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将在巴西贝伦召开。今年时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十年前各国在巴黎展现出罕有的团结，奠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NDC）为核心、自上而下的全球行动框架。但十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的裂痕深刻重塑着国际合作的地形，大国博弈、技术革命、资金困境与多边机制的失效，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最严峻的考题。

在当前复杂国际环境下，9月24日，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NDC），而且力争在现有目标基础上做得更好，向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巨大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坚持全球治理战略方向做出了贡献。

在这些背景下，10月17日，《临界点》气候月刊专访了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作为深耕能源与气候政策领域数十年的专家，他的观察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本土实践。

邹骥指出，驱动绿色转型的真实力量场在转移。他用一组数据揭示了“政府间谈判”所能动员的公共资金与市场力量的巨大差距：发达国家承诺的千亿乃至万亿资金谈判面临挑战，而现实中，仅清洁能源领域的年投资额就已高达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早已不限于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企业、国际游资、技术先锋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正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一个由“政府、非政府、企业和大量国际游资等”共同构成的、更为复杂的治理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但其最终形态尚需时间来观察。

他表示，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需要更好地拥抱新的产业革命的成果，坚定地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他同时认为，未来十年年均数万亿人民币的绿色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引擎。

10月17日，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接受《临界点》气候月刊专访

以下为专访全文：

全球治理之变：旧秩序松动，新生态未明

：今年是《巴黎协定》十周年，但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似乎正经历深刻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局的核心？

邹骥：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全球治理生态系统的一个急剧变化，它变成什么样尚需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参与者变了——有政府、有非政府、有国家、有企业、大量的国际游资等等。

回顾历史，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进程，从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始，到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再到《巴黎协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战结束后二十多年的相对稳定期。但过去七八年发生了两大巨变：一是地缘政治冲突的变化；二是科学技术的巨变。

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大国协作意愿下降，例如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大国尤其是主要排放国的态度，对全球气候治理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联合国框架内讨论的年度气候资金规模，从一千亿到一千五百亿，乃至有人提出一万亿，但这相对于市场上已经实现的每年2万亿美元的清洁能源投资来说，是杯水车薪。

COP30：大国带头减排是关键

：在这种背景下，即将召开的COP30，您认为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邹骥：谈判的重点难点原则上还会是“全球盘点”后各国如何提升雄心目标，各国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的提交，资金、透明度、适应、损失与损害等议题。但我想说的是，在资金问题遇到挑战的时候，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关键要看主要的排放者和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及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亚、印尼等，这些国家需要带头减排，他们的排放量占全球百分之五六十甚至更多。

转型核心瓶颈：电网消纳能力待革命性升级

：中国提出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0%”等新目标。您认为这一目标将如何支撑7%-10%的减排目标？实现路径是什么？

邹骥：关于如何实现7%-10%的减排目标，能源基金会识别出了六大减排路径：一是可持续能源消费方式，该路径既涵盖能效提升，也涉及合理控制能源需求，通过节能避免能源浪费；二是发电结构优化，即深度推进电力部门的低碳化。我们期待中国风光发电占比努力向40%迈进，对标德国、英国、美国加州等先进经济体；三是绿电前提下的电气化，特别是工业设备、建筑的电气化是进一步的方向；四是非电燃料转换，比如对于工业高温过程等依靠绿电加热难以满足功率需求的情况下，可使用绿氨、绿醇等可持续绿色燃料；五是负排放技术，即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和森林碳汇及碳移除（CDR）等；六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这30%的非化石能源占比如何贡献7%-10%的减排目标，可以通过计算得出，我们会看到非化石能源的支持占了重要的比例，当然，不是全部。

我们认为这一减排目标的实现需要“五合一”（Five in Mind）的支撑体系：雄心（Ambition）—技术（Technology）—投资（Investment）—融资（Finance）—政策与能力（Policy & Capacity）。光有目标不行，需要有技术路线和落地部署；技术需要真金白银的投资才能变成实物资产；投资需要融资来支持；而融资最终依赖于政策和体制机制来保障回报和资金流向。

：当前中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最亟需弥合的核心差距是什么？是关键技术瓶颈、绿色投资的规模与效率，还是全球市场规则与协作？

邹骥：我认为一个非常突出的差距在电网系统。中国的煤电提供了55%-60%的二氧化碳排放，其中一多半用于发电，这是重中之重。

过去十几年，中国风光发电占比从个位数提升到接近20%，成就巨大。但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直观的障碍：电网容纳的风光发电量不到20%，而像美国加州、德国等可比的主要经济体，这个比例已经超过40%。当我们想进一步提升到30%、40%时，就面临上网难、电网稳定性、灵活性资源不足等问题。

这背后是电网物理特性的根本转变。传统电网依靠燃煤、燃气机组转动产生的“转动惯量”来维持稳定。当风光等非同步机电源占比很高时，系统的稳定机制就需要重构。这就需要新的稳定因素，比如储能、电子调频等技术创新，以及与之配套的电力市场设计，来解决成本分摊和激励机制的问题。

未来的电网投资，除了主网互联互通，一个重要的新方向是配网改造、增容和微网建设，以支持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预计未来十年，电网投资仍需保持年均七八千亿至一万亿人民币的水平，但投资内容和方向将发生深刻演变。

绿色投资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塑产业格局的重要引擎

：中国提出的风电太阳能装机达到36亿千瓦的目标，预计在未来十年将催生多大的投资需求？会如何影响经济和产业？

邹骥：我们做过估算，未来十年中国致力于绿色低碳转型的投资，平均每年在5万亿人民币左右（约合7000亿美元）。

这是什么概念？它大约相当于2024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十分之一。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创造的就业、带来的财政收入，都将是可观的。

这个投资潜力是巨大的。为什么？因为从长期市场均衡与需求潜力来看，中国的能源结构转换、能效提升和产业升级，远未饱和。关键在于通过政策改革和手段，把这个巨大的潜力挖掘出来。

：对于COP30以及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您有何期待？

邹骥：我一直在思考，未来的全球治理是什么样的？谁将是主要的参与者（Player）？谁来做贡献（Contribution）？谁是主要的驱动力（Driver）？中国在里面如何定位，发挥什么作用？

这些我现在都没有答案。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建议大家一起去帮我找答案。

但我坚信一点：这一历史机遇绝不能错过。当前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需要更好地拥抱新的产业革命的成果，坚定地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