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日至4日，“鲁迅及其遗产：第五届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合办，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崔文东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季剑青教授召集，邀请到来自日本佛教大学文学部的李冬木教授做主题演讲，以及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韩国的17位学者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京港青年人文学者学术研讨会”得到京港大学联盟的支持，旨在增进两地学术交流与学者沟通。前两届聚焦于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主题分别为“近代思想的物质形态与情感媒介”‌“近世中国的书籍形制与阅读形态”。随后会议主题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第三届考察‌“跨文化情境中的现代文学”，第四届探讨‌“新文学的源与流”。本次会议延续前几届的关切，聚焦于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及其在香港、东亚、南洋等地的精神遗产。面对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似乎“老调子已经唱完”，但本会议希望能“别求新声”，激活新的问题意识，重新追索鲁迅的时代意义。

2025年5月2日上午，会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康本国际学术园第9号演讲厅举行。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潘铭基教授致辞，回顾了香港中文大学鲁迅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并欢迎各位与会学者。随后，李冬木教授发表主题演讲‌《从东京到仙台——周树人学医动机考》，由崔文东教授主持。李冬木教授在读取《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当中的‌“周树人”时，发现在东京与仙台之间，在弘文学院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间，存在着一个空白，即对鲁迅自述学医动机的生成机制的有效说明。既然《呐喊·自序》中‌“救治”“维新的信仰”和‌“当军医”三者构筑了一个‌“医学”梦想，而且‌“我的梦很美满”，那么这些构筑梦想的材料是如何获取的呢？是谁让他走近当时留学界几乎无人问津的‌“医学”？李冬木教授以最新发现的史实予以补填，发现彼时东京的留学界的历史细节：诸如赴日教育考察的吴汝纶、日本教育界和医学界、‌“同仁会”‌“明治军医威利斯”和‌“江口教师”等，它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把身处现场的周树人推向了孤独的学医之旅。

第一场会议报告随后举行，主题是鲁迅与现代中国的情感记忆，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邝可怡教授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袁一丹教授报告的题目是‌《“苦闷的象征”：现代中国的主体建构与情感符码》。‌“苦闷”“忧郁”“感伤”“寂寞”这一组彼此关联、略有色差的情感符码，共同参与了现代中国的主体建构，亦与现代文学的发生机制密切相关。自1924年鲁迅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一书后，‌“苦闷”一词频频见诸报端，成为一种弥散性的时代情绪。袁一丹教授从鲁迅译介《苦闷的象征》的切己性入手，试图在文学史、思想史、心态史、生活史以及图像研究的多重视野中，把握‌“苦闷”与大时代的关系。通过解剖‌“苦闷”的种种表现形式，探讨了何谓现代人的‌“苦闷”，‌“苦闷”与青年的关系，‌“苦闷”何以成为现代文学创作的驱动力等问题。延世大学中文系徐维辰教授的题目为‌《鲁迅“绝望”叙事的晚清来源》。徐维辰教授从晚明遗民文献《嘉定屠城纪略》出发，探讨鲁迅小说中绝望叙事的历史来源与伦理意涵。此类叙事体现对亡国与屠杀的悲剧性感知，延续于清末小说如《痛史》《洪秀全演义》中，强化殉节与族群革命的道德想象。鲁迅在《头发的故事》《狂人日记》等作品中，运用第一人称与间离手法，处理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叙事张力，既传达对现实的深层批判，也延续了晚清以来以宿命观为核心的道德叙事传统。鲁迅的绝望意识，正是历史语境中一种文化与伦理的延续与转化。

第二场报告聚焦于早期鲁迅的求学经验，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邓绍宏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宋声泉教授的报告题为‌《周树人南京求学时期的新学习得考辨》。宋声泉教授认为，作为‌“鲁迅”记忆的《朝花夕拾·琐记》与周树人经历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出入。周树人的外语起步是在江南水师学堂，‌“泼赖妈”是他外语学习的入门书，但并非止步于此。从矿路学堂到弘文学院在鲁迅的笔下显得太过顺畅。矿路学堂的新学风气被《琐记》放大了。在南京时期，周树人的新学知识仍以科学为主。直到留学日本前夕，特别是当明确将赴东洋后，他才有意在知识储备方面更新自己。崔文东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学士东邻第几家：青年鲁迅东京客居考》。青年鲁迅在东京留居五年有余，这段经历对其精神成长影响深远。然而，关于其具体住址的考证，长期以来主要依赖周作人的回忆，存在诸多不确之处。1980年代日本‌“鲁迅之友会”虽进行实地调查，仍未能完全厘清。崔文东教授综合运用鲁迅本人文字、周作人及友人回忆录，并结合近年电子化的东京历史地图、档案文献及报刊数据，首次系统考证并确认了鲁迅在东京七处住所的准确位置，在此基础上结合明治后期东京的城市文化地理，探讨鲁迅寓所周边的知识环境与文化空间对其文学思想形成的具体影响。

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鲁迅与世界史，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何杏枫教授主持。江原大学中文系李宝暻教授发表报告，题为《李光洙的“同情”(sympathy)与鲁迅的“惭愧”(shame)——新纪元时代的情感(affect)》。1919年韩中文人对新纪元的强烈要求分别引爆了‌“三一”与‌“五四”。李宝暻教授通过报刊杂志、李光洙的《无情》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思考何种‌“情感”使其要求凝结成一种集体性力量。中国以惭愧来面对‌“三一”运动，而韩国则同情奋斗的‌“五四”学生。同情与惭愧分别成为两国文学的核心情感。被殖民的韩国人透过对弱者的同情，重新发掘了民族一体感，进而呼吁人类爱的和平运动；而中国则因未能建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惭愧，转而与传统做生死搏斗。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殷鹏飞教授的题目是‌《19世纪欧洲革命与鲁迅民族革命思想的演进》。19世纪欧洲革命的经验，在鲁迅民族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有重要的参照意义。留日时期，鲁迅不仅受到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影响，同时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扬弃了民族帝国主义的霸权逻辑；在国民革命中，鲁迅以19世纪欧洲革命中的民族诗人为参照，以自己的文学行动介入民族解放的事业中；加入‌“左联”后，鲁迅并没有在阶级论影响下抹杀民族国家的意义，而是将自身民族的解放和其他民族解放相联系。殷鹏飞教授认为，鲁迅参与的20世纪中国革命既是对19世纪欧洲革命主题的重复，也是对其思想内核的置换。在欧洲革命与中国革命‌“两极相联”的关系中，鲁迅及其背后20世纪中国革命创造出了一种‌“团结于远方”的文化政治。清华大学中文系袁先欣教授的题目为‌《无产阶级文化派与鲁迅的“左转”》，从无产阶级文化派与鲁迅的关系角度切入19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鲁迅的‌“左转”。无产阶级文化派是苏俄早期重要的文化团体，对‌“无产阶级文化”提出过大胆的设想，也培养出一批苏俄早期的无产阶级作家、艺术家，但长期被认为是‌“极左”的错误标杆，他们在苏俄文艺生活中的影响未受到重视。袁先欣教授通过《文艺政策》、《一天的工作》以及《士敏土》讨论了鲁迅与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关联。鲁迅本人对无产阶级文化派并无直接理解，但他们的相关团体、人物和作品，通过鲁迅20年代中后期对苏俄文学和思想讨论的大量阅读，实际进入鲁迅的思想并影响到他文学和文化观念的变化。

5月3日上午，会议继续进行。第四场的报告主题集中在1920年代中期的鲁迅，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陆胤教授主持。季剑青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作为“手记”的独白：再论〈伤逝〉的反讽》。《伤逝》通过‌“涓生的手记”这一叙事形式，构建了双重反讽的文本机制。第一重反讽体现于涓生叙述文本的内部，作为不可靠叙述者的涓生以自我辩护的姿态追忆与子君的爱情悲剧，但其叙述的裂隙与主观性暴露了其虚伪与冷酷。第二重反讽则源于文本作为‌“手记”的性质。手记的‌“现在进行时”书写强化了叙述的当下性，使过去与此刻交融。涓生基于当下的‌“真实”原则合理化自身行为，与子君死亡的悲剧结果构成强烈冲突。季剑青教授认为，‌“手记”的物质性使得隐含作者彻底退场，文本阐释的开放性和由此造成的反讽效果达到极致，最终使《伤逝》成为既批判五四知识分子困境、又隐喻个体道德挣扎的复杂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李哲研究员的题目是‌《〈影的告别〉：绥惠略夫难题与改革者的“自我”实存》。通过《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鲁迅将清季民初中国革命的精神构造予以文学定型，而如何将‌“自我”从‌“毁灭”的命运导向持续的实存则成为必须响应和克服的‌“绥惠略夫难题”。《影的告别》将绥惠略夫式的‌“忿激”以极致凝缩的方式显影出来。‌“影的告别”可视为对唯识佛学‌“自心见影”叙事的诗学演绎。首先，鲁迅借助第六意识的生起构拟出一组尖锐的‌“对待”关系，并在此‌“对待”关系中催动了‌“自我”的发生。其次，相比‌“明暗之间的彷徨”，‌“在黑暗里沉没”构成了‌“影”真正的决断，对‌“沉没”动作的执取颠倒了佛学破‌“我执”的出世间法，并将‌“影”之‌“我”的实存予以最终确证。第三，从‌“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到‌“时候近了”则标识出时间诞生的过程，而‌“远行”意象及其隐含的‌“出入灭定”则将这种遭遇断灭的‌“瞬间”组构为可以延展的‌“过程”。最后，‌“朋友”的称呼和‌“赠品”意象的出现则标志着‌“影”和‌“人”两者的‌“对待”溢出了的观念范畴，由此，‌“独自远行”的‌“影”被重新纳入一个充满世间性的关系架构。

第五场报告的主题是鲁迅与俄苏文学文化，由北京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姜涛教授主持。西北大学文学院张宇飞教授的题目是‌《俄苏文学译介的引路人：论升曙梦的著译活动对鲁迅的影响》。鲁迅阅读与翻译俄苏文学并非通过俄文原文，而是主要借助日文译本，而其中升曙梦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日译者。鲁迅最早在留日时期就开始关注升曙梦的译作，此后，他不仅收藏了二十余部升曙梦关于俄苏文学的著译书籍，还多次借助升曙梦的作品进行翻译。张宇飞教授分别讨论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和昭和初期三个阶段升曙梦作品对鲁迅接受俄苏文学的影响，通过具体考察《俄罗斯文学研究》《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等升曙梦的代表作与鲁迅的关联，探讨鲁迅接受俄苏文学背后的‌“日本因素”。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马筱璐教授的报告题为‌《媒介的选择：鲁迅通过日德材源翻译俄罗斯文学》。鲁迅的俄苏文学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和德国的中介，这种跨文化媒介的多重性为鲁迅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但与此同时，缺乏对源语言的了解也使得鲁迅的翻译受制于日德两种语言，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硬译”问题的出现。尽管许多评论家认为鲁迅的‌“硬译”是失败的，但通过对比俄、中、日、德四语文本，马筱璐教授认为鲁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了另一种面向，即对中国语言改革所展现出的抱负。鲁迅翻译俄罗斯作品的目的远远不只是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还有对中文语法和词汇包容性的‌“暴力”探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张历君教授的题目是‌《作为生产者的作者：论鲁迅与俄国前卫艺术》。特列季亚科夫是苏俄著名的政论家、剧作家和未来主义诗人。他曾当过记者，熟悉摄影，并曾参与电影摄制工作。他所提出的‌“行动的作家”的概念，后来更成为本雅明1934年撰写的著名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重点探讨的议题。他在北大俄语系任教期间曾帮助任国桢翻译《苏俄文艺论战》一书，此书出版时由鲁迅撰写《前记》，鲁迅在文章中大谈他对俄国未来派和构成派的理解。张历君教授尝试追踪鲁迅对苏俄前卫艺术、文艺政策、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关注，探讨二十世纪初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苏俄和西欧的前卫艺术以及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三者微妙的互动和对话。

5月3日下午，与会学者实地考察了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必列者士街会所。该会所位于香港岛上环必列者士街51号，启用于1918年，距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建筑融合了西方新古典主义风格和中式民间风格，保存较为完好，现为香港法定古迹。1927年，鲁迅访港，在这里发表了《无声的中国》与《老调子已经唱完》两场著名的演讲。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与会学者安排了导览，深入讲解了该会所的历史。

5月4日上午，最后两场报告继续举行。第六场报告的主题是鲁迅的跨时空传播，由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丘庭杰博士主持。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林兆轩老师的题目是‌《作为东亚跨文化经典的鲁迅——从1920年代韩国梁白华、柳树人的译介说起》。鲁迅在韩国的传播，以1921年梁白华译自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一文为起点。1927年，柳树人翻译的《狂人日记》是首部鲁迅小说的韩译本。林兆轩老师以梁白华及柳树人译介的两个关键文本为中心，以刊物定位、发表时代、出版场域等传播因素作考察，重构鲁迅在1920年代韩国传播的跨文化脉络，从而展现作为东亚跨文化经典的鲁迅的生成轨迹。‌“东亚鲁迅”反映了二十世纪中、日、韩三国阅读、研究鲁迅其人其作的庞大热情，足以说明鲁迅作为现代东亚‌“跨文化经典”的位置及意义。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梁慕灵教授的题目是‌《从〈文学杂志〉、左翼文学研究与鲁迅论看夏济安和宋淇的域外文论建设》。夏济安、宋淇二人在文学创作、翻译和编辑等文学活动均有相近的兴趣和价值观。梁慕灵教授从夏济安与宋淇的早期译述和编辑活动入手，讨论两人于上海时期如何建立相近的文学兴趣和价值观，并从夏济安和夏志清的书信探讨夏济安在创办《文学杂志》前后的文论观之形成过程，再而分析出其左翼文学研究及鲁迅研究的来源，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宋淇如何参与这个文论建设工程，以及夏济安与宋淇在域外文论建设方面的相关路线和影响。

第七场报告围绕着香港与南洋的鲁迅遗产展开，由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刘东教授主持。香港恒生大学中文系郭诗咏教授的题目是‌《从〈铸剑〉到〈英雄儿女〉——论李晨风对鲁迅的电影改编》。《铸剑》以其复仇主题和武打元素，与现代媒体的奇观化影像和叙事一拍即合；而小说本身的完整性，以及伟丽雄壮、悲壮凄厉的艺术风格，亦使它非常切合武侠电影的类型特征。郭诗咏教授以《铸剑》的第一部改编电影，即李晨风导演的《英雄儿女》为研究对象，分析这部备受忽略的电影作品与原著的异同，结合1960年代香港华语电影和文化工业发展，探讨干将莫邪的古老传说如何被现代技术媒体一再重写，并在新的类型中再次脉络化。丘庭杰博士报告的题目为‌《再论黄碧云笔下的鲁迅身影》。香港作家黄碧云曾在写作中多次提起或化用鲁迅文本。丘庭杰博士讨论了黄氏作品如何契接鲁迅的辩证思考，在左翼、历史、写作等议题上展开丰富而深刻的对话，并藉此反思这类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分享了有关‌“鲁迅在香港”议题的想法。台湾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张康文的题目是‌《认父、寻父、种父：“南洋鲁迅”及其重构》。鲁迅是新马华文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现代作家。1930年代至1970年代，不少当地文人视鲁迅为导师，阅读、书写乃至模仿鲁迅，形成‌“南洋鲁迅”的现象与传统。‌“南洋鲁迅”带有鲁迅留下的精神遗产，但也成为谢裕民、黄锦树等后代作者书写与反思的对象。鲁迅与南洋鲁迅无疑是新马华文文学的‌“父亲”，那么，‌“我们现在怎样‘对’父亲”？张康文老师以南洋鲁迅、谢裕民与黄锦树为例，提出‌“认父”、‌“寻父”、‌“种父”这三种可能的姿态。

会议最后，由本次会议召集人季剑青教授总结发言。季剑青教授表示，与会学者展现了鲁迅研究的多重面向和可能性：既展现了‌“回到鲁迅”的学术态度，继续发掘史料，在事实层面推进对鲁迅的认识，同时又呈现了跨文化的视野，关注到鲁迅背后的世界文学资源以及鲁迅文学在韩国、中国香港、南洋等地的影响和流变。鲁迅研究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期待各位学者的后续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