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的魅力，也许也藏匿于一摞摞尘封书信的褶皱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手和土地的联系逐渐松动，人们扔掉锄头、走出村落，跨进流动的世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张乐天收集整理了大量劳动者的书信，它们来自乡镇工厂、民营企业、少女心房，也来自异国他乡。字里行间，不仅有商业意识的觉醒、政策变革中的裂隙，还有经济神话下的琐碎......它们是社会转型期的微观样本，描摹出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在城乡流动中流转的心事。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整理了五组劳动者主题书信，让这些沾着机油与汗水的字迹告诉我们，一群人如何用最朴素的生存哲学，在流动的时代中为自己架起桥梁。

海报设计/王璐瑶

文/张乐天

黄岩，浙江中部一颗璀灿的明珠，以黄岩蜜桔的美誉穿透千年历史，以东魁杨梅的美味誉满祖国大地。

改革开放为农民们“松绑”，许多黄岩农民义无反顾地走出村落。市场交易活跃起来，乡村企业如雨后春笋，人们可以自由流动，民间流通的渠道打开了！

亿万农民的流动携带着难以估量的巨大动能，它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1]。每一个人都在流动中起作用，其中少数人机缘巧合成为流动的关键——李友良就是这样的“关键少数”。李友良架起了黄岩-上海之间的桥梁，他给我们留下了300多封书信，绝大多数都与物的流动有关。

书信把我们带回到1980年代的黄岩，让我们有机会探微情、物性、时间等因素对于物的流动的影响，并进而从对这种影响的研读中，打开重新理解那个时代的窗口。

顶替、纠结与“桥”

多少年里，在浙江黄岩农村，许多青年像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日思夜想、千方百计，想脱离“一把铁耙四根刺”的艰苦劳作，想到企业里去做一名工人。多少年里，生产队里某青年有机会“顶替”[2]，哪怕是到小镇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去“磨豆腐”[3]，大家也都会向他投去羡慕的眼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黄岩的变化更激活了这片久被尘封的土地。一时间，黄岩人“动”起来了，忙碌、艰难、曲折，却到处是机会，也充满了希望。

1981年年初，李友良的父亲李金生终于下决心提前从上海工业用呢厂退休，让儿子李友良“顶替”进厂工作。

李友良1958年出生于黄岩县路桥农村，高中毕业后在家里做了几年农民，后来进入路桥人民公社工农化工厂工作。他头脑活络，会与人打交道，当上了化工厂的销售员。在无数黄岩农民心目中，黄岩农民，上海工人，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到上海“做工人”，几乎是“天上掉馅饼”，谁不“走得快”。

李友良却没有“快快走”。一直到1981年5月，李友良还没有离开路桥工农化工厂，他的同事明秀写信告诉他，厂里发给李友良的“二季度毛巾一条、淘米箩一只、香皂一条，姓苏的同事帮助拿了。还有二条小麻袋、二条大麻袋，现在都给你寄上了。还有一条大麻袋放在我处，我暂时给你保管着，你下半年来时，可带回去。”

虽然纠结着，李友良还是抗不住众人的好意相劝，更抵挡不住大上海。他还是走进了父亲干了一辈子的上海工业用呢厂，被分配在染整车间后道热室型小组，三班日夜倒腾。

我们从父亲李金生的信中可以窥见李友良初到上海的生存状况。

友良：

今天来家，谈贴墙布事。我当晚去电话局，看过他们在去年11月整修后装上贴墙布，现在全部翻黄陈旧得很脏，十分难看。因此，我连夜写信与你，希望你改变这主张，不能用贴墙布。我替你估计一下，17.3平方房间，在三面墙头用贴墙布，需60平方尺的墙布，估计价3元一平方，需用钱180元左右。虽然新的时候美观一些，在一年后脏得就不像样了。如果重新去掉，会影响墙面不平，造成今后粉刷时带来很大麻烦。这样做华而不实。况且，你的经济又不宽余，借钱办这种事，今后造成负债累累，婚后就有孩子出生，生活负担更重了。我又没有外快钱可赚，况且停在家中，即将转入劳保，因此也无钱来补贴你。但你结婚时还需要置家具，做衣服，办酒席等等，还需几千元。你如此大手大脚，要考虑今后的生活问题，况且现贴墙布已基本不通行了。希望你来电话局看看实际情况，你就知道了。我再次劝告你，不要一点都不听，一意孤行下去，造成今后恶果无法设想。况且你现在的工资收入很低，不比在乡下，有外快可赚，浪费一点无所谓。

我的意见用涂料刷墙头，再烤花上去，与贴墙布无差异。涂料时间长，而今后翻工也方便，不影响墙面损伤，又省钱又美观方便。现在新房均用此法。贴墙布是三年前较流行的，因为过去没有尝过滋味，但用过后的人，都感到上当，浪费了大笔钱。我希望你再打听一下，也不仿去问问陈菲菲，她会告诉你不实用。草草写到这里，时间已深夜2时了，因深思睡不着觉，起来写给你的。

或许，黄岩的情让李友良牵肠挂肚、藕断丝连。

李友良在黄岩有一个恋人潘霞，他“顶替”到上海以后，表面上俩人“冷”下去了，实际上李友良心里一直“有她”。1982年五一劳动节回黄岩，李友良与潘霞缠绵，难舍难分。1982年5月10日，潘霞写信给李友良说：

回想过去，你不是说我们已经破镜难圆了吗？可今天想不到我们又破镜重圆在5月3日的夜晚，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心想多看看你一面，有多少话儿要对你说啊！可时间多么无情，把我们吹开了，各奔东西。今天，在我们爱情发展的花朵里，这朵花不知怎样开，怎样结果呢？在考虑爱情的问题上，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真的好事多磨吗？

信结尾处署名：“你的敌人。”

终于，6月11日，潘霞“鼓足勇气往邮局走，轻轻地和他一吻，勇敢地投进邮箱。”潘霞决定与李友良分手了。

一场热恋的结束并没有割断李友良与黄岩之间的“情相连”。

1983年1月24日，黄岩木材厂的朋友谢兴国给李友良写信介绍女朋友。谢兴国说，这个女孩的母亲就是大家都尊敬的严师母，是“知己好友”，也是李友良熟知的老师。严师母的女儿各方面都出色，目前在浙江临海工作，很快将调回到黄岩。严师母让谢兴国转告李友良，寄一张照片过来，然后“你们俩人自己通信”。

我们无从知道他们俩人是否通信，但我们可以从李友良的书信中看到，在初到上海的几年里，他心里惦记黄岩，一度日思夜想如何调回黄岩。当时，人的流动仍受户口、就业等多种政策的约束，从上海的国营企业调到黄岩的国营企业，最好的办法是“对调”。但是，“对调”很难找到合适的“对子”，成功机率很低。1983年，李友良想办法在黄岩找“对调”的人员，该年5月15日，他收到了来自黄岩县浙江真空设备厂的书信：

李友良同志，你好！

收到你托人转来的信，因我这一阶段一直在外地出差，故至今才给你复信，非常抱歉，谨请原谅。

应你的要求，现将我的情况作简单介绍。

我是1969年来此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现年32岁，1972年初招工进本厂，系全民企业工人，进厂十几年来先后当过工人、厂校老师、统计员，现在厂计划销售科工作。本人至今还未成家，因未婚妻在上海工作，在此很不安心，有想调回上海工作的愿望。

对调工作非容易之事，为了慎重，我也想详细了解一下你的情况，请你来信谈谈你的一些情况，如单位性质、工种、年龄、调动理由等等，顺便还请告诉一下贵厂的厂址，人事关系属上海哪个区劳动局管辖。我想我们只有在互相了解情况后，才能考虑通过怎样的渠道调动，你说是吧。

如果“对调”的书信让我们看到李友良“心系黄岩”，上海女孩的书信更让我们感叹李友良“情系黄岩”：

小李，首先问你好！

二封来信均已收到，略知信内一些情况，前思后想，实难使我就寢……

今天来信非别，想借此信中主要谈二点。其一，关于你要回乡之事，依我之见，倘若你真的要回乡去工作，做孝子贤孙，使二位老人的晚年幸福，那我也无权干涉。正如你所说的，我们的关系确实不好再发展下去了。不然，给我们带来的是痛苦和烦恼。今后，分居两地，这又何苦呢？终身大事非同儿戏，须慎重考虑，你说是吗？其二，本想上次见面时谈的，只因那种见到陌生人的腼腆，难以启齿，所以未提。今恕我冒昧，在信中一提。你原在乡下时是否已有信意中人或已订婚约，现难以推却，想找借口，只说是要回乡去工作。实际上你明言就是了，也许会得到她人谅解，我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拆散你们的美好姻缘。只是你自己要受到良心的责备罢了。曾记得，那天分别时，问过你，这次乡下去这么多日子，是否有探亲假期，这难道是我猜疑？这是事实。我总觉得忐忑不安。象这种情况社会上已所见所闻。

小陶，如果以上二点是我谈错的话，看在我们四次约会的情份上，请多多谅解。我们俩可以再次见面谈友情。关于什么日子，随你见信或打电话告知。

小陶，如我以上所谈的是事实，那我们只能是过去的同情人，而却不是终身的同路人，所以也没有必要再相见……

致，诚愿你终身幸福。

上海轴承厂，韩韩，于1983年2月14日

1970年后期，李友良进入黄岩路桥工农化工厂以后，学历较高，聪明能干，很快受到重用，成为厂里的供销员。几年下来，他积累了经验，更建立了关系。1981年3月7日，他给厂领导写了一封信，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状况。

各位领导，你们好！

我已顺利到达上海了，在动身前你们要我办的事情，作如下回复：

1，大口罐头瓶。我在杭州问过商店，到过人民玻璃厂联系过，均无货供应。原因是进货不多，生产单位基本上是以销定产的，故订立合同都需提前来找一次。目前如订下，那交货得等明年了。后经再三询问，玻璃厂供销科同志说，机动数量不有一些，但必须由省计划部门统一调拨，为此，我曾去找我的在省计委供职的一位朋友，但不巧，他已出差了。目前要订下是很困难了。今天我又到上海有关料瓶商店联系过，也无货供应，但都了解了生产单位上海玻璃八厂，因下午供销科开会，无法联系，明天是星期天，那只得星期一前去了。能否成功，待下次汇报。

2，杭州蜜饯厂领导已经碰上，他说货他们肯定是要的，但要求也是高的。因季节未到，目前无法决定价格及数量。待下次再进一步联系吧。我们厂的具体情况也同他反应过，他说知道了，可以给予考虑。但质量一定要保证。另外，他打算再次到我们厂看看。

李友良是黄岩的一个供销员，供销员的“嘴”，供销员的“路”，让他能够让物资“动”起来。他架起了连通上海-黄岩之“桥”，有力地促进了两地的物资流动。

兄妹情谊购物忙

从1981年年初开始，李友良收到300余封来自浙江黄岩的书信，其中妹妹李友兰的亲笔信多达50封，整整占了黄岩书信的六分之一。

俗话说，忠言逆耳。说真话恰恰反映着情谊深。1981年10月4日的一封信里，妹妹“教导”友良如何处理关系：

寄家的信本月2号才收到，或因去临海吃酒，也在2号上午到家，爷孃在30号开始一直在看你来，直至2号我回家告知他们你不来了。我认为你以后这种空头话少讲一些，免得他们更加想念。正明在本月16号结婚，我个人意见你没有必要来，这样开支太大，如果你想来参加正明的婚礼，孃、爷及正明一家当然是欢迎的。请三思。元旦我认为你也没必要来，因春节是一月底，20多天时间上海往返二次，人又辛苦，开支又大，这些都是我的意见，造成不能告诉爷孃，否则他们认为我有意不叫你回家。会引起他们生气的。

兄妹情谊深，1983年夏天，妹妹就惦记着哥哥“没有毛线背心”，怕哥哥秋冬着凉，专门写信说如果需要，会尽快给哥哥织一件。

1980年代，李友兰在黄岩县林业特产种苗公司任职，她1985年调到椒江人民法院，工作稳定；李友兰1984年初结婚，丈夫何兴文就职于台州电力公司。李友良1981年“顶替”到上海以后，“购物”成为兄妹俩最大的关切，下面摘录书信里一些购物的信息。

来信今天收到，二次托带的东西都已收。托学贵带的东西我在16号先去他厂，后又去你厂冯春玲处拿来，东西全部照收，请勿念。

关于所用之款上次你说已垫付60.51元，加我二双凉鞋18.50元，合计80元刚好。因此本月家用款我已交给爷爷了，不需你另寄了，价钱与爸爸之间的帐你们自己算好了。

关于你托谢兴国购鞋之事，谢从未对我讲起，一次我在车闸车站边同谢兴国及金予安碰见，金予安说：“友良叫你鞋暂时不要带出，下次要带再告诉你。”当时我不知内情，也没有插话。现在已好长时间没有碰见谢兴国了，我放在他厂门市部卖的鞋也未卖出，所以，他也没来我处。如下次碰见，他不先人就明白，我也装作不知算了。（1983年7月22日）

兄妹情谊深，两人购物忙。在日常生活必须品极其缺乏的年代，李友良与李友兰，两个个人，单枪匹马，实践着上海-黄岩之间的“双城互补”。他们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无数个“他们”同样的努力，却可以成为建构中国市场经济的一道风景。

这道风景另有一个有趣的场景，一个“流动+”的故事。

1970年代中后期，在上海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些微提高，人们开始渴望添置缝纫机、手表、收音机、电风扇、自行车等商品。这些商品需求量越来越大，产出极其有限，国家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一时间，这类商品“一票难求”，怎么办？

一些人动脑筋“自己装”。手表装不了，缝纫机也很难弄，极少人去“碰”。上海很多人装收音机。他们从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装起，有人一直装到电视机。农村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更偏爱装自行车，琢磨着自己想方设法从城市里购买自行车零件来装自行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十多年[4]。

李友良“顶替”到上海以后，就在上海购买自行车运到黄岩卖；或者设法买零件，通过朋友“便船”或者“便车”带给黄岩的妹妹，妹夫把零件装成整车，到黄岩市出售。下面摘录部分与自行车流动相关的文字。

我于昨天开始放假，今天上午我市场上转了一下，16型26寸永久车市场上新的没有，旧的大约骑了一年多，价格是170元左右，我准备10号再到市场上去看一下，凤凰28寸20型新的290元左右，69型凤凰今天市场上没有。据别人估计350元左右能买到。65型凤凰目前价格稍低，你不等钱用，放在我处的自行车准备在假期里装好，如价格适宜，准备卖掉。以后详细价格10号到市场上看了再写信告诉你。（妹夫何兴文1985年7月6日）

当年，上海自行车厂的永久、凤凰牌自行车是长三角地区流行的车型，国家市场价格低到每辆200元，黄岩自由市场上的价格高出很多，而且，像其他商品一样，自行车价格每天随市场行情而波动。为了卖个好价钱，李友良的妹夫既要装车，还要不断跑市场、看行情。他们不畏辛劳，促成了上海-黄岩间物的流动。

蜜饯流动利与情

李友良心情忐忑地走进了上海工业用呢厂染整车间，简单的操作，三班倒的辛苦，每月几十元人民币的低工资，这一切像一盆凉水沖灭了他淡淡的“跳农门”热情。工资低，费用高，怎么办？

黄岩的经历让他意识到，时代已经不同了。尽管自己在工厂上班，但他完全可以利用业务时间“做生意”。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供销员积累的关系网络仍活跃着，黄岩遍地开花的农村企业正满世界寻找销售门路。

过去，李友良销售的主要产品是蜜饯，而黄岩的特产正是蜜饯，因此，蜜饯成为李友良搭建的物流之桥的主要产品。当然，这里的“蜜饯”概念是一个宽泛的词，泛指所有果蔬加工产品。

1981年4月14日，李友良的好朋友范明远的一封信催他把梦变成现实。这可是一笔大生意！

友良友，桔黄厂价能在1.00元，糖桔皮价0.80元，请你订橙红果蔬厂。概厂现白糖库存有20多吨，每样都订一些。现在桔皮买价在0.30光景，厂方说，你合同订好之后，好买桔皮，否则这桔皮买来无用处，糖能搞到订合同的时候，交货期要送一些。桔皮不经过一段时间酿坑，苦味不能去，你也是知道的。另外，果干厂有一批金旦饼货，数量三万缺一、二千斤，能销1.35元。包装计价，那么，这包装费2-3分可以作为奖金。如果订的越高，报酬越多。现寄上样品同合同，订的时候越快越好。在联好之后，请先写信，你报酬多少写明。我好同厂方讲话。信尾不要写名字，只写姓可以了。果蔬厂的奖金可能是打做工资的。

范明远当时还在黄岩古市塑料制品厂，工作与蜜饯无关，却心心念念想着生意。1983年5月8日，公社领导把范明远调到公社罐头厂，担任副厂长。如何不辜负领导的信任，把罐头厂办好，他想起了李友良。上任才3天，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友良，希望得到帮助，并将以罐头厂的名义与李友良做生意。

友良，我现在已尼调到我们公社罐头厂，是这个月8号去报到的，到罐头厂后有好多事要麻烦你，因对食品罐头一类我是个门外汉，一懂不懂，既没有技术，又没有业务关系，我想麻烦你原来你们路桥的老关系，你在联系的，是否写信同有关单位联系一下……我们厂名是黄岩鼓屿果蔬食品厂，一般的蜜饯、桔子露、桔子罐头、枇杷罐头、杨梅罐头、桔子粉，柠檬粉等都能够生产，而且在业务费方面也能够付，请你事先联系一下，是否有要货单位，必要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去，本来应该把价格表寄给钱你，因我们厂现在正在整顿，价格表也没有印出来，我到罐头厂任副厂长，兼带供销。

从此以后，范明远就代表黄岩鼓屿蜜饯厂，与作为中间人的李友良，促成了黄岩特产蜜饯在黄岩、上海之间的流动。下面摘录范明远的一封信。

信悉，柠檬汁，我们厂从未生产过，原生饮料类，只是桔子粉、鲜桔原汁、桔子露，固体汽水，样品我已从别的地方拿到，柠檬原汁配方也搞到了，只是本厂样品还未做好，不好寄给你。友良，配方大部分的桔子原汁差不多，就是醋度高一些。我黄岩城关蜜饯厂拿样不给，所以，一直拖到现在写信，请原谅。如你们厂要柠檬原汁，在下个月，作为我们厂一定能交货。因目前我们生产杨梅罐头，到结束大约在7月10号差不多，所以现在不能马上交货。友良，柠檬原汁总的来讲一定能生产，我把小样试好马上寄给你700克，价格被你猜到，价在每瓶1.50元出厂价，你厂如果马上要货，我可以先给别的厂给你调到。友良，你叫谢兴国给你做的皮鞋已经好，是否叫人家给你带上？再见。（1983年6月23日（1）154）

我们从信中看到，范明远在推销本厂的蜜饯产品以外，也兼带着做别的生意。人情关系成为物的流动、市场交易的润滑剂，而赢利一定是李友良们积极“架桥”动因。

富起来是光荣的，商品依然是短缺的。这一切搅动得多少浙江村落里的年轻农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许多人不断在脑海里搜寻着人情网络，想象着、尝试着，试图“搭上关系”，从人情关系中发现赚钱的机会。他们搭起了一座座物资流动的桥，串起了一条条商品流通的线。李友良是“八亿农民八亿商”中的一个皎皎者，他与黄岩朋友的互动一次次让我们品味那个特殊时代的利与情。

五年以后

到上海度过了五个年头以后，李友良突然变了。原先那么热衷于周旋于上海-黄岩双城之间，怎么一下子对双城的生意毫无兴趣？原先那么热心于帮助家乡亲戚朋友买东西，怎么一下子似乎断了与家乡的往来？

1987年，李友良只收到黄岩一个朋友托购买多功能缝纫机的请求，收到三封来自普陀山屿头造纸厂的书信，其中一封信写于1987年7月7日，信中写道：

李师傅，你好！我今日离开上海，回去厂里。关于毛毯的事情，一切拜托给你，请你在无论任何的困难下，给我想办法搞几条，而且最好在近几天给我们搞到，否则我厂将有停产的可能。如果一有办法，烦你马上来电告知，电报费及一切费用我会给你的，请放心。一切拜托给你。不时面谢，你如需要什么及鱼类，望来电告知。

为什么？

我们从近300封李友良收信中注意到，1985年下半年，李友良几经犹豫、几经选择，最后把恋人确定下来了。1986年1月31日，妹妹友兰写信给哥哥，说全家尽力招待第一次“上门”的新媳妇：

猪肉乡下肥肉即长肋等1.40元一手斤，最好的正肉1.70-1.80元一斤，购否？购多少？回信后即购好带到乡下。胖头鱼上几天看见时1.50元一斤，到时购一、二条放着，太早了要坏的，估计扁头的白连鱼家里可能有得分，上二年都有的。猪脚乡下是没有卖的，只有猪脚（2-3斤一只）大概1.40元左右一斤，我也准备购一、二只。爸说购点鱼肉蟹冬笋给小尤吃，既然你已购好黄鱼带鱼，肉蟹等购一点就可以。

此时，李友良“奔三”了，女孩小尤成了他的生命之锚。他的生命被锚定于上海，岩在时间流逝中渐行渐远……

有趣的是，外部经商环境的巨变几乎与李友良生命历程的变化相同步。我们从1987年6月1日一封来自于黄岩县蓬街针织厂的信中看到，1986年晚些时候直到1987年1-2月份，帮助联系购买一吨70D128支的尼龙原料，可以获得4000元的奖励，但6月份奖励已骤然降到每吨1000元。信中说：“将去年的行市放在日前在做生意，是行不通的。目前要赚钞票，应该是小利多销……但这样的价格，手续也应早办为妥，否则，行市是一日泻千里，变化无常。”

变，是中国1980年代的主旋律。

外部环境之变，个体生命历程之变，交织纠缠，因缘际会，成就了黄岩-上海之桥，也让这情思之桥、物流之桥悄然隐去，消失在历史的风雨烟云中，犹如雨后天上那熠熠的彩虹……

（作者：张乐天，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本文经作者授权节选刊发，文内人物均为化名。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二版，第275页。

[2]子女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项劳动就业制度，存在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

[3] 俗话说，天下有三苦，摇船、打铁磨豆腐。“磨豆腐”极辛苦，每天早晨三点左右干活，但是，镇上的豆腐店属集体所有制企业，拿固定工资，有国家户口，所以，农民们都争先恐后想去。1971年，我所在的生产队有一个进豆腐店“磨豆腐”的名额，最后生产队长的儿子去了。

[4] 1980年，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受浙江海宁陈家场朋友之托，我还设法托人在上海购买过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零件，分几次坐火车带回陈家场，让这位朋友装成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