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上海市理论社科领域一项重要的人才选育机制，“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有力助推了一批青年才俊加快成长，对加强本市理论社科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勉励本市理论社科青年学者潜心治学、勇攀高峰，第十二届“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上海东方青年学社于2024年11月至2025年1月组织开展，最终评选出19位“上海社科新人”。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对这19位青年学者进行了访谈。访谈围绕青年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学术旨趣、研学经历、治学故事与经验启示、“上海社科新人”评选活动对于青年学者学术成长的助推作用、个人学术成长与本市理论社科事业发展相互促进等话题展开，以期为青年学者的治学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启迪，成为其学术成长过程中弥足珍贵的有益激励。

本篇访谈的“上海社科新人”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研究员赵隆，他的研究领域为全球治理、大国关系、海洋极地研究等。

赵隆研究员

：先请您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赵隆：如果用一个词介绍我的研究方向和内容，最恰当的莫过于“交叉融合”。首先是区域国别与领域议题研究的“交叉融合”。在区域国别方面，我重点关注中美俄欧的大国间竞合，以及亚欧空间相关的秩序演进和机制建设等。在领域议题方面，我深耕全球治理“新疆域”（深海、极地、外空和网络空间）十余年，尤其是以北极治理为切入点，探索全球性议题中形成的身份认同差异，以及大国权力投射与生态规则、技术标准、机制生成之间的互动逻辑。

其次是国家总体外交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交叉融合”。除了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借调，亲身参与外交一线工作外，我还作为专家代表数次参加政府代表团出访，参加和策划重要的国际“二轨会议”，通过与国际战略学术界的对话，对政府间谈判和磋商形成补充，为服务国家外交理论和实践贡献力量。此外，我有幸参与本市的重要涉外工作。例如，参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沪、上海世博会、亚信上海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大型活动的调研工作；为《上海市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四五”规划》的起草提供专家意见，参与相关“十五五”规划的前期研究，承接多项有关“一带一路”桥头堡建设、城市软实力建设、民间外交的委托调研等。

最后是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交叉融合”。我所供职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曾分别被评为中国十大智库和全球十大智库。智库的重要职能，就是通过学术研究和国际交流，为国家和上海市重大的战略需求提供决策咨询、资政建言。因此，除了撰写专著、论文并承担包括国家社科重大专项在内的多项课题外，我还为主管部门撰写百余份决策咨询专报，直接参与国家总体外交、海洋和极地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可以说，这三种“交叉融合”为我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

赵隆：我的学术经历可以概括为“以专注为锚，以多元为翼”。所谓“专注”，是指自2006年进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时为研究所）以来，始终扎根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深耕不辍。这种坚守让我得以形成对重大议题的长期观察坐标系。

而“多元”则是学术经历的鲜明特质。在知识根基上，“土洋结合”的学历背景（莫斯科国立大学本科与硕士、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让我既具备国际化的战略思维视角，又深谙国内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逻辑；在学科支撑上，经历过“法政融合” 的专业训练（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双重背景）；在工作经历上实现“央地结合”，既在国家部委借调交流直接参与外交实务，也曾挂职区县政府部门，触摸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成果上则是“内外兼修”，既有传统学术评价体系较为看中的重点课题、核心期刊，也有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能力建设，包括写好四类文章（理论文章、内部参考、媒体报刊、研究报告），以及为国际交流搭得起舞台，为叙事竞争打得赢擂台，为传道授业站得上讲台。

贯穿始终的，是从“学有所成”到“学以致用”的理念。近年来，除了个人的学术发表，我协同研究院团队和兄弟单位共同撰写的《理解“大金砖合作”：发展共同体建设的非西方路径》《从喀山到里约：推动“五个金砖”建设的中国思路》《共同安全新范式：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视角》等中英文研究报告，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战略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我参与或牵头我院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等国际知名智库建立数个对话机制，也成为拓展学术网络的重要依托。可以说，这种“专注中的多元”，呼应了国际问题研究“既需沉潜深耕，又需灵活应变”的本质要求。

：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

赵隆：学术生涯既是布满荆棘与挫折的攀登之路，也是满载惊喜与收获的探索之旅。困难与收获向来相辅相成。那些挑灯夜战的选题攻坚、旅途间隙的文稿赶制、投稿和课题申请受挫后的信心重建，看似是具体的困难，实则折射出学术探索中“破茧成蝶”的必然阵痛。没有屡败屡战的韧性，就谈不上学术生命的持久力。

当下对我而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与时间“好好相处”。智库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要应对“竞速赛”般的即时响应，比如对国际热点突变时的分析研判）；又要“马拉松”式深耕具有理论性、战略性影响的大问题，比如针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理论建构，这两种节奏的切换就是对认知与精力的双重考验。而如何在高强度的研究工作与生活平衡中找到支点，也需要持续地自我调适。

学术研究信奉“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决策咨询则需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对于从事国际问题与区域国别研究的青年学者来说，如何真正从书斋走向外交一线，深入对象国开展田野调查，融入国际学术交流网络，是个人成长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于我而言，虽然在外交部借调时熬夜调研写稿，不会计入“科研成果清单”；在金山朱泾镇挂职时的基层调研，看似与“国际问题”无关；奔波于国际二轨会议的跨时区对话，也难以为职称评定“加分”。但恰恰是这些非量化的经历，成为我深入洞悉世情国情市情的重要契机，使我了解政策落地的卡点在哪里，理解国际博弈的微观逻辑是什么，这更是成长为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必经之路。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赵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繁重。”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青年学者也成长于哲学社会科学受到高度重视、蓬勃发展的最好时期。在此背景下，市政府及相关委办局，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市社联，以及各类学会和研究会，都把培养中青年学者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为我们的学术探索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为我们展示和交流学术成果打造平台，在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决策咨询研究成果奖等奖项中更加关注青年学者的成果，还设立“学术新锐奖”这一定向激励。我不但有机会将更多的想法和思路落笔成文，还可以通过上述平台与学界同仁实现跨学科、跨领域的互学互鉴，实现知识结构的更新。

上海一直是大师辈出、群星闪耀的哲学社会科学重镇。在我所从事的国际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学界前辈打下的深厚基础和上海学派，以及对我们在学术上的“传帮带”氛围，成为青年学者学术成长得天独厚的优势。这种学术氛围既为我们创造了“仰望星空”的格局，又给予我们“脚踏实地”的支撑。在各类研讨会和学术活动中，老中青社会学人“同台竞技”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学界前辈作出的表率，也增加了我对于学术传承的责任感、使命感。

：本市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赵隆：长期以来，上海市对青年学者的帮扶力度在国内名列前茅，各类课题招标、人才项目专设青年项目，从项目设计等方面向青年学者倾斜，我本人有幸先后得到上海社科新人、东方英才计划青年项目、上海市智库青年领军人才等各类支持，是这些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在这些项目中经过层层筛选、脱颖而出的学界同仁，形成了互为榜样和标杆的良性互动。

这些帮扶政策的深层意义，是为处于学术攀登期的青年学者，搭建独特的学术潜力发掘、学术资源共享、学术影响力拓展平台。以上海社科新人计划为例，其设计蕴含着对学术传承与创新的理解。例如，在上海图书馆东馆社科馆内，社科大师墙与社科新人展区的“隔空对话”。同时，《上海社科新人文库》专项资助计划，帮助我们的研究成果完成转化传播。而定期举办的专题研讨会和各类访谈推介，则增加新人在学界的知名度，成为我们学术成长道路上的加油站。让青年学者相信潜心研究“必有回响”，是上海作为社科重镇的底气所在。

：能不能介绍一下您此次申报 “上海社科新人” 的相关课题？​

赵隆：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内外环境更为复杂，地区冲突的外溢性和联动性更为直接，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造成的挑战更为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复合型威胁更为紧迫。在此背景下，国际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国际秩序的裂变与重构，大国竞争的内涵和外延，全球治理体系的“破旧”与“立新”复杂交织，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更为突出。我申报的“上海社科新人”课题，拟在深入剖析国际力量对比重大变化、国际秩序调整重塑、国际理念思潮碰撞激荡的基础上，分析国际秩序变革的动力基础和表象特征，评估结构性变革与大国竞争回归的联动效应，世界经贸“集团化”和“负和博弈”的转型，评估多极化进程的理念分歧和愿景差异，及其对中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引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的中国方案，相关研究对于建设性参与引领国际秩序变革进程具有战略意义。

：更进一步来说，“上海社科新人”称号的获得，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赵隆：获得“上海社科新人”称号对我而言首先是鼓励，但更多是激励。在学术研究层面，我需要为自己的学术道路制定新的目标，还需要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不断探索，带动“教—学—研—用”一体化发展，逐步完成从“新人”向“中坚”和“领军”的角色蜕变，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回应这一荣誉。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时，不仅能“读懂世界”，更能“讲好中国”。在学术网络层面，新当选的十余位新人也可以形成学科互鉴的交流平台，为国家和上海的重大战略需求，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贡献独特的声音和力量。

：您是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的学术研究水平与城市软实力之间的关系的？​

赵隆：哲学社会科学与其他文化艺术一样，既是城市软实力的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面向。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纽伦巴东”（纽约伦敦巴黎东京）这样的全球标杆城市，还是新加坡、迪拜这种地区中心城市，在科学和文化影响力、品牌建设方面都各具特色，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数量、跨国学术交流密度、学术成果的影响力等成为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指标。对于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总体目标而言，必须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为“五个中心”建设打造“思想发动机”。更关键的是，这种关系可以双向赋能。上海软实力的持续提升，包括国际学术交往能级的提升，又反向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注入养分。

：您觉得您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水平提升将会如何助益于上海的城市软实力的提升？​

赵隆：与其他地区不同，国际化水平是上海提升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指标。我所从事的国际问题和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围绕大国关系、全球治理等议题频繁、深入的国际学术交流。近年来，我每年受邀数十次赴境外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我来自上海”是必不可少的介绍环节。上研院每年迎来的200多批次外国团组，以上海为主办地举办的数十场各类国际研讨会，也成为我搭建国际学术网络，强化上海学术影响力与话语权的重要途径。总体而言，无论是学术上的“走出去”和“请进来”，还是通过不同媒介开展的观点传播，都会无形中强化上海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功能，形成滚雪球式的影响：越多国际学术活动以上海为坐标，越多全球议题讨论关联上海实践，城市的国际交往能力就越强，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的“底气”也就越足。

：您觉得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于社科研究的方法提出了何种创新挑战？​

赵隆：总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类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特点，它既代表着未来发展的方向，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抢占前沿科技主导权的重大意义，也是国家和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工智能尤其是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把“双刃剑”。从积极一面来看，强大的数据处理、融合式的内容生成和全域检索能力，逐渐成为社科学者在知识生产、储备环节的高效工具，哲学社会科学有望进入“人机协同”的新阶段。但从挑战来看，学界同仁也需要主动适应数智时代带来的冲击。最关键的是，使人工智能技术发挥人类“外脑”功能，利用其信息化、智能化特点赋能学术研究的同时，需要避免生成内容的“伪原创性”破坏学术生态和伦理规范，针对“信息过载”现象更好地推动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坚持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本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