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上海街头，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气息。前一天下午，作家刘亮程从新疆来到上海，这个城市正逢今年梅雨季的最后一场瓢泼大雨。

“这样的雨要是下在我们那儿，农作物就有福了。”刘亮程说道，这个季节，在他居住的村庄，正是地里麦子灌浆、抽穗的时候。

短短几句话，眼前的这位新疆作家，就和《一个人的村庄》里的“我”重叠了。

这一次来上海，刘亮程是参加新作《长命》在《收获》的首发活动。这部作品是刘亮程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即将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单行本。

上海和新疆有着两个小时的时差。抵达的头一晚，他还是按新疆的时间去睡觉，但早上又得按上海的时间醒来。“没办法，天亮了，你得跟着它走。”他略显疲惫，接下来的话明显欢快了一点，“但我只是在这住两天就回去了。我还得回到村里面去生活。”

刘亮程在上海朵云书院戏剧店接受·文学花边独家专访。摄影：周泽洋

“我只记住那些高兴的事”

1962年，刘亮程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出生。30岁那年，他辞去沙湾县城郊乡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来到乌鲁木齐打工。

那时候的刘亮程，困惑，迷茫，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当时农机站只有三个人，他是会计，站长只比他年长几岁。他算了算，这样工作下去，得熬到60岁才可能当上站长。他索性出来了，去乌鲁木齐的一家报社打工，闲暇时写写散文。他是用给报纸拉广告的提成，在乌鲁木齐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子。

在40岁之前，他写出了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这本散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对于我来说，写完就完了。仿佛那一本书把我一辈子的散文都写完了。”刘亮程告诉我，他开始写小说，但是也处在恍惚期，“因为写作本身不能养活你，至少在那个年代不能，我还要干别的。”

他想到了创业，做生意。2003年，他用《一个人的村庄》带来的六万块稿费和一群朋友合开了间酒吧，取名就叫“一个人的村庄”。这个酒吧才开了半年就倒闭了。说起这段鲜少提及的往事，刘亮程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我经常会把人生中的失败忘掉，只记住那些高兴的事。”

能让刘亮程高兴的事有不少：打牌、喝酒、游玩，还有劳动。在村里，打铁、锯木、垒墙、编织……那些手艺人的活，他都会干。因为父亲是中医，他儿时还懵懵懂懂地学会了把脉，不时翻翻家里的老医书。他觉得，那些书里藏着他迟早会得的病和迟早会用的方子。

“所以写作于我不是职业，它是阶段性的事情。”他说，但大半辈子下来，干了这么多活，写作也从没被放弃，“如果一件事这么多年你都没停下来，那它就是你必须去做的事，是吧。”

作家刘亮程与记者在上海Citywalk。摄影：李思洁

“现实中的一棵树”

50岁时，刘亮程又从城市回到了乡村。

他在新疆木垒英格堡乡遇到了村庄菜籽沟。这个村庄给他的第一眼感觉，就像到了时间尽头——那些人把所有房子住旧，房子也把人住老。但他喜欢这个村庄的“老”和“旧”。他带着母亲、夫人和兄弟在这安家，还把村里一所六七十年的老学校做成了木垒书院。书院院子很大，但不安灯，到了晚上，漫天都是繁星。

他喜欢这个地方。如果写作绊住了，他会停下来，回到现实中。他会拿起锯子去锯木头，或者在一棵树下乘凉。他会想到自己写的那些树在文字中生长，但现实中也有一棵树可以让他靠着。它让一个作家不至于太虚无。

就是在这个地方，刘亮程写出了于他而言意义非常的三部长篇小说：《捎话》、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本巴》，以及新作《长命》。

“我在这个地方，让自己的小说变得成熟起来了。”刘亮程说，如果住在城市，他可能更多会关注眼前的、身边的，但住在村里，他会关注遥远的、过去的。

新疆木垒英格堡乡菜籽沟后山 摄影：罗昕

新作《长命》的故事原型也是他在菜籽沟获得的。“我一般不跟村里面的人交往，但是我夫人喜欢。她和同龄的村里妇女经常聚在一起拍抖音。女人爱讲故事，她们说起话来，能把家里的事儿说个底朝天。”刘亮程笑道，“有一次她回来说，说有家人早几年祖坟被水冲了，冲出了一本家谱。看了家谱才知道他们老家在130多年前被灭族，只有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小男孩逃出来。他们逃到我们这个地方，经过了一百多年，又繁衍成一个家族。”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就惊心动魄，但它对于刘亮程来说也仅仅是一个家族故事。他把它在心里放着，慢慢去养，直到有一天，他脑海中出现了一个能看见灵魂世界的神婆。他知道这个小说养成了。

“我理解的人世有两层的。一层是我们活着的人。一层是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依然以某种方式活着的人。他们支撑着我们，他们叫：祖先。”

新作《长命》首发于《收获》2025年第三期

“老家惦记着她的每一个儿子”

祖先，是刘亮程对生命的理解。

1960年，他的父母因为饥荒从甘肃来到新疆，后来父亲早逝，被埋在了玛纳斯河边上。刘亮程一直以为甘肃的老家就是父亲的老家，和他自己没多大关系，直到2000年，他陪着母亲回了趟甘肃老家。

“那是我母亲离开甘肃40多年后，第一次回去。”刘亮程回忆道，那次他在叔叔的引导下给刘氏先祖上香、磕头。印象最深的是给祖先上坟时，叔叔指着爷爷的坟说，这是你爷爷的，后面是你父亲的，你爷爷就你父亲一个独子，逃荒把命丢在新疆，但坟还是给他起了。接着叔叔指着父亲坟堆后面的空地说，这块地就是留给你们的。

听到这句话，刘亮程的头发瞬间竖了起来。“老家用这种方式，比如祖坟，比如家谱，惦记着她的每一个儿子。它从根上把人的生命跟祖先的生命和子孙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刘亮程作品（部分）

“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刘亮程也注意到，现在的年轻人对祖先、宗族已然淡漠，“但至少我这一代人和纸上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它是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就是子孙万代的活法。传宗接代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在他看来，“我从哪来，到哪去”是西方的哲学问题，中国人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人从来都知道自己来自祖先，还归入祖先。那么中间还有一个问题——“我是谁”。“我是我爷爷的孙子，是我父亲的儿子，是我儿子的父亲，是我孙子的爷爷。在这样一个生命链条中，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的今生来世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刘亮程告诉我，年轻时他对生儿育女也没有执念，只有一个女儿。女儿考上大学，很早就出去了，如今在北京生活，有时会把外孙女送到外公外婆这来。

“我对我外孙女特别有耐心，可能也是把对女儿欠缺的陪伴补偿到外孙女这了。”

“到了60岁才知道命是什么”

和其他村庄相似，菜籽沟也是老人多。村里仿佛只有丧事，没有喜事，老人走着走着，就走到后山坡去。

我问刘亮程，在这样的环境里，会不会觉得变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他说不会，因为他60岁，村里还有老人80岁、90岁。他的母亲今年86岁，身体硬朗，还会画画。“你看到这些80岁的人还在干活，你就觉得你的生命是有希望的。”

他反倒是年轻时对年龄有一种恐惧感，害怕自己活不到老年，“因为我父亲37岁时不在了，他没有老年。我活着活着，活得比我父亲大了，我成了我的父亲，我有这种感觉。”

他说，每一年，每一天，其实对生命来说都是安全岛。一个人活到30岁，就证明生命安全地到达了30岁，还有望活到40岁。“我现在看到那些80岁老人，都觉得替他们感到幸福。不管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但是他们活到了80岁，这多不容易，多幸福。生命并不是一个越老越可怕的过程，它是一个越老越幸福的过程。”

那么，现在的他，会有恐惧的事吗？

“住在乡下的大院子，半夜偶尔醒来，听到外面有动静，也会想象着谁来了。”他说，小时候听这些声音，觉得声音中藏着人。后来长大了，知道这些声音就是风吹树叶，猫狗走动。但老了，他又会渐渐相信，早年听到那些声音中，确实有东西藏在其中。

这样的声音，被他写进了《长命》。

刘亮程告诉我，《长命》是他想写也必将写出的一本书，也是他只有在60岁这个年龄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到了这个年龄，你才知道命是什么。你才能感到有些东西在迫近了。你会隐隐约约会听到钟声，听到召唤。这种召唤来自生命深处，来自祖先，来自我们千百年来建立的生命文化。”

刘亮程在朵云戏剧书店。摄影：周泽洋

“文学面对的是消失的世界”

这些年，刘亮程的写作总有一个主题——梦。

从小到大，他经常梦到被人追逐，他经常在梦中感到害怕。而他笔下的文字，也在营造着一场又一场梦。

刘亮程在菜籽沟。摄影：罗昕

“我一直说文学写作是做梦的艺术。当一种生活远去，眼看就要变成梦的时候，文学写作就开始了。”他告诉我，文学面对的是消失的世界，是人类的往事，“那个世界，一片一片的生活远去了，沉寂了，悄无声息了，就要被尘埃埋没了。一个写作者孤身回去，去把曾经世界上有的和没有的全部唤起，重新再活一遍。”

当他写作时，他走进了一个空的世界，他赋予了那些人物灵魂、命运。当然，所有生命在他的文字中都被工工整整地供奉着。“我不会随随便便地去处理他们，你复活一个人物，你要给他命运，给他尊严，让他庄重地去渡自己的身，去赴自己的死。”

他想文学与现实可能是这样一种关系：不甘于让生活“就这样”，文学要“再来一次”。他想在自己还活着，还有激情、有想象的时候，给自己和众生创作一条道路，回去的道路，再生的道路，永生的道路。

“所以文学是在给现实续命。”刘亮程说，“当然，作家写的所有东西都是为自己写的。心中有惊恐，他的文字便有惊恐。心中有温暖，他的文字就春暖花开。心中有寒冷，这种寒冷也会在他的文字中结出一层寒霜来。写到极致处，文字的样子就是灵魂的模样，这是无法修饰的，也不必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