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起，“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对观众开放。200件（套）文物，以“一脉文渊”“百年传承”“万千气象”三个展陈单元呈现。这些从195万件文物中遴选出的“代表”，它们的时代跨越五千余年，从新时期时代的玉圭、玉龙到晚清的挂屏、瓷器；它们作为历史的刻度，凝聚着时代之精神、至高之艺术理想；它们中的大多数也都经历过破碎、离散、蒙尘、曾数易其手，跌宕辗转……

在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这个时间节点，这二百件文物被遴选，首先因为它们是如此技艺精湛、莹润灿烂的个体，其自身的故事是如此动人；而它们汇集展陈于此，更因为在过去百年中，它们中的许多从清宫旧藏到呈现人间，也曾经历文物南迁，身涉万险，这些文物本身，就是历史。

《五牛图》展览现场

历史往事：宫门徐启，世事更张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永远废除清帝尊号，并命令溥仪“即日移出宫禁”。1925年，在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对故宫文物点查验收等工作完成后，“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并于10月10日举行开幕典礼，向公众开放，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历史终结。

影视剧《末代皇帝》中以一个桥段深刻反映了这座宫殿和它的帝王历史命运的转变时刻——年迈的溥仪以普通游客的身份买票进入紫禁城，他再次坐上那张曾作为皇权的核心象征而如今已是仅供参观的文物的龙椅。

昔日帝王权力的象征物，如今已是民之国宝。

如展览中的一组“二十五宝玺”，这是清代乾隆皇帝厘定的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二十五方御用国宝的总称。它们密藏于紫禁城交泰殿的宝盘中，一宝一盏，宝玺上神兽姿态各异，这二十五宝玺传至宣统末年，其数量和功用未曾变更。1925年1月，清室善后委员会对交泰殿进行点查，共计登记宝座、宝玺、宝谱等文物58件(套)。

二十五宝玺展出现场

明星展品金瓯永固杯也是如此，金瓯永固杯不仅是清宫元旦开笔的御用之器，成为政权稳固、风调雨顺、国运昌盛的象征。

和这组安静地深藏于宫殿中的宝玺、金瓯永固杯等形成对照的是那组著名的乾隆帝御宝田黄三联玺。

三枚印章由一条完整的田黄石链连接成一个整体，链条环环相扣、灵活自如。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时，在仓皇和混乱中，他舍弃了大量珍宝，却偷偷地将这组小巧而珍贵的田黄三联玺缝在棉衣里，带出了紫禁城，这组印章一直陪伴着溥仪，成为他浮沉一生中少数始终在身边的旧物。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他经过思想斗争，最终将这组代表着他过去身份的田黄三联玺主动上交给了国家。

雁翅楼入口处有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看似不起眼，但却是故宫博物院首批拥有“身份证”的文物，它和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也要从溥仪离宫讲起。

溥仪离宫后，当时的政府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专门负责清点紫禁城内廷的文物古董，并选用《千字文》中的一字，作为内廷每一个宫殿的编号。第一个清查的宫殿就是乾清宫，所以编号便为“天”字号，室内物品按照顺序编上数字，这就是最早的文物编号，这一对掐丝珐琅太平有象就是“天字号”文物之一，它们的编号为“天字七二〇”和“天字七二一”。

《伯远帖》《清明上河图》《五牛图》：身世跌宕，故事精彩

在展览中留意展牌，你会发现，有的展牌上写“清宫旧藏”，有的写“南迁文物”，有的则写“留平文物”，这涉及故宫博物院今天馆藏文物的构成和故宫文物南迁的一段历史。

先从“清宫旧藏”看起。“清宫旧藏”特指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紫禁城）以及清代皇家苑囿（如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中累积收藏的各类文物珍品。清宫旧藏有四大核心来源，分别是继承前朝、宫廷制作、四方进贡和帝王收藏与编纂。

本次展览中，如晋代王珣《伯远帖》、唐代韩滉《五牛图》、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等，大多是流传有序的传世名作，他们或继承自前朝，或由当朝帝王收藏而来，藏于深宫中，因为其原本就是名品，在不同的时代被无数人搜求、追捧，且年代久远，因而极为珍贵。

这些文物每一件都有很精彩的故事。

以《伯远帖》而言，它和《快雪时晴帖》（唐摹本）、《中秋帖》（宋摹本）被乾隆皇帝视为至宝，珍藏于养心殿的“三希堂”内。清朝覆灭后，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将大量书画珍品盗运出宫，《伯远帖》和《中秋帖》就在其中。这批文物后被带至长春的伪满皇宫，后流散。

直至1951年，时任新中国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在出访途中，得知一个惊人消息：“二希”帖出现在香港，一位抵押人因经济困难，准备将它们卖给一家英国银行，交易在即。在国家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财政拨出专款，经过一系列紧张而秘密的谈判，最终以当时堪称巨款的数十万港币，将《伯远帖》和《中秋帖》购回。

《伯远帖》展出现场

《伯远帖》展出现场

本次展览中的明星展品《清明上河图》，最初收藏于宋徽宗内府，北宋灭亡后，流落至金国。元朝初年，被统治者纳入内廷，明代由宫廷又转入民间，后被严嵩、严世蕃父子所藏。明隆庆年间，它重新被官府收没，第三次归入宫廷，万历六年被大太监冯保获得，带出宫外。清乾隆年间，它被湖广总督毕沅收藏，嘉庆时收入清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末代皇帝溥仪将此图卷作为赏品，交由其弟溥杰携出宫外，此后曾存放在吉林长春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1958年，由文化部文物管理局拨交给故宫博物院至今。

现场观看《清明上河图》，还是极震撼的，其色彩之丰富、线条之粗细深浅的变化，远比数字画生动。

《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局部

文物的回购、拨交和捐献，和文物保护和传承的故事都是一段段佳话。

以同样斥巨资从香港购回的《五牛图》为例，《五牛图》回到北京时，已是遍体鳞伤：画面布满污垢，有数百个蛀洞，纸纤维老化断裂，命悬一线。故宫博物院将修复任务交给了装裱大师孙承枝先生。他用了长达数年的时间，以超凡的技艺和耐心，对《五牛图》进行了“起死回生”的修复，得益于老师傅们的妙手，今天在展厅中的《五牛图》才如此神采奕奕。

《五牛图》展出现场

《五牛图》展出现场

值得一说的是，故宫博物院今天的文物规模，也离不开众多捐赠者的慷慨义举。如孙瀛洲先生，在1956至1964年间，捐赠3000余件文物，包括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等25件一级文物；张伯驹先生，捐赠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22件书画珍品，几乎件件是国宝。

孙瀛洲先生捐赠斗彩三秋杯

文物南迁：一次文物的长征

如上所述，除了绝大多数的“清宫旧藏”，我们还可以看到展览中的部分展品被标为“南迁文物”和“留平文物”，这就涉及一段独特的历史。

1933年至1948年，为避抗日战火，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将约1.9万箱珍贵文物分批南运、西迁，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公里，绝大部分文物得以完整保存。

我们先直观地从著名的文物——莲鹤方壶看起。

1923年，一对莲鹤方壶在河南被一位乡绅打井时发现，出土后，它们被保存在河南新郑的保管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避免国宝落入敌手，包括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在内的众多顶级文物开始了著名的“文物南迁”。这批新郑出土的珍宝，也包括那对莲鹤方壶，也被选中，先后辗转于南京、上海、重庆、武汉等地，历尽艰辛，最终被运抵重庆保存，幸免于战火。

抗战胜利后，文物回迁。关于这批珍宝的归属问题被提上日程。考虑到它们出土于河南，是河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全部留在故宫（当时的古物陈列所）并不完全合理。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统筹安排，形成了一个“南北分藏，永为纪念”的折中方案，一件调拨给故宫博物院，一件归还给出土地河南。由此，参与过文物南迁的，就可被标为“南迁文物”。

而“留平文物”，和“南迁文物”对应，指代1933年至1948年间，故宫博物院组织文物南迁时，被清点标号，封存北平的文物，如以下两件，就被标为“留平文物”。

乾隆铭铜嘉量

明代 玉松林策杖方斗

南迁的文物最终一分为三——1948年至1949年，内战局势紧张，南京政府从南迁文物中挑选了2,972箱（约60万件）最精华的部分运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基础；1950年代起，留在南京的大部分文物（约1万余箱）陆续北返，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外，至今仍有约2000余箱文物保存在南京博物院库房。

故宫文物保护的故事在百年中仍在持续讲述，近些年，如宁寿宫、养心殿内檐装修、太和殿大修、故宫及北京中轴线申遗，均为古建筑保护修缮的创新实践，这些内容也点缀于展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