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8月5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召开了有限范围的安全会议讨论加沙局势。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会后，内塔尼亚胡强烈倾向于全面占领加沙地带。该计划将于8月7日提交以色列安全内阁全体会议表决。

在加沙人道主义危机愈演愈烈之际，多个被视为以色列亲密盟友的欧洲国家转而施压以色列政府。英法两国发表声明，称将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同时欧洲多国加强对加沙地带的物资援助。这一外交动作虽极具象征性，但在缺乏与美以协调合作的背景下，推动和平解决加沙局势的实际效力仍有待观察。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日，意大利罗马，教皇利奥十六世在托尔维尔加塔主持青年禧年祈祷守夜活动，现场展示着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视觉中国 图

部分治标，远未治本

近日，法国与英国先后宣布将在9月的联合国大会召开时承认巴勒斯坦国合法地位，虽然短期内难以扭转巴以冲突走向，但仍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这一举措可视为对以色列政府现行加沙政策的否定性回应。自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物资限入政策与对“两国方案”的避而不谈屡遭欧洲国家批评。7月3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除非以色列实施停火并同意两国解决方案，否则英国将于9月承认巴勒斯坦国。8月4日，德国执政联盟的议员西姆捷·莫勒 (Siemtje Moeller)甚至称德国应考虑对以色列实施制裁，包括部分暂停武器出口或暂停欧盟范围内的政治协议。 

其次，有利于巴以问题在欧洲外交议程中的“再中心化”。战争长期化与人道主义灾难持续，更使欧洲难以维系模糊路线，大国必须重申对“两国方案”的明确支持以维持道义性。通过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地位，还可能促进欧洲与南方国家在巴以和平进程上的合作。

再者，该行动强化了欧洲在中东问题上相对美国的独立立场。美国对于以色列的一味偏袒已在盟友内部引发不满。欧盟长期反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扩张和吞并约旦河西岸，与美现政府存在分歧。

同时，欧美在关税与贸易问题上的纠纷，使欧洲更倾向于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距离”。欧洲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合法地位，不仅是人道主义姿态，也是一种对美国的政策牵制，有利于掌握更多筹码，平衡双方谈判地位。

其中也包含了英法两国政府各自的利益考量。马克龙政府期望借此机会强化欧洲在中东地区的独立发声，同时回应国内人道主义的呼声以及穆斯林社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英国工党政府则试图塑造国际道义领导者的形象。工党长期以来支持“两国方案”，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地位也是其兑现选举承诺的一环。

然而，这一政策转向仍具有高度象征性。一方面，英法的这一表态并不伴随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现实支援，尤其是在美国宣布对后者实施制裁的情况下；另一方面，也未出台针对以色列的制裁措施或调整安全合作架构。2024年5月，挪威、爱尔兰和西班牙三国同日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合法地位，尽管在外交上引发波澜，但并未对战场态势产生实质影响。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举措也难以解决加沙地带的燃眉之急。

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随着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持续恶化，欧洲数国宣布启动空投人道物资的紧急行动，法国、德国、西班牙等相继参与，意大利和荷兰亦表明即将加入。然而，空投成本高、风险大。物资坠落不当曾造成死伤；部分区域还出现饥民哄抢救援车队、踩踏事故等。“无国界医生”组织早已警告，空投“无效且危险”；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总干事菲利普·拉扎里尼也直言，空投是一种昂贵而低效的“干扰”，不能替代地面准入。

欧洲国家的承认与援助之举，虽展现了对巴勒斯坦民众更为直接的人道主义支持之意，但面对严重危机效果有限、代价高昂，难以作为加沙之困的止痛药。

当地时间2025年8月1日，英国伦敦，在伦敦西南部金斯顿区，示威者手持巴勒斯坦旗帜参加“停止饿死加沙”抗议活动，谴责以色列的封锁，并呼吁关注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视觉中国 图

“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

2025年6月中旬以来，欧盟对以色列已从口头的敦促停火转向切实的外交动作。但事实上，外交上的“孤独”乃至“围困”，难以对以色列国内政治产生根本性影响。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直言，以色列“只有对内政策，没有对外政策”。其战略始终围绕“国家安全”展开。在右翼政治视野中，外交妥协往往被视为安全让步，尤其是在涉及哈马斯、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敌对实体”时。

“安全至上”原则不仅压缩了和平谈判空间，也削弱了对国际批评的敏感度。在此原则指导下，用增加哈马斯的生存空间“换取”人质释放，被视为姑息长期安全威胁。以色列人质释放谈判小组高级成员、前国防军准将奥伦·塞特（Oren Setter）对以媒Ynet News表示，“只要这个政府还在（假如它不从根本上改变路线），就不会达成全面协议”。

极右翼政客的行为则呈火上浇油之势。8月3日是犹太传统的“圣殿被毁日”（Tisha B'Av），本是沉静的哀悼之日。然而，以色列警察部门总负责人、安全部长伊塔玛·本-格维尔当天率队参拜圣殿山，即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引发阿拉伯世界的强烈不满，加剧民族和宗教矛盾。在无视国际反对声音的同时，一些极右翼高官甚至以辞职威胁，拒绝和谈妥协。

此外，从历史看，以色列社会对于“孤立”的国际环境的接受度并不低，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所谓命定孤独的概念+。前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迈克尔·奥伦曾援引《民数记》“独居的民”一说，呼吁团结、反抗“注定孤独”的命运。对该国占人口多数的犹太民族而言，自中世纪以来的多次排犹浪潮、纳粹大屠杀以及独立建国初期遭遇的围攻战争，都曾使他们反复面对“社会死亡”和“国际孤立”的处境，已塑造出“外部世界不可靠”的集体心理。源于欧洲的道义施压，容易被视为旧偏见的延续，而非缓和局势的努力。

“持久战争”的危机

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僵局持续，其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很有可能还将扩大。日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强调，战争的三大目标是：击败哈马斯、解救人质，以及防止加沙再度威胁以色列的安全。在这一框架下，军事行动而非外交妥协成为政策主轴。

尽管反战呼声日益高涨，但以政府的路线依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8月，反映被扣留人质埃维亚塔·大卫（Evyatar David）惨状的相关影像在以色列媒体上广泛传播，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浪潮，敦促政府尽快推动人质释放。而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S）6月下旬进行的民调显示，约63%的受访者（其中70%为犹太人）坚信以军将在加沙取得胜利，其中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战争的目标“基本或完全能够实现”。2023年10月的袭击事件加剧了以色列民间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民族间的不信任情绪。

美国的中东政策转变促使以色列更急于寻求安全保障。美国“重返亚太”的大方向已历经三届总统维持。特朗普政府一边为以色列在联合国保驾护航，一边多次表示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投入。在美国的安全保障出现实质性缩水之前，为自己塑造一个无强敌的地区环境，或成为以色列决策者眼中的合理选择。

然而，安全无上限往往意味着威胁无边界。这也对以色列与更大范围内国家的交往产生了影响，其中最显著的是其对伊斯兰国家的态度。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就曾致信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呼吁阻止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否则该计划将成为以色列人民的“致命威胁”。本轮巴以冲突使以色列与伊斯兰合作组织（OIC）之间关系紧张。除了政治和外交影响外，这也意味着以色列可能失去一个庞大且有潜力的未来市场。

总体上，持久的战争使以色列面临三重危机。其一，社会危机。由人质困境和战争损耗引发的经济负荷与民意割裂。其二，军事危机。部队长期作战逐渐疲劳，而预备役征召方面政府与拒服兵役的极端正统派存在冲突。其三，外交危机。其多个欧洲盟友宣布将承认巴勒斯坦国合法地位或是罕见地批评其行事，以及在美国公众舆论中形象下降，造成在国际上更为“孤立”的局面。

尽管欧洲国家的压力短期内难以扭转局势，但外交危机对以色列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长期而言，以色列与欧洲在科技和人才领域的密切交流将有所减弱，进而可能影响到防务技术的合作，与以右翼的安全追求实则背道而驰。有以色列学者对此表达担忧，预估未来两到三年内双方高校和研究机构间的共同发表量将出现下降。此外，继英法之后，更多欧洲国家，如比利时、葡萄牙等，也可能纷纷跟进，引发一轮西方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合法地位的浪潮。

三十年前，还是一位年轻外交官的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强调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他指出，恐怖主义在民主社会中走向毁灭的根源在于其认为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有罪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此无人能感到安全——这种观念必将遭到公民的普遍抵制，而“相信和平解决分歧，相信他人的基本权利，相信国家的法律——所有这些都是民主教育的基石，乃至民主世界观的根本。”

时过境迁，但尊重各方权利的和平手段仍是冲突解决的必经之路，也是弥合欧以分歧的重要渠道。

（王利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