富有在地风格的入场仪式。这类结构，不同于正式国家级赛事的标准化开幕礼，而是一种更具社区创造性与情感动员力的仪式呈现。它将城市拟人化，赋予其可被“看见”的象征身体，通过进入仪式舞台表达其“文化存在”。这些“非官方仪式”往往与传统节日产生联动，如宿迁将“主场日”安排在“农历五月五”之后的周末，在潜意识中建立起体育与“地方传统节庆”之间的象征关联。正如马克阿隆所言，仪式的作用是强化集体秩序，使社会成员“暂时脱离日常角色”，进入共同表达结构。

竞技与游戏——比赛中的“互评”与“弹幕战”：尽管“苏超”设有明确的赛制与规则，但许多参赛队伍本质上并非为夺冠而战，更强调“场面漂亮”“态度热烈”“观众满意”作为评价标准。2024年5月的一场“淮安对盐城”的比赛中，尽管淮安队比分落后，但其“战术配合精彩、球员拼劲十足”，仍获得现场观众高呼“淮安虽败犹荣”。这类“反结果中心主义”的评判逻辑，本质上是一种游戏逻辑对竞技逻辑的包裹。观众在场内外评论中的关键词往往不是“分数”而是“气质”、“气场”、“协作感”，显示出城市间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人格的展演。这种“有限竞争中的荣誉互赠”——正如马克阿隆在奥运研究中所强调的——并非破坏竞技精神，而是使比赛兼具文化包容性与社会整合功能。

表演与景观——直播、短视频与城市“人格化”：“苏超”赛事往往伴随短视频平台上的多视角直播、战术分析、球迷唱跳、球员访谈等环节，其内容不再仅限于比赛实况，而扩展至整个“赛日生活剧场”。球迷的穿搭、餐饮、口号、合照、助威动作，都成为内容素材。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城市通过“球迷行为表演”而实现人格化叙事——如“宿迁：稳中带皮”“连云港：不讲武德，爆冷制造机”等。这些拟人化城市叙事正如马克阿隆所定义的“文化景观”：它不仅是由权力建构的观看结构，更是群众通过媒体重复参与而主动生成的情感结构。这些表演行为不仅由线下球迷完成，也通过平台算法和“创作者经济”机制被大量参与者再创作、再加工，形成流量场中可供消费的视觉符号。这种由用户驱动的“奇观生成机制”，也可算作马克阿隆所描述的“奥林匹克式超越”在地方社会中的转译版本。

可以看出，“苏超”并不是体育表演的“弱化版”，而是在去中心化背景下的文化剧场再分布。在没有官方仪式编排的情况下，“苏超”以其高度可参与、可传播、可演绎的结构，填补了城市生活中缺失的节日感与公共文化场域。而这恰恰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现象：在现代中国城市空间中，传统节日日渐失去公共性、国家仪式愈加抽象之际，像“苏超”这样的地方体育实践，正通过高度剧场化的社会结构，把原本零散的个体汇聚为“共同表演者”，从而激活一种更日常、更真实的地方共同体情感。它不是对奥运的模仿，而是奥运式文化剧场在地方语境中的“在地转译”。

2025年6月29日，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奥体中心，2025江苏城市足球联赛第5轮，苏州3-0扬州。

四、地方身份的“媒体共构”时代与地方民族志的新样本

“苏超”这一体育节庆仪式的生成体现出一种“地方信仰”的替代性表达。在传统信仰影响式微，国家节庆高度规范化的语境中，像“苏超”这样的地方体育节庆为人们提供了表达地方情感、祖辈记忆与地域信仰的替代路径。旗帜、口号、加油歌与城市吉祥物等元素，取代了传统的图腾与神祇，成为“地方圣物”的象征，而体育场本身则成为了新的“地方神殿”。这种表达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祭祀，但在结构功能上却完成了类似的“地方集体再生仪式”，重新凝聚了原本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分散、削弱的地方共同体。

新媒体平台对“苏超”的放大作用，也使得体育共同体的建构超越了现场参与者本身。在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上，无数“城市人格化”叙事不断涌现：“宿迁能打不吵”、“淮安稳中带狠”、“盐城永远是狠角色”……这些拟人化、戏剧化的标签建构了城市之间的象征秩序，使得原本抽象的行政区域获得了具象的文化性格。在这种过程中，地方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名称，而成为具有鲜明情感气质的“主体性存在”，通过比赛不断演绎其性格与精神。与此同时，弹幕评论、直播互动、UGC内容的大量生成，也使“苏超”成为真正的参与式媒体事件，观众不再只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共同建构共同体叙事的作者。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在“苏超”中我们看到的是“地方群体”的诞生：一个以城市为单位，通过体育仪式与媒介叙事共同塑造的想象共同体。

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超”所展现的地方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体育治理话语构成了回应甚至挑战。在国家主导的体育结构中，资源高度集中于精英竞技与奥运战略，然而“苏超”所代表的却是另一种体育逻辑：去中心化、去行政化、强调民众自发与情感投入的组织路径。这种路径并非与国家对立，而是在国家秩序之外建构的另一种“边缘治理”机制。地方政府在“苏超”中大多采取低干预、高配合的姿态，既保留了自组织的弹性，也以“助力城市形象建设”的方式将赛事纳入地方宣传体系。这种模糊的治理结构，正体现出一种后官僚式的治理协商逻辑，其中体育成为地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交涉的中介形式。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苏超”可以视为一种现代化条件下的“地方民族志事件”（ethnographic event）。它既延续了节庆、仪式、象征交换等传统人类学核心概念，也嵌入了媒体传播、城市认同、文化展演等当代议题。在一个愈发趋同的全国性文化场中，“苏超”及其同类赛事正以独特的地域性语言与自组织机制，书写着民间对共同体、身份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回应。人们在参与中不仅观看比赛，更参与了一场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如此”、“我们如何与他者竞争与共处”的文化对话。这种对话并非通过理论表达，而是通过跑动、呐喊、庆祝与转发等身体与媒介实践完成，它既是体育的胜利，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共同体叙事重构。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苏超”是一场典型的“地方精神表征”（local moral world）事件，它不仅关乎足球，也关乎伦理、身份、记忆与想象。它是现代中国社会中自下而上的文化创造力的鲜活例证，也是一种超越政府驱动、却能反哺地方治理的社会能量。未来，类似“苏超”的赛事将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消费形式，它们有潜力成为新型公共生活的试验田，一个由身体、空间、情感与技术共同编织的生活政治剧场，等待我们用人类学的眼光去观察、参与与反思。

2025年7月20日，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淮安Vs无锡。观看淮安队和无锡队比赛的球迷和观众。

尾声：当足球成为一场关于“我们是谁”的地方答辩

通过马克阿隆的文化剧场结构分析可见，“苏超”所激发的情感不是偶发性的狂热，而是被精心组织、象征排列、传播协同的集体参与逻辑。在这一逻辑中，地方城市获得了重塑自身精神谱系的机会，普通民众通过身体参与、评论发布、媒介协作，不仅成为体育活动的观看者，更成为“我们是谁”叙事的共构者。换言之，“苏超”是一种民间奥林匹克剧场，它通过小成本、高参与、高象征密度的组织方式，使城市间的文化荣誉与身份幻想得以表达、再现与消费。

“苏超”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场联赛，更是一种以地方为单位进行的文化自我定义实践。在城市间荣誉对抗、节庆化仪式体验、媒体传播共构、政策柔性响应的多重交织中，它构成了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体育现象，也是一种公共生活的再激活机制。它所引发的热情，不是对胜负的执着，而是对归属的渴望；不是对竞技的崇拜，而是对地方精神的追问。正因如此，它值得被认真看待，也值得被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当代表演”加以记录与分析。

参考文献：

维克多·特纳 黄剑波、柳博贇 译，《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MacAloon, John J. (1981). This Great Symbol: Pierre de Couberti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Olympic Gam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acAloon, John J. (1984). Rite, Drama, Festival, Spectacle: Rehearsals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Performanc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