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1939年3月，南昌失陷，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及大批机关撤向吉安，吉安成为全省抗日救亡宣传的中心。1939年5月9日，王造时在江西省吉安创办《前方日报》，聘请刘九峰、何序东、彭文应等担任主笔，报纸的总方向为加强团结、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前方日报》的社址设在吉安城内栖凤巷，编辑部及印刷厂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设在离城有六七华里的青塘。《前方日报》的前身是《日新日报》，社长为刘章甫，由于缺乏经费及人才，难以支撑，由王造时接办。

《前方日报》1939年10月26日

《前方日报》每日出版对开一大张，四版，第一版广告、第二版是国内要闻及社论；第三版是国际新闻及地方新闻，第四版是评论及副刊。每逢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或有重大的战争战役、社会政治动向，该报都要发社论、专论或评论，表明自己的观点和主张。

《前方日报》创办后，得到中共吉安地方组织的积极支持。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以应聘的方式汇集到该报的编辑部工作，他们常常以笔名发表进步文章，还与《新华日报》等共产党的机关报建立交换关系，采取互相转载、摘登等形式巧妙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传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讲话，介绍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动态。

如在1940年1月5日第一版刊登《新华日报辟谣——斥敌挑拨离间》，文中说：“中国共党所主持新华日报，顷撰社论辟谣，略谓敌方同盟社散布谣言，始则曰朱德奉有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命，飞莫斯科活动，继又谓八路军已由晋向陕北移动，实际朱德不仅未飞往莫斯科，且未离开华北一步，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抗战，并无一兵一卒退回陕北。该报又谓，日本造谣机关曾谓中共向中央提出西北苏维埃化的要求，并谓邵力子、张冲在延安与毛泽东、陈绍禹举行会议，该报谓：‘这完全是白昼见鬼，向壁虚构……想在重庆的邵张两先生听到这种谣言，也只好付之一笑，而陈绍禹则仍在重庆’。关于毛泽东在延安的谈话，该报以为毛泽东的用意‘是使两党关系能更加亲密和团结’”，如此公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对抗日军民是个极大的鼓舞。

《新华日报辟谣——斥敌人挑拨离间》，《前方日报》1940年1月5日

王造时办报的宗旨是为了爱国抗日，他常常在报上撰写社论或评述，发表自己的抗日主张，如自1939年11月6日起，连续三天，刊载了他的长篇专论――《泛论爱国心》，该文稿的中心非常明确，他提出：“你爱国便不管本国是强，是弱，是贫，是富，是大，是小，是新，是旧”，“我们可以大胆的说，爱国心实在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它可以团结全国人民的意志，抵抗外国的侵略，保持自己的统一，它尤其是被压迫国家求独立的利器，被压迫民族求解放的动力，弱小的国家由它而强大，分裂的国家由它而统一。亡了的国家，由它而复兴，无组织的民族由它而建国”。

《泛论爱国心》，《前方日报》1939年11月6日

1940年1月，卖国贼汪精卫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被披露，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极为广泛的反汪、反汉奸、反投降运动，王造时于1月24日亲自为《前方日报》撰写社论《举国同愤》，揭露了汪精卫把我们祖国的领土与主权，“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由与生存，卖得干干净净，其无廉耻，无忌惮，无心肝，比世界上最卑鄙的动物还不如”。同时剖析了秘密纲要的签订“证实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亡我的野心打破了一切和平妥协的幻想”。“不再想以绵羊的柔顺姿态，向饿老虎口里讨苟延残喘的生存机会”。最后又真诚地鼓励民众，指出“增强了我全国的团结及抗战的决心，使我们从这个卖国协定中彻底认识抗战则生，不抗战则死”，“非团结不足以争取胜利”。

《举国同愤》，《前方日报》1940年1月24日

王造时于1月29日至2月5日又连续撰文《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请看卖国协定的分析》，文章揭露了汪精卫的卖国行径，使全国人民都看到了汪逆的丑恶灵魂和卖国罪行，沉重地打击了汪精卫及其同伙。文章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什么叫做共产党，根据过去九年的经验，很简单，凡是抗日、反日、不亲日的都是；更明白的说，凡是不愿做日本的奴才的都是共产党。所以共同防共，就是防抗日，防反日，防不亲日。所谓‘芟除共产分子’就是要杀尽除绝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谓划除共产组织，就是要消灭我爱国救国的团体。谁不奉它做主子做祖宗的，谁就是共产党。”

《汪逆怎样把我们卖了?——请看卖国协定的分析》，《前方日报》1940年1月29日

《前方日报》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吉安地区面临着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和《大众日报》的竞争。在不断遭受打压的情况下，仍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曾达到日销八千余份。《前方日报》之所以在抗日前方受到欢迎，根本一条还是他们的办报方向，始终是为了抗日，坚定地屹立于抗日的前方。日军逼近吉安之际，《前方日报》仍然固守阵地，坚持出版，为时人所盛赞“新兴的一张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