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慈铭（1830-1894）是晚清名士，他四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了长达五百余万字的《越缦堂日记》，号称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人传抄，民初蔡元培等人捐资给他影印出版了大部分。他有一个老乡杜凤治（1814-1883），比他大16岁，算是他的前辈，在广东当了十四年地方官，本来不算有名，近来中山大学教授邱捷先生整理了杜凤治的日记，竟然也有近四百万字，因为记载了大量基层社会治理的情况，引起学界的重视。巧合的是，两人在老家绍兴、在北京都有交集。还因为金钱上的纠纷产生了矛盾，这在李慈铭的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

在周星誉家偶遇

李慈铭与杜凤治的交往，从《越缦堂日记》来看，当始于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十三日。是日，李慈铭早起，与孙垓（子九）、傅以礼（节子）坐船并邀请王星諴（平子）、周光祖（雪瓯）、寄云上人一同到绍兴东浦的赏村访周星誉（字畇叔、叔云）。在周星誉家，见到了杜凤治。原来，周星誉是二人共同的朋友。

咸丰三年（1853）秋天七月，李慈铭和同县的孙垓、周灏孙、周星誉、周星诒（季贶）等人成立了诗社言社。此次李慈铭去周星誉家，大概是社友聚会。而杜凤治此次到周星誉处，则大概是赴京前与老友告别。用杜凤治自己的话来说，他与周星誉是“同榜同年而又换帖兄弟也”。（《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32页）杜凤治是道光二十四年顺天乡试举人，二十七年会试落第回乡，当年冬父死，此后几科会试都没有参加。咸丰三年初，杜凤治赴京会试，但是年春，太平军进抵江苏，道路阻塞，杜氏不得不半途折返。五年正月，打算到京师主管人事的吏部提交文书、接受考核，以便获得实际官职。于是，李杜二人就这样认识了。

李慈铭像《北平图书馆月刊》（民国十七年五月第一卷第一号）

过从于京师

咸丰二年、五年八月，八年十月，李慈铭到杭州参加乡试，三试均未中。后来，在周星诒的劝说下，开始有了捐资入京为官之想。咸丰九年（1859）二月二十七日，李慈铭带着为捐官而卖田而得到的钱，拜别了母弟，启程入京，途经上海、苏州、淮安、德州等地，于五月十七日抵达京师。二人在京师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咸丰九年十月初三日，李慈铭给杜凤治来给其侄子李孝瑴（小名僧慧）算命，排得八字为丙辰、丙申、己卯、甲子。杜氏认为此命格系土金独伤官格，当主清贵，胜于前人。李慈铭听后，心中暗想：“我家世代积善已逾百年，五代以来无人出仕为官。我此生命运已定，天意岂可妄加揣测。至于后代能振兴门楣的期望，更是不敢奢望。”其实在这之前，李慈铭已经请自己的老师严嘉荣（号菊泉）为僧慧推算过寅命。在孙廷璋家做家庭教师的李慈铭，于咸丰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从母亲派来的仆人口中得知叔弟李楙生一子，高兴得睡不着觉。‌天色初明便起身，前往自己的老师严嘉荣的书塾请求推算此子的命格。“菊泉师以申子辰会成财局，时干透甲官，年月叠透丙印，官生印，印生身，谓主一生安吉，功名不大显，极似吾乡渔山太守（马步蟾，号渔山，嘉庆十六年进士，曾官徽州知府）格云云。”（《李慈铭日记》第1册第228页）李慈铭听后，自然是高兴万分。因为自己年近三十，还没有孩子。仲弟李恭铭虽然有两个孩子，但是不被太夫人所喜爱。看到侄儿有如此命格，心想：“此子若材能不坠清芬，足矣。”（同前）八月初二日，亲自为此子取名为僧慧。

此后，二人往来较为频繁。咸丰九年十月、十一月，多为同周星誉、周星诒、陈骥等人至广德楼、三庆园听戏，至如松馆、毓兴合饮酒。其中，十一月初十日，李氏与杜凤治、周季贶同至庆和园听三庆部（清朝中后期活跃于北京的安徽戏班之一，三庆班与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并称为“四大徽班”）。后和杜凤治同宿书房。二十四日，与杜凤治夜谈，同宿书房。十二月，杜凤治至少主动来访李氏九次。三十日夜，李慈铭与周星誉、黄体立、杜凤治等人守岁。

来往如此之密，仍与二人共同的朋友周星誉有密切的关系。咸丰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李慈铭拜别母弟，于二十八日在萧山与周星誉及其姬人许令芬等人会合入都。自是，京城中有名的酒家、戏楼、名胜都有李、周、杜三人的身影。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六日，周星誉移居宣武门外大街，屋为故相国曹文正家业，周星誉租了其旁院十余楹，把侧庭的三楹借给了李慈铭居住。八月十四日，杜凤治“移具来同寓”。至此，李、杜二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抬头不见低头见。

周星誉像

嫌隙从暗生

咸丰十年（1860）间，至少有三件事，可以看出李慈铭对杜凤治心有不满，甚至不屑一顾。闰三月初七日：“晴。定子（吕耀斗）诗成，寄来。五楼（杜凤治）诗成，寄来。不通，可笑之至。”于此可见，杜氏在李氏的眼中，文墨不通。八月二十四日，李慈铭与杜凤治闲话达旦，言谈中聊及昨夜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杜氏“今日又大言无足忧”，而在昨日却“面色如土，欲谓行计”。李氏不由得叹曰：“近来朝野都是此一辈人，可叹也。”此处可见杜凤治在李慈铭心中是胆小怕事之人。三是十一月初三日，得知杜凤治去一顾姓小吏家做塾师后，李慈铭大发议论：“都中虽王公家，延师及书记，币最腆者，月不过四五金，而部寺诸令史家乃往往至数十金。盖国朝胥吏偷窃权势，舞弄文法，高下在心，实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揽天下之大枋。部寺长官多不知曹务，惟任诸司，诸司官又一听之吏，故京师有‘堂官牛，司官鳅，书吏剔嬲不得休’之譬。时谣曰：‘堂官车，司官驴，书吏仆夫为之驱。’故引用《晋书》语以为况。吏皆四方流民无籍者充之，吾越人为尤多。既无身家之重，又久习案牍。于是招摇贿赂，恐猲州郡。公然飞书走牍，要索诸路。京朝官多贫乏不能自存，而吏人每积赀巨亿，服食享用，拟于王者。此最国家一大弊也。其延师不务教读，惟属以竿牍之任。乡党自好者皆不屑为，而士之无行荒于文字者，亦喜就之。以无授经之苦，又不计文理之通否，字画之工拙也。近更趋之若鹜，凡计偕流落者偶篡得之，如登天矣！”于此不难看出，在李慈铭心中，杜凤治就是一个不自好，无行且荒于文字的人。

此时的李慈铭，虽然没有功名（李氏于同治二年由吏部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分配到户部，同治九年才考中举人），虽然和杜凤治差不多的穷困潦倒，但是，他凭借自己的才华，颇受潘曾绶的引重。潘曾绶读其诗集，更是留题了“才如子之少，海内孰知音”之句。又读其日记，“谓当今无两者”。（《李慈铭日记》第2册第494页）除了潘曾绶，李慈铭还结识了黄体立、吕耀斗、顾瑞清、张星鉴等人。作为举人出身的杜凤治，虽然自道光二十二年已入都，但至咸丰十年，仍未混得一官半职。杜凤治自咸丰五年春到京师吏部提交自己的履历等待吏部拣选职位，均未得到机会。而比他后到京师的未中举的同乡人诸如莫星湖、孙十湖、寿玉溪、王扬廷等都先其得到官职。（参见《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9页）作为同乡的李慈铭，其情况自然知晓，恃己之才华而傲杜、恃交名流而轻杜，也是必然的。

即使在乡里时光，杜凤治也未入李慈铭的法眼。李慈铭乡居时，曾经评同人之诗作：“素人如李广飞将，神出鬼没，然无部伍行阵，卒犯之无以禁；叔子如王武子赌射八百里駮，一矢破的，又如桓宣武樗蒲，不必得则不为；予自谓如刘将军，遇小敌怯，遇大敌勇；子九如王长史，语甚不多，可谓有令音；平子如见何次道饮酒，令人欲倾家釀，言其能温克也；季贶如会稽王，有远体而无远神；莲士如王僧绰，采蜡烛珠为凤凰，工巧夺目，为人打坏，亦复不惜者耳。”（《李慈铭日记》第1册第282页）亦评同人气质：“见平子令人温克，见子久令人恬和，见雪鸥令人豪率，见莲士令人简贵，见晓云令人绝倒，见素人令人亘远，见叔子如与刘颖川兄弟语，使人神思清发。见宝意如长松下语，故当有清风，令人呼爽绝也。”（同前第2册第384页）于此两处可见，相识于咸丰五年的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杜凤治还未进入李慈铭的圈子，虽然他二人有共同的朋友周星誉。在李慈铭的眼里，杜凤治既无诗名，为人也不值得评品。

入京师后，二人有来往，除了因为二人是同乡和有共同的朋友周星誉外，还在于李慈铭对其有同情之心。虽然杜凤治在李慈铭的眼里是一个“贫薄无行，性尤险躁，人畏其口，士夫无加礼者。乃谄事胥吏贾客，因缘为奸，丑状百出”、“文章不通一字，而妒贤嫉能，无人足当其意”之人，但自李慈铭咸丰九年入都后，“怜其落托，颇曲意周旋之。”尽管此前杜凤治因李慈铭“颇有时名，益忌很”，还在日记中极口毁蔑他（惜杜氏同治元年前所写的五帙日记目前未见），好像有杀其父母之恨。起初，李慈铭并不知道此事，有人给他说了之后，他也是笑而置之，“反待之益谨”。（此段参见《李慈铭日记》第3册第774页）

因钱生怨

杜凤治在同治元年前到底有多落魄，除了未得官职之外。家里更是惨不忍睹。咸丰五年（1855）秋，其幼子桐出生，家里穷得揭不开锅，自己虽在京城，却无分文能寄回家里。六年，其妻娄氏来信备述困苦之状，且云“欲死则难舍儿女，不死则支持实难”。（《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3页）或许正因为此，杜凤治才会于咸丰十年冬，再三求李慈铭为汇寄其家银二十两，“且言岁末仅能还其半，以半期来年春初。”李慈铭还是“哀而许诺”。（《李慈铭日记》第3册第774页）其实在年初的时候（二月十四日），李慈铭收得秦友芝部费银（清时官员任实缺时，向吏部人员贿赂的运动款项）一百两后，交给了陈璧轩。但是陈璧轩却和杜凤治瓜分了。主谋还是杜凤治。是日日记旁批记有：“此银陈鼈歼竟与无赖杜五楼分之，其谋实发于杜畜产。百金何足惜，而此两凶竖之意，真欲阱我于死地。陈畜产本革吏，无恶不为。杜畜虽一字不通之举人，然终厕衣冠之末，而所为如此，人心之险，真可畏也。”（同前第2册第548页）在这种情况下，李慈铭还能再借银二十两于他，可见其心胸之广。

但是，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慈铭作书致杜五楼索要汇银，未得。“至除夕，仅还低色银四金。予相需颇急，再往索，复得四金，而辞色已甚恶”。（同前第3册第774页）咸丰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李慈铭再作书信给杜凤治索要汇银。杜凤治“初言家书必不能达，继遂言须俟信返时始还。”面对杜氏的此种态度，李慈铭感慨道：“反覆狡狯，莫能殚述。吁！世途之险如此，可胜嘅哉！此辈龌龊寒人，市井无赖，本亦不足记录。特欲以示子孙无近小人，故不惜污吾笔耳！”（同前）

尽管李慈铭对杜凤治恨之入骨，但他们仍偶有交集。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杜凤治来贺年。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八日，吃过晚餐后，李慈铭同周叔云、陈珊士、杜凤治、翁在玑、谢锡蕃一起打牌九，彻夜不休。对于这种情况，李慈铭也是懊恼不已。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三，周光祖来为在刑部任职的同乡举人贾树諴（琴岩）代求李慈铭的《除夕诗》。二月初三日，周光祖又来信为同乡举人钱保衡（秋访）求观所著乐府，李慈铭均未回绝。事后他坦言：“吾越人心险诈，士习尤儇薄乐祸，乡谊甚恶。予家居时，自社中同志数人外不与还往。比来都，益一切谢绝，乡人颇少之。然尚恨不能绝杜五楼，为平生之累。”（同前）

咸丰十年冬，李慈铭何以如此看重这二十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杜凤治索要？

咸丰八年二月，李慈铭由廪生捐贡百八两，由廪贡捐太常寺博士衔七百五十两。共八百五十两，于江苏上海县茶局报捐，实银一百二十九两。是年十二月初三日，为捐官不惜把绍兴老家的腴田三十亩卖给秦氏，即使这样，还差数百金。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于福建票局报告捐户部候选员外郎，共实缴银八百一十五两。十一月十三日，得家书，知家中“债券盈一尺，催租日欺凌”，而母亲“近割涡阳田，仓皇救然眉”。十一月初四日，向周叔云借钱一百吊。十二月初三日，向周星叔云借得银十二两。二十九日，向周叔云借银卅两，又六两，又二两。咸丰十年二月十四日，还周叔云钱三十吊，黄体立钱三十二吊。咸丰十年三月初四，索得书吏陈璧轩逋银九两六钱。三月十四日，换银十九两一钱，付赎衣钱百廿四吊四百文。四月二十四日，以破裘皮一换钱五十吊。五月初五日，借得叔子京蚨五十吊。六月二十一日，翁在瑺给李慈铭来信，说歌郎兰仙多次询问李氏的情况，对其音讯稀少感到十分诧异。李慈铭感叹道：“予不见此郎三月矣，非但床头金尽，不能复问冶场，且憔悴忧伤，意兴索尽。自与叔子相对读书外，惟仰屋僵卧而已。”

就这样，李慈铭在借钱、还钱、无钱的循环往复中度日。因此，对彼时的李慈铭来说，这二十金虽然不多，但是还是非常重要的。

杜凤治自咸丰十一年冬为同乡顾某司笔札，馆谷稍丰。同治二年夏，韩姓继顾。此时，他有了进一步打算，即“忽有入赀之想”。同治三年冬，一边函托漕帅吴棠幕友徐巽斋在清淮局捐加同知衔，一边“为请封计，道经沪滨。寄银百四十两，又寄银七十五两，由同知衔加一级，并将本身貤封祖父母与父母共二轴从四品典封。”（参见《杜凤治日记》第1册第5-6页）难怪其于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回李慈铭书，“言借银无有”。

杜凤治除了咸丰十年冬向李慈铭借了二十金不还，还与陈璧轩私分了同邑进士秦金鉴（友芝）交给李慈铭的部费银一百两。更有甚者，还与周叔云合谋胁迫他二百金而私分。此事记录于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得伯寅片，惠银二十两。允臣惠银三十两，又托代借德和钱铺百金，予恬惠借十金，共得百六十金，皆为户部补交事也。此事本三十金可了，以庚申春初，为周叔云、杜五楼转卖于革吏陈鼈諼，胁予二百金，尽分私槖（此事在李氏日记中仅此一笔，不详其来龙去脉）。铜局以予日久不报，遂坐予亏例银三百余两，具牍上闻，得旨责补，遂致此累，可愤塞也。”（《李慈铭日记》第3册第1041页）

想来，杜凤治于咸丰后从李慈铭处弄来的钱，正是为了方便自己捐官和给家里长辈请封。

外放淡恩仇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后，“五楼”二字再也没有在李慈铭的日记中提到过。以“杜□□”出现过三次，以“杜生”出现过一次，是在同治二年九月二十五日给周星誉的信中：“执事之于杜□□、赵□□诸（赵□□即赵之谦）人，岂竟不知其无赖不肖为清流所不齿者耶？”“执事又诬仆向杜□□索金。仆之馆于周氏（周氏即周祖培），一年又半矣，仆之迂拙，无用于世，相国知之；仆之懒散落寞、面淡口钝，不肯诣贵人，不肯赴衙参，相国尤知之。使仆有干求要谒、乞怜夤缘者，相国当无不知也。执事与相国素厚，试叩相国，以仆之言信否？相国当不能为仆讳也。杜生鬼蜮，持刺求通，且托吴某关说，诱以厚币。仆不待其言毕，峻辞严拒。吴某亦执事所素识者，执事试问之，当亦不能为仆讳也。执事又何苦为此龌龊之人，播此粪土之言，以厚诬仆哉？”光绪元年九月十二日：“......而终构之不可解者，则周□□（周□□即周星诒）及匪人杜□□也。世道险巇，聊附记之。”

以“杜凤治”三字出现过三次：同治四年正月初一，杜凤治来拜年，不见。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抄录邸钞时录有“南海县知县杜凤治，山阴举人”。光绪十年二月十六日抄录邸钞时批注中提到：“玉麟原疏备列何廷谦、崇礼、俊启、吴宝恕、翟国彦、何兆瀛、方濬师、冯端本、刘溎年、杜凤治、林灼三等声名之劣，而尤言崇礼、方濬师、杜凤治三人之贪，惟言瑞麟能办事，然亦未能峻绝馈遗，其词甚直。”

光绪二年以“杜奉雉”出现过一次：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暂一翻阅，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灭，行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犹知依循名义，拘牵绳检，无大过于身。今去此谰言，便觉心目为之一块。附记于此，以警将来。（是年与匪人从迹最密者，今南海知县杜奉雉，今日亦悉灭去其名，无俾佥壬污我简册。）”以“治”改“雉”，想必是以“野鸡”目之。

为何同治二年后，杜凤治逐渐淡出了李慈铭的视野？这是因为，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掣签，杜凤治终于获得广东广宁县令一职。八月三日巳刻上车离开京师，九月初九日抵达广州。直到光绪六年（1880）归家前，杜凤治的圈子转移到了广东。而此时的李慈铭，已回到故乡绍兴，任职于浙江书局，还负责督修绍兴西江塘。两人的直线距离约1075公里。

就这样，杜凤治和李慈铭从“抬头不见低头见”到“天各一方”，杜氏逐渐淡出李氏的日记也是必然的。

尾声

据邱捷老师提供，现存的杜氏日记中，李慈铭以“莼客”出现过9次，以“慈铭”出现过1次。颇能表现杜凤治心迹的有3次，一为同治七年十月十八日：“李莼客现在住杭州，谋得襄理书局之后，月得十数金，意气较前杀矣”。（《杜凤治日记》第2册第790页）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屑。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因母病被催回乡近三年的李慈铭，被马新贻聘为浙江书局总校勘。五月至十月，其薪水每月都没有超过二十番圆。再加上亲友馈赠，本年收入也仅银24两，番圆156，钱9500文。这哪能和以前在京师的收入相比。难怪其神态气概较之前减弱。一为同治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是李慈铭乡试中举：“闻浙江已有题名录，解元姓蒋，余姚人。绍府卅余人，山会中九人。李莼客得中，计其年已四十二矣。”，31岁中举的杜凤治，对42岁中举的李慈铭，显然是嗤之以鼻。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一日，杜氏写道：“日前在会稽县署见花厅对过即账房，光景依然。回忆道光己酉冬，山东牟农星（房）（杜凤治误记为牟星农）大令权会篆，县试延予在署阅卷，予取李莼客、许梅轩二卷，均得散案首。许辛亥举人、壬戌进士，未引见，患吊脚痧一日卒。李以郎中需次都门最久，不记何科捷乡举，年已四十余，又捷南宫，年近大衍，仍然在户部浮沉，补缺无期，而声荦卓卓，为一时名士之冠，而人品则单单不足道矣。今年已五十有四，身体向来虚怯，群谓其不寿，而已如许年岁，然与许皆无子，许不闻家中尚有何人，人世浮云变红，枯苑难知，想苍苍者必有意于其间也。叔芸（即周星誉）亦性弱善病，而今年已五十七，又得运使大缺，亦出人意计之外。人事难知，天道更难知，惟有如《聊斋》所云，合眼放步，任造物之低昂而已。’”（同前第10册第5418页）杜氏一方面不否认其才华，另一方面，却对李氏的人品不屑一顾。把其无子归咎于天道报应，以人之短而取笑之。又对同年兄弟周星誉得高官而自己心生落寞。于此，杜凤治的人品可见一斑。

那么，杜凤治是否就是一个借钱不还的人呢？

从《杜凤治日记》来看，杜氏似乎不是这样的人。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七日，杜凤治在日记中写道，自己谋得官职后，各种花费连续不断，收入却完全没有，想借钱周转也借不到，穷得身无分文。家里日常开销一刻也拖延不得，一天之内，债主多次上门催讨，比官府催租还要急迫紧逼。他们如此不体谅我的难处，真是令人又恼又恨。杜氏窘况由此可见。即使这样艰难，其在同治五年七月十四日，“又访仪廷于雅轩处，付银子五十为办楚南事费，余欠百金俟后寄归。”同治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到广东任差不多两年后，杜凤治在任四会县令的任上，把赴任前后的借债8000余两全部还清。这是否意味着他顺便也把欠李慈铭的二十金还了而李氏没再记录在日记里？因为他似乎没有不还李慈铭钱的理由。抑或如周星诒托傅以礼代还自己挪用的三百金而未到李慈铭之手？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李莼客的怨气》写道：周星诒抵达福建任职后，托傅以礼入京引见之便，代还自己挪用李慈铭的三百金。傅见李作诗辱骂周星诒，并且逢人就讪笑咒骂周星诒，语言粗俗，不堪入耳。于是傅以礼自作主张打算不把钱给李慈铭。傅以礼问李慈铭：“如果周星诒全款奉还，你们之间的友谊还存在吗？”李慈铭说：“即使连本带利还给我，我也不可能和他再做朋友。于是，傅决定不把钱给李慈铭。”故，杜氏也许请人代还钱给李慈铭，也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光绪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杜凤治在老家去世了，葬于浙江上虞长塘的何家溇棉耇山。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慈铭卒于京师。后葬于浙江山阴兰亭应家湖（一作应家坞、殷家坞）。

杜凤治向李慈铭所借的二十金后来到底有没有还，恐怕只有他们二人自己知道。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邱捷教授、刘小磊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