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将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大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文化和旅游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协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

大会主题为“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五个平行分论坛议题为“从世界看中国：文明的赓续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分析和经验启示”“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数智时代的世界中国学：机遇与挑战”“青年与世界中国学的未来”。

刊发此前与部分即将参加此次大会学者所作的访谈节录。这些学者既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也与“中国学”密切相关。这些访谈片段里表达了他们对于中国学的理解、阐释和成果。以下内容为陈恒谈多元的世界史书写。

《世界五千年》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普及读物，风行四十年，影响几代人。由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担任总主编的《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汇集当下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重写这部经典，力图以当代中国学者的眼光讲述世界历史，揭示人类文明多元共生、交流共融的整体图景。《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共计六卷五十四册。

您多次提到历史书写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权利，世界历史的创造者未必有平等的发言权。重写《世界五千年》这样一部经典的历史普及读物，能为读者提供怎样一个重新审视的契机？

陈恒：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理解历史、记录历史、书写历史、想象未来的方式。然而，近代西方文明似乎通过其强势的流通途径扼止了这种多样性。过去两百年来，西方的主流历史叙事在近代科技领先带来的动能之下，扫荡了其他文明的声音和书写方式，将与自己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经验边缘化。在这样的叙事里，很多国家成为历史的旁观者、失语者，乃至拥护者——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渐渐失去书写历史的自主权，这就易于造成不同文化在历史认知上的不平等，遮蔽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也就不能客观反映事物的多重面貌。

一旦历史的多样性被削弱，诸多负面后果也就不可避免：单一视角会导致多元人类经验变得单一化；单一主导思想会导致傲慢与偏见；偏差的历史叙事将导致不公与不义……人们看不到其他认识方式的贡献、有效性和可能性，从而加剧分裂、助长冲突。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采用一种更具包容性、容纳多声部的历史书写方法，尊重并融合不同的文化视角、方法和传统。赋予被边缘化的声音以力量，批判性地审视主流叙事，鼓励就历史问题展开跨文化交流与全球对话，承认历史根本上是以“人类”为中心，是人类共同的、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事业；人类文化实践是一直在运动的，跨越国界和地域的，其效果往往出人意料的；理解文化多样性可以促进相互理解，降低狭隘主义的风险，培养共同的人类意识。

重写《世界五千年》这样的经典通俗历史读物，就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为读者提供重温、反思和拓展历史理解的机会与可能。

丛书编写的基本方针是“强调文明的多中心性、平等性、共享性”，这“体现在叙述的方方面面，期冀充分表达共生（一个星球）、共享（多个世界）、共融（无限未来）的价值观，这些一定会为塑造青少年的历史观、文明观、世界观奠定基础”。

强调“多中心性”意味着必须融入多元视角。重写历史可以采用更具包容性的全球视角，通过将地方和区域叙事与更广泛的全球模式和互动联系起来，突出人类经历的相互关联性。读者自然会消除偏见，产生包容的思想。

强调“平等性”意味着必须客观看待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发展问题。重写历史可以纳入以前那些被边缘化的、被忽视的、被遮蔽的群体声音，将非西方、原住民、妇女、弱势民众纳入叙事范畴，不仅更能够客观全面地再现历史事实、纠正历史偏见，而且可以促进理解，增强人们知外的能力，并通过拓宽对世界相互关联性的认识来提升个人能力，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提高了群体的认知水平。

强调“共享性”意味着以统一的视角看待，强调人类命运是关联的，“天下一家”“人类大同”是人类不断追求的至高理想。和地球的生命相比，人类的出现是一个极其晚近的现象，在地球历史漫长的时间轴上，短到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人类的善与恶、创造性与破坏性，对历史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人类的行动看似分散，实则对现实发展和历史进程负有集体影响、负有共同责任。如今，谁能忽视气候变化、移民迁徙、技术变革对全球发展所形成的挑战？我们试图展示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各种案例，以此培养青少年的一种人类共同经历的意识。

上述几条编写原则是我们重写《世界五千年》的基本指南。编写团队尽力选择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更易为现代读者所接受的语言与叙事方式来避免浪漫美化和粗疏简化，打破刻板印象，以尊重的态度展现所有的文化，将历史视为一个动态的“大历史”，试图让读者参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让人们对世界历史形成更丰富、更客观、更包容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也许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您在《我们为什么要重写〈世界五千年〉》一文中提到，《世界五千年》（新世纪版）“旨在摆脱西方中心论束缚，适应新时代历史学与历史教育的变化，展现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西方中心论在世界五千年的历史叙述中是如何体现的？新世纪版如何突破原有的书写框架？

陈恒：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奇（George Peabody Gooch，1873-1968）在二十世纪初就说：“古代东方的复活是19世纪最动人视听的事件之一。现在我们才知道，希腊和罗马并不是接近有记录的历史的发轫点，而是一系列成熟的文明的继承者。我们的整个看法改变了。古代东方已经不仅仅是走向基督教欧洲的前厅，是按持续时间说占据有记录的历史的较大部分。”（[英]乔治·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卢继祖、高健校，谭英华校注，商务印书馆1989年，700页）这说明历史叙述是存在偏见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会发现其中的不实之词。

历史学不仅关注过去实际发生了什么，而且关注人们认为过去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历史学家写了什么样的过去。我们重写《世界五千年》亦是对历史叙事的批判性反思。书写历史是有不同模式的，背后是不同的价值取向。有一些价值取向需要批判，比如“殖民史学”将非洲视为没有历史的、没有发展能力的、处于世界历史边缘的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非洲学者摒弃了“所有欧洲的都是文明的，所有非洲的都是野蛮的”这一简单叙事模式和思维定式。对历史发展做过于简化的叙事，以某种逻辑的必然来神话历史，这是书写历史的毒瘤。我们正是期待通过强调历史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去挑战这种决定论或目的论的解释。

比如“欧洲”这一常见的概念，其本身所包含的问题就很多，它反映了更广泛的文化、宗教与种族动态：在中世纪，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地理名词，莫如说“欧洲”是基督教世界的代名词，从而为“他者”设定了界限。随着启蒙运动和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越来越多地与“白人”的种族优越感缠绕在一起。以至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欧洲”经常被用来与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人民进行种族对比。这种对欧洲的种族化认同助长了排他性民族主义，并在“科学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中发挥了作用。凭借物质文明的优势，他们创造了历史的核心假设，他们制订了近代文明的内涵，他们掌握着近代历史书写的霸权，他们似乎控制着世界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如今再说起“欧洲”似乎只剩下叹息的语调。

我们也试图突破常见的“古代、中世纪、近现代”这一时间三分法。历史是活的记忆体，时间是一个虚构的存在。历史的时间观有深刻的社会性，掌握时间就掌握了世界，掌握了丈量历史的时间尺度就掌握了书写历史的主动权。更换不同的时间尺度有助于人们理解不同时期的事件、文化发展和人类经历，了解同一时间段内不同地区或文化的事件之间的关系。时间框架的突破就是历史书写的革命。

我们尝试以文明交流互鉴为主线来叙述波澜壮阔的人类文明史：人类文明的开端、文明的多元共生、文明的碰撞交流、文明剧变的到来、文明融通与挑战、文明共享与创新等等。我们试图以中国学者的眼光，以文明的缘起、冲突、交流、融合为主线，讲述世界的历史，展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写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史。这种世界观、历史观、文明观的塑造得从娃娃抓起。

我们一方面强调书写历史的主体性、自主性，另一方面亦强调书写历史的客观性、全面性。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否认西方文明在历史上的巨大贡献，而是进行一种客观的描述，需要认真地学习与研究西方文明，特别要反对将西方历史虚无化的极端做法。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阐释可能会受到当代政治的影响，但历史不是“零和游戏”，需要彼此尊重、彼此成就。每一种文明都对人类文化做出了贡献，都应该在历史叙事中得到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