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提醒驾驶员要注意安全的时候，往往会说这句话“慢点开”。但是慢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在该快的地方不快，慢慢悠悠地像乌龟一样去行驶，同样是不安全的一个因素。就在最近各地有不少地方正在专门地去治理这种“龟速”行驶的现象，多地为何出手？分心驾驶将受罚，如何认定？怎样处理？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密集发声，智能驾驶行业又是否迎来了“强监管”时刻？

为何要对“龟速车”进行治理？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架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邵卿：我们“龟速车”执法时发现，都存在一定的交通违法行为，例如存在驾车时浏览电子设备，以及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这样的违法行为，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导致车辆缓速行驶。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后方的车辆因为它的缓速，导致车辆的占用车道被挤占，需要变道，导致变道、剐蹭事故多发，同时因为这些驾驶员长时间浏览电子设备，没有注意安全行车，也有容易引发追尾的交通事故，同时，许多市民也通过相应的信访的反映，要求我们公安交管部门对此类“龟速车”以及分神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开展查处整治工作，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公安交警部门加大了交通违法管理的治理力度，对上述违法行为开展整治。

执法过程中为何使用无人机？有哪些好处？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架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邵卿：此类交通违法行为都具有隐蔽的特点，许多驾驶员，在交警传统的管理模式下，驾驶员看到交警在前面就把手机放起来不看了，或者是取证上面，交警有一定工作的难度。针对上述情况，上海市公安局以及交管总队配发了警用无人机，它机动性强，取证便捷，对这些分神类交通违法行为开展集中的查缉整治，取得了一定工作的成效。

驾驶分神有哪些表现？怎么取证？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架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邵卿：一般性情况下，我们在日常的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以及执法管理工作中，遇到此类的“龟速车”，有一些违法行为，例如驾车时浏览电子设备，影响安全行车的，以及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这样的交通违法，都是集中整治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通过无人机执法，开展悬停取证，在上游取证，下游拦截的情况下，对此类违法行为开展集中的查缉整治。

如何让驾驶者不再有侥幸心理？

上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高架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邵卿：一是在现场让沿行的驾驶员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知道此类违法行为已经被交管部门所重视，同时通过科技手段和设备进行查处，针对违法车辆的驾驶人，进行一定的交通违法的处罚和教育，我们通过日常的宣传平台发现很多市民也对这样的做法表示认同和赞许。

除了“龟速”驾驶专项治理，我们还能做什么？

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科创中心主任 陈艳艳：我觉得这也需要从优化道路的设计、全民的驾驶教育和提升驾驶的智能化水平，多措并举，比如说在优化道路设计方面，我们如果对于道路的现行的设计更为合理，包括一些引导标识、提醒标识设计更为清晰，驾驶员全程保持相关的注意力，或者是驾驶员顺畅行驶，这是根本性的决策举措。另外，需要从驾校开始就让驾驶员了解到“龟速”驾驶带来的安全隐患，或者是对于交通顺畅运行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能够使得他在驾驶途中，主动保持跟交通流整体运行速度一致的驾驶行为。另外，包括智能化水平提升，比如说现在有些车速引导系统，或者是一些相应的生态驾驶行为规范的车载智能盒子，包括现在的辅助驾驶系统，都可以提升大家去规范驾驶，避免“龟速”行驶的这种现象的产生。

驾驶辅助与自动驾驶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科创中心主任 陈艳艳：现在实际上国内和国际的主流划分方法是一样的，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都批准发布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的标准，把驾驶自动化分为0至5级，其中0到2级实际上是一种辅助驾驶，是系统辅助人类来执行动态的驾驶任务，比如说像一些预警、提醒等等，驾驶的主体仍然是驾驶人，也就是驾驶人要对整个行驶的安全负责。而3到5级是一种所谓的自动驾驶，但是自动驾驶也不是全场景的自动驾驶，它是在不同等级的，包括一些环境，或者设计的运行条件之下，然后代替人类实行动态的驾驶任务，而且当功能激活的时候，驾驶主体是系统。但是自动驾驶现在还处于一种技术的发展期，很难在所有场景下做到安全驾驶。现在汽车工业协会要用户能够清晰地认知，他的车辆目前处于什么样的等级，是不是应该承担全程的驾驶责任，不能过分、盲目地依赖这种所谓的自动驾驶、智能驾驶等等。

车企需要承担其宣传的法律责任

北京工业大学交通科创中心主任 陈艳艳：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因为车企生产出来车辆，驾驶员是作为一个消费者，但是这个车企的宣传会直接影响驾驶人的驾驶行为，如果是在驾驶途中因为虚假宣传导致他的分心的行为，然后导致了安全隐患，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车厂给了驾驶员一个马路杀手，然后导致这样子对于他人身生命，包括对于公共安全造成一个社会上不可承受之危害，那么我觉得车企一定要去承担相应的这种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