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展出的“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6月5日-9月7日）是迄今为止亚洲最大规模的西扎个人回顾展。策展人安东尼奥·乔彼纳10岁起就与西扎相识，近日他接受了《艺术评论》的专访，他表示，建筑不是出于建筑师一时的美学冲动，对西扎来说，“场所精神”始终是其建筑的最重要部分。

对于贝聿铭大展与西扎大展在上海的并置呈现，他说：“两位建筑大师曾短暂相遇，而两个展览的并置所激发出的对话，其实也体现了两位建筑师在艺术层面上的共鸣。”

此次展览的策展人安东尼奥·乔彼纳（António Choupina），本身也是一位建筑师。乔彼纳10岁就与西扎相识，由于他熟悉西扎及其档案，这使策展工作变得特殊。“我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曾与他共事。因此，我得以亲眼观察他如何推进工作，如何构思并塑造建筑。”乔彼纳说，“我不仅理解展览中这些‘档案’的背景，也知道西扎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档案’。”

安东尼奥·乔彼纳。图片 © nsvtudio, 由波尔图塞拉维斯基金会惠允。

以“档案”保存建筑师的思想和实践

：展览为何取名为“档案”？您如何理解“档案”在建筑展览中的意义？

乔彼纳：关于展览名“西扎的档案”，展览呈现了多个维度。首先是西扎本人捐赠的部分，包括他本人的建筑实践、艺术收藏。其次是他众多合作伙伴和合作者的档案资料——例如卡洛斯·卡斯塔涅拉（Carlos Castanheira）。卡斯塔涅拉不仅是本次展览的顾问与策展顾问之一，更是西扎在亚洲项目，特别是在杭州（如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等项目中的主要合作者。因此，卡斯塔涅拉的档案也存放于萨拉维什基金会（Serralves Foundation），与展览内容形成互补。

此外，还有西扎的妹妹特蕾莎·西扎（Teresa Siza）的档案，她慷慨地拿出了自己收藏的西扎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绘画，这与西扎本人捐赠的成熟艺术作品共同整理入档。摄影师费尔南多·格雷拉（Fernando Guerra）的档案也被收录其中，多年来他致力于记录西扎的建筑作品，这一部分也极大地丰富了展览的层次和深度。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中对西扎少年时代作品的陈列，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摄影：陈颢。

这些档案汇聚在一起，不仅能更细致地讲述具体项目的故事与细节，还展现了那些未能实现但极富潜力的项目设想。

“档案”这一标题的确定也是自然而然。对西扎而言，如何让自己的建筑思想以某种形式延续下去，一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众所周知，建筑作品常常会被拆除、改建，或遭到不当使用；因此，从长远来看，真正能保存一位建筑师思想和实践精华的，是档案。

波尔图大学建筑学院手稿，葡萄牙波尔图，1979-1997年。塞拉维斯基金会-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档案。获捐于2015年。

西扎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将自己的档案交予具备稳定性与远见的机构，以便未来能够持续研究、展示并激发下一代的建筑师与公众。最终，他将自己的档案分别捐赠给了三家机构：蒙特利尔加拿大建筑中心 (CCA)、位于里斯本的古本基安基金会（Gulbenkian Foundation），以及位于波尔图的萨拉维什基金会（Serralves Foundation）。

此次展览围绕的正是萨拉维什基金会所收藏的部分——这也是他最为亲近的“家乡”档案。西扎经常拜访该基金会，并保持着持续的合作关系。

塞拉维斯基金会-西扎翼楼，葡萄牙波尔图，2018-2022年。图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面对如此丰富的西扎建筑档案，您如何做出取舍与组织？哪个板块或作品是希望特别被中国观众关注的部分？

乔彼纳：作为建筑师，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不断做出选择——选择使用何种材料、人们将如何使用某个空间。因此，作为策展人，我也以类似建筑师的方式思考和做出策展决策。

我的第一个出发点是：从建筑师的角度，希望在建筑展览中看到什么？当然，由于我熟悉西扎和他的档案，这使得策展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特殊，因为我不仅理解这些资料的背景，也知道西扎本人会如何看待这些选择的重要性。

这次策展，我的目标并不仅是呈现西扎职业生涯中一些具有象征性的项目，更希望挖掘他如何走到那一步的过程。因为很多最终的设计成果，即使非常精彩，却并不能讲述整个故事。相反，许多他在设计过程中绘制的图纸、制作的模型，以及那些未被最终采纳的方案，才构成了一个建筑真正“诞生”的完整图景。

展览现场，关于圣母庄园游泳池的诸多设计档案。

阿尔瓦罗·西扎与费尔南多·塔沃拉联合设计，圣母庄园游泳池，葡萄牙莱萨·达·帕尔梅拉，1958-1965年。图片 © Luis Ferreira Alves, 特蕾莎·西扎。

因此，我的策展方式可以说更接近一种调查性的路径。西扎本人也常说，建筑师有点像私家侦探，总是在为一个特定场地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案。而“怀疑”则始终是建筑师最重要的伙伴——只有不断提出问题，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这次展览展出的很多内容，正是关于西扎如何提出问题、如何面对自己的怀疑、又如何一步步找到回应的过程。我认为，这才是建筑从业者，甚至普通观众，在参观展览时最值得带走的部分：建筑不是出于建筑师一时的美学冲动，而是一个在反复思考、权衡与试错中逐步提炼出的解决方案，是对特定情境作出的最合适回应。

西扎在德国的柏林住宅项目草图

西扎在德国的柏林住宅项目

我也希望中国的观众能注意到这一点。西扎一直认为，无论是在公共空间的体验上，还是在建筑的建造过程中，中国人懂得、也重视品质。因此，我希望这次展览不仅能让人们认识西扎，也能希望更多优秀的建筑师，参与我们日常生活方式的设计，甚至参与对未来的构想。

希望中国观众借此展览，重新理解城市与建筑如何成为我们共同愿景的有机载体，成为一种在时间中持续成长的生命体。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摄影：陈颢。

西扎与贝聿铭：短暂相遇，殊途同归

：上海当地艺术博物馆（PSA）的贝聿铭展，刚好与西扎同期展出，他们也都设计过文化项目，在您看来，两位建筑师对此理解的异同是什么？

乔彼纳：非常荣幸，在一个充满“偶遇”意味的契机下，阿尔瓦罗·西扎与贝聿铭同时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事实上，PSA在建筑相关展览策划方面正处于一个非常出色的阶段，而这两个展览之间也并非毫无关联——西扎和贝聿铭确实曾经相识。

92岁的西扎，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自然结识了无数人。展览中呈现的曼努埃尔·卡尔加莱罗基金会的项目，位于里斯本一个叫“西班牙广场”（Praça de Espanha）的区域，正是当年贝聿铭被邀请设计东方博物馆（Museu do Oriente）所在地。

《曼努埃尔·卡尔加莱罗基金会 Ⅰ》（未建成），葡萄牙，里斯本，1991-1995

那是1990年左右，他们在同一片城区开展项目——西扎负责区域总体规划，而贝聿铭受邀设计博物馆。尽管最终两个项目都未能落成，但两位大师在那段时期有过实质性的接触。

贝聿铭（左一）与阿尔瓦罗·西扎（左三）合影。

我曾打趣西扎，说他为波尔图“西扎之翼”设计的三角形入口，某种意义上像是对贝聿铭为卢浮宫所设计金字塔入口的回应。当然，西扎自己的解释更具本土文化语境：在葡萄牙的修道院建筑传统中，宗教空间与世俗空间之间常通过一个带有小型金字塔形标记的界面加以区隔——某种“过滤装置”般的存在。于是，他用一个三角形的门廊来暗示，当人们穿越它进入展厅，仿佛进入了艺术的“神圣领域”；当人们离开，又重新步入尘世。

塞拉维斯基金会-西扎翼楼，葡萄牙波尔图，2018-2022年。图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展览现场“圣地”板块

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个展览的并置所激发出的对话，其实也体现了两位建筑师在艺术层面上的共鸣。比如在贝聿铭的展览中，可以看到他与毕加索等艺术家的合作轨迹；而在西扎这里，虽然他也与艺术家合作过不少项目，但更常见的是他亲自担任建筑中的“艺术家”角色。

“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展览中，贝聿铭建筑与艺术家作品梳理。

每当西扎在建筑设计上遇到瓶颈时，他会暂时搁置，转而画些具象的速写或人物画，用这种方式“出离”原本的困境，好让自己以全新的视角回到原问题上——绘画成为他思想流程的延伸，也成为建筑思考的喘息之地。这种艺术化的工作方式，既源于他在美术学院的教育背景，也源于他与艺术家妻子的亲密关系，以及他交往最深的一圈朋友基本都是建筑师与艺术家。

展览现场，西扎的绘画作品。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展览现场，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摄影：陈颢。

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将手绘作为核心工具的建筑师，通过持续的绘画实践，将艺术性真正融入了建筑思维的全过程。

西扎展览中，西扎在明信片上的手绘。

以“场所精神”为指引，建筑是一种自然嵌入

：西扎在中国的建筑包括杭州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和宁波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以及展览以手稿与模型呈现了上海的海上博物馆项目，如何看待西扎在中国的建筑项目？这些项目如何体现他对“地方性”的敏锐感知？

乔彼纳：无论落成与否，在西扎的职业生涯中，海上博物馆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且将是西扎迄今为止设计过的最大规模的项目——这并不是说他一心追求“宏大”，而是这个项目的尺度完全超出了欧洲建筑通常面对的范畴，它代表着西扎在中国的实践。

展览现场，海上博物馆模型

从海上博物馆，到杭州的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等一系列项目，西扎与合作者卡洛斯·卡斯塔涅拉共同发展出一种迥异于西方的建筑路径。这种路径不仅是形式上的转变，更是一种文化感知的方式。

阿尔瓦罗·西扎与卡洛斯·卡斯塔涅拉联合设计，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中国杭州，2012-2018年。图片 © Fernando Guerra。

我们时常调侃西扎，他在柏林工作时像个德国人，在美国项目中像个美国人，而在中国，他则像个中国人。他对文化的敏感度极高，关注的不仅是建筑本身，还包括其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人文语境。虽然所有观察都通过他个人的视角加以重新诠释，但他始终保持着对所在地深切的尊重与共鸣，也就是“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概念。

阿尔瓦罗·西扎与卡洛斯·卡斯塔涅拉联合设计，东钱湖大师工作室，中国宁波，2014-2024年。图片 © Hou Pictures。

：如何理解“场所精神”在西扎建筑中的体现？

乔彼纳：“场所精神”的概念来自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 （Aldo Rossi，1931-1997），而对西扎来说，“场所精神”始终是最重要的部分。

在他的建筑中，很少是一个事先设计好的“物”，被强行放置到某个具体地点上。相反，建筑更像是与环境自然共生的存在。葡萄牙有一个比喻，说建筑像一只晒太阳的猫，要找到最舒适的地方，蜷缩在岩石之间——这也是西扎对建筑的理解：一种自然的嵌入感。

海滨泳池，葡萄牙莱萨·德·帕尔梅拉，1961-1966年。图片 © João Morgado。

我认为，西扎所追求的，正是让他的建筑如同天生就属于那个地方一样，毫无违和地“在那里”。你不觉得那是一个外加的、强加于场地之上的东西。正因如此，他会画大量的草图，因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恰当”的形式，让建筑融入地形与地貌之中，尊重自然，同时以某种方式重新诠释周围的环境。

他会让建筑以特定的方式“看向”风景，或以特定的方式“过滤”光线，从而既照亮建筑本身，也照亮它所处的环境。这是一种持续的对话——内与外之间，总体与细节之间的对话。

博阿·诺瓦茶室，葡萄牙莱萨·德·帕尔梅拉，1958-1963年。图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对他来说，这就是“场所精神”的意义所在：场所精神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始终作为一种指引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在许多西扎的建筑中看到庭院，它隐藏在建筑中央，让人在空间中重新发现它。而那里往往会有一棵树，树对西扎的建筑是重要，它与建筑本身形成一种安静而深刻的对话。

塞拉维斯基金会-西扎翼楼，葡萄牙波尔图，2018-2022年。图片 © Fernando Guerra | FG+SG。

在我看来，这正是“场所精神”这一概念在西扎建筑中的体现：建筑的发展过程始终受到场地精神的引导与塑造。

：您是西扎的学生与合作伙伴，请问这种“同行式”的工作关系，对您个人建筑实践与策展语言有怎样的影响？在您眼中，西扎是一位怎样的老师和建筑师？

乔彼纳：我认识西扎很多年了，很难不把他视作家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日常接触本身就是一种“言传身教”。

我有幸不仅是他的学生，也曾与他共事。因此，我得以亲眼观察他如何推进工作，如何构思并塑造建筑。这种观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我自己对建筑的理解和设计方法。

罗伯托·伊文斯住宅，葡萄牙马托西纽什，1960-1961年。图片 © Fernando Guerra。

记得早些年，我在设计一栋住宅，画到楼梯部分——我在图纸上明确标示出踏步与立板的厚度。他看了一眼，转过头对我说：“不不不，那是我才会做的事。你该去做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他总是这样，一方面慷慨地示范，鼓励你去学习；另一方面又不断推动你去开辟自己的路径，去重新思考那些看似理所当然、早已凝固的形式，重新发明它们。

对我来说，西扎作为一位老师与建筑师，是一个始终温和而慷慨的人。这种慷慨不仅体现在字面意义上，也体现为一种精神品质。他年轻时也曾受益于他的导师费尔南多·塔沃拉（Fernando Távora）的支持——正是塔沃拉把早期项目交到他手上。于是他也始终试图将这份信任与善意延续下去，以他自己的方式，去帮助和成全后辈。

波尔图大学建筑学院手稿，葡萄牙波尔图，1979-1997年。塞拉维斯基金会-当代艺术博物馆收藏-建筑师阿尔瓦罗·西扎档案。获捐于2015年。

他非常愿意分享自己的时间和经验。他极少直接批评一件作品“糟糕”，你通常会从他的言语中读出真正的态度——他说，“这个作品本可以更幸福一点”。“更幸福一些”，不是尖锐地否定，而是温和地指出潜力尚未被实现的部分。

这不仅体现出他个人的温厚性格，也揭示了他对建筑本质的理解：一座好的建筑，应当温柔地对待它所处的场地，善意地回应它的使用者——它是建筑师心中那份善意的物质化延伸。作为导师、专业人士和朋友，西扎将这种善意始终如一地传递给他人。

“阿尔瓦罗·西扎的档案”展览现场，中为西扎自画像，2025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由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提供，摄影：陈颢。

注：“贝聿铭：人生如建筑”将展出至7月27日；“西扎的档案”将持续至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