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山西民革”微信公众号连续刊文《观势明变：从国内外镜鉴到山西破题——省委会人口收缩与县域治理调研系列报道（一）》《聚智攻关：以“1+N”智库赋能重点课题研究——省委会人口收缩与县域治理调研系列报道（二）》《破题有策：从调研成果到山西县域治理新路径——省委会人口收缩与县域治理调研系列报道（三）》。

三篇系列报道介绍了民革山西省委会去年以来，围绕履职能力建设，先后开展了“康养产业”“人口收缩与县域治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拓展能源优势”等重点课题调研，形成了一批有分量、有特色、有实效的建言成果，得到了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高度肯定，为山西省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这一系列报道的首篇文章介绍，山西的人口收缩虽晚于东北，但趋势同样紧迫。“山西的人口变迁正以鲜明的‘阶段性之变’，勾勒出一幅收缩加剧的演进图谱。这种变化并非突兀而至，而是二十多年间从‘普遍增长’到‘全面收缩’的渐进式演变，每一个数据节点都藏着发展逻辑的悄然重构。”课题组成员、民革山西省委会副主委陈继光说。

文章援引山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本世纪的前十年（2001-2010年），山西97个县市中仅14个出现人口收缩，占比14.43%，其余县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4.76‰，平均每个县市每年新增1201人；城镇人口更是以61.40‰的年均增速扩张，平均每年新增4179人，城镇化水平稳步抬升，彼时的三晋大地仍洋溢着人口集聚的活力。

转折始于第二个十年（2011-2020年）。这一阶段，91个县市中84个陷入人口收缩，占比跃升至92.31%，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转为-13.37‰，平均每年减少3219人；城镇人口增速虽仍为正，却骤降至18.03‰，年新增城镇人口缩水至1782人。更值得警惕的是，绛县、偏关县等7个县市首次出现“双收缩”——不仅常住人口减少，城镇人口也同步下滑，收缩从“局部现象”演变为“大面积态势”。

近三年（2020-2023年），人口收缩浪潮进一步席卷全省：91个县市中87个出现人口收缩，仅4个县市常住人口保持低速增长；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转为-7.92‰，常住人口年均减少1768人，虽较上一阶段总量收敛，但收缩范围已近乎全覆盖。城镇人口增长持续放缓，年均增速降至11.04‰，年新增城镇人口仅1205人，31个县年均新增城镇人口不足500人，15个县不足300人，有5个县甚至出现城镇人口负增长。

课题组成员、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赵康杰指出，人口之变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发展挑战：当96%的县市陷入收缩，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供给、公共服务配置都需重新校准。更严峻的是城镇人口下降以及“双收缩”县市的警示：当城镇这一“人口蓄水池”也开始缩水，意味着县域发展可能陷入“人口减少—产业衰退—服务弱化—人口再流失”的恶性循环。山西的人口收缩之变，已不仅是数字的增减，更是对县域治理体系、产业升级路径、公共服务布局的全面“压力测试”。

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介绍，在中山议政会上，课题组专家们围绕县域人口收缩的主要因素展开激烈讨论。“人口收缩程度与人口规模高度相关，人口大县收缩幅度小，人口小县收缩幅度更大，城镇人口增速下降更明显。”“经济发展实力牵动人口收缩程度，经济强县收缩程度低，贫困县、经济弱县收缩幅度较大、城镇人口增速较低。”“政区建制与城镇化水平影响人口收缩程度，县比县辖市人口收缩更加严重，中低度城镇化档次的县域人口收缩程度更重，但城镇人口增长更快。”“经济地理区位对县域人口变动具有重要影响，省际边缘县域人口收缩幅度更大，太原都市圈县域人口收缩幅度小。”

课题组将人口规模、经济基础、行政区划、地理区位等变量纳入系统性分析框架，这种多学科交叉的“智力碰撞”，使调研从单一人口学视角跃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研判，既呼应了中央关于“以县城为重要载体推进城镇化”的战略部署，也为山西破解“人口收缩—财政承压—治理效能衰减”的恶性循环提供了攻坚路径。

系列报道的第三篇介绍，民革山西省委会副主委、阳泉市委会主委赵素卿带队在阳泉开展的调研，揭示了资源型城市人口收缩的典型特征：近十年来常住人口减少3.65%，2023年自然增长率降至-3.07‰，呈现“人口外流严重、老龄化加剧、城镇化率逆势提升”的矛盾态势——城镇化率虽达73.01%，居全省第三，但平定、盂县等县域人口净流出明显，乡村劳动力短缺。针对这一情况，提出“强化技能培训缓解外流”“发展银发经济激活老龄资源”等思路，并建议在能源产业转型中配套就业保障政策，吸引青壮年劳动力回流，为省委会调研报告中“产业支撑人口稳定”提供了实践依据。

民革长治市委会聚焦农业县与生态县的差异化路径，选取平顺县与沁县开展调研。长治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民革长治市委会主委邢张朋说，平顺县面对常住人口2020年到2024年四年减少3169人、老年人口占比升至25.1%的现状，在中药材加工、文旅康养产业中挖掘就业潜力，2024年通过省级开发区建设创造1300个岗位吸引劳动力回流；沁县则依托“沁州黄小米”特色产业，以“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带动2.3万农户增收，同时出台人才激励政策，对全职引进博士给予每年5万元补助，探索出“特色产业聚人+政策引才”的双轮驱动模式。两地在教育资源整合（如平顺县撤并16所学校，沁县撤并27所学校，县城就读学生占比达93.3%）、养老设施建设（平顺县推进300张床位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的实践，也为省委会调研报告“公共服务精准适配人口结构”提供了鲜活样本。

“2024年3月开始，民革忻州市委会组建调研组，三次深入静乐、偏关、神池、五台等人口变动较明显县域，通过部门座谈、现场考察、群体访谈、数据核验等方式，精准掌握四县人口就业、产业培育、民生保障等核心数据。”民革忻州市委会主委李俊介绍说。忻州市委会在调研中发现的医疗资源不均、教育配置失衡等问题，提出“优化教育政策稳定生源”“推动养老产业高端化”等建议，既为忻州破解人口收缩难题提供参考，也为省委会形成全省层面决策建议提供了基层案例支撑。

此外，民革省委会课题组在基层调研时收集的“土办法”也转化为精准建言的内容。“学校教学楼空了一半，不如改成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基层民政干部在与课题组交流时提及的构想，化作了“公共服务精准供给”建议里的具体方案：适应学龄人口的迅速减少趋势，前瞻性做好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转化利用。而某村“年轻人外出开饭店，老人留守种杂粮”的现实，催生了“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建议中“把特色优势产业培育作为着力点，把特色优势做成规模、使规模成为主导，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形成产业集群与生态圈，增强县域特色主导产业的影响力和带动力，走出‘小而精、小而强’的发展路子”。“小县改革不能只做减法，得有减有增。”这番同样来自基层的建议被写进“人口小县体制改革”建议，明确提出深化“大部制”改革，对于农产品主产区人口小县，重点充实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部门和编制；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小县，主要扩充生态环保、自然资源、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部门和编制，促进主体功能定位与机构改革更加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