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要跟这个男人结婚？”在迈克尔·坎宁安的小说《末世之家》中，一位女儿这么问她母亲。“你难道从不担心自己可能犯下长久的错误，像是偏离了真实生活的轨道，走上一条你永远无法回头的岔路？”她母亲对这问题挥了挥手，好像要赶走一只一直在旁边嗡嗡烦人的苍蝇一样，她手上的番茄酱闪闪发光。“我们从来就不去想这种大问题，”她说，“想这么多，计划这么多，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在《举证责任》一书中，斯科特·图罗用同样的话描述一位父亲，他女儿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无尽的疑惑，这位父亲穷于招架：“听着桑尼（他女儿）这个被各种冲动与激情——哀求、围困、讽刺、愤怒——折磨着的人的伤，斯特思突然意识到他和克拉克（他太太）是幸运的。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切都有比较清楚的界定。那个年代，在西方世界长大的中产阶级男女都会想要生儿育女，做一些大家都会做的事，每个人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行。但是在新的时代，对晩婚的桑尼而言，每件事都是一个选择。她每天起床都要从头再来一遍，质疑两性关系、婚姻、男人，还有她选择的心性不定的伴侣——从她的描述来看，那个男人还像是个大男孩一样。这些令他想起玛塔，那个常说等她想明白自己需要男性伴侣做什么的时候，就会去找一个的女人。”

到底什么是“新时代”？新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爱情、家庭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利害冲突。以往核心家庭是围绕着性别身份建立起来的，而今核心家庭正遭受解放与平等权利等议题的冲击。这些议题不再像从前一样停留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之外。结果便是常态性的混乱，我们称之为爱情。

如果这个诊断是正确的，那接替家庭，接替天伦之乐的将会是什么？当然还是家庭！只是不同的、更多的、更好的家庭：协商家庭、交替家庭、多样性家庭、离婚后的新安排、再婚、再度离婚，对于你的、我的、我们的小孩、我们以前和现在的家庭重新分类配对。那将是核心家庭在空间上的扩展和在时间上的延伸；那将如往昔一般是个人之间的联盟。那将会被大大地颂扬，因为在我们这个富裕却冷漠、传统不再、充满各种伤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冰冷社会环境中，家庭代表了一种避难所。比起从前，爱情将更为重要，但也越发不可能。

现代男女身不由己地追求正确的生活方式，尝试同居、离婚或合同婚姻，努力调和家庭与事业、爱情与婚姻、新的母职与父职、友情与交友。这种趋势蔚然成风，而且没有中止的迹象。我们可以说这是在阶级斗争之后的“身份斗争”。在财富和社会安全已有相当水平的国家，和平与民主权利已是理所当然。在这些国家，人们不再为日常生活中的不幸和压迫所苦，那已不再是日常抗争的对象，因此家庭需要与个人自由，或者家庭需要与爱情之间的矛盾也就不再被这种日常斗争所掩盖。当传统的社会认同逐渐消退时，男女之间关于性别角色的对抗日渐成为私人领域的核心。一连串看似琐碎却又重要的对立，从谁来洗碗争到性事、忠贞，以及各种态度问题，开始直接或暗地里改变了社会。在以个人成长为中心的社会，爱情如偶像般被膜拜，如此为众望所托，以致爱情似乎不知滑落至何处。当爱情承载了更多的希望，它似乎更快地散入轻烟中，不再有任何社会情义可言。

正因为这一切都是在爱情领域中出现的，所以它们以一种伪装的、隐蔽的方式秘密地发生。首先这种对立被认为只是“你”与“我”之间的相互厌恶。爱情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和我们赋予它的巨大意义，并不体现为互相矛盾的社会角色，而是直接呈现为当事人之间的正面冲突——由他们的性格、缺陷和疏忽所引发，最终演变成一个相互攻讦而又时刻想逃离的战场。说得世俗一些，工人与管理阶层也把他们之间的分歧理解为个人问题，可是至少他们并非注定要相爱、组建一个家庭、经营婚姻、共同养育儿女。另一方面，在家庭关系中，共享同一个家庭使男女之间的不协调都成为私人问题，而且令人感到痛苦。夫妻俩试图各自安排好一切，将外部世界的要求放在一旁，以对彼此的爱来创造自己的世界，这就将二人世界固有的不和转变为个人层面的困难。争吵和争执带来的伤痛之所以如此刻骨铭心，正是因为它们构成了这对伴侣的安全系统的一部分——在缺乏其他稳固情感基础的情况下，他们已将全部信任托付于这一系统。

爱情已不再令人安适，而人们却对爱情投注更高的希望，这只不过是粉饰爱情，以对抗诸如私人背弃这种令人不快的现实。“下一次会更好”这种安慰人的陈词滥调结合了失望与希望，同时激起这两种情绪并将之个体化。这一切是那么可笑，平淡无奇，令人啼笑皆非，有时则以悲剧收场，这一切是那么复杂而又紊乱——而这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也许人们只是失去了对其他问题的关注。或许，在期待与冲突的重压下，爱情已成为我们这种去传统化生活的新核心。爱情将自身表现为希望、背叛、渴望与妒忌——就算德国人这么严肃的民族都不免为情所苦。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爱情的常态混乱。

个体化：新起点，新社会？

可到底是什么驱使人们将自己的自由、做自己的渴望和自我等一切事物与家庭对立起来？为何要踏上这条探索自己最陌生（却又最亲近）、最神圣，也是最危险的大陆的旅程？这种看似高度个人化的却又广泛存在的模式，这种几乎痴迷的热情，这种愿意为此承受痛苦的决心，以及在撕裂自己根基、摧毁它们以检验其是否健康时展现出的普遍的冷酷无情，我们要如何解释呢？

许多人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出在个人主义者身上：他们的需求与不满、他们对刺激的渴望；以及他们日益减少的妥协、服从或忍耐他人的意愿。一种普遍的时代精神已经深刻影响了每一个人，驱使他们各行其是，而这种影响力能有多大则取决于他们移山填海般将个人希望与周遭现实融为一体的能力。

这种解释却引发了更多问题。许多人过得困顿不安，却又逃出家庭之外，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成千上万的离婚者并没有主动这样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背后也没有工会支持他们主张自主、争取罢工的权利。根据他们的理解，他们是在对抗一种常常威胁要控制他们的力量，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内心深处的愿望奋战。每一次的悲欢离合看起来都像是一场独特的独角戏，穿戴高度个性化的戏服，但事实却是，在世界各地的大都会中，这场表演以非常相似的道具一次又一次地上演，只是语言各异。

世界各地，成千上万人仿佛陷入集体癫狂般，依个人意愿决心放弃往昔婚姻带来的喜悦，用以换取一份新的梦想，选择在法律的安全和保障之外，共营“开放婚姻”，或者独立扶养小孩，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而今，这样的梦想已有如梦魔，但他们仍执意如此过活，追逐独立、多样、变化等观念，持续翻开新的一页自我，为什么他们宁愿这么做呢？这是一种自我膨胀的流行病吗？是一种需要以伦理药水、名为“我们”的药膏和基于公共利益的日常劝诫加以治疗的发热病吗？

或者这是朝向新领域的先驱之航，探寻不为人知却更为理想的答案？尽管这些个体在自我决定的问题上显得光彩夺目，但他们是否可能成为更深层次变革的推动者？他们会是一群先锋，宣告一个新时代和一种个人与社会新关系的来临吗？这会是不一样的共同基础：不再基于对旧有准则的既定共识。它从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浮现，每一步都要争论质疑，找出新的安排方式，面对新的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辩护；而人们必须帮助它抵御威胁我们生命秩序的离心力和变幻无常之破坏。这是本书所要呈现的观点和理论，其关键词是个体化。在此，我们首先用一个近期的例子来对比，进而解释这个术语的含义。

19世纪末，家庭危机的征兆已经显露，德国《民法典》之父（德国《民法典》只有父亲绝非只是巧合）对婚姻做了如下的界定：婚姻乃是以其自身为目的，以其自身为合法基础的制度，是一个已婚之人尤其没有权利批评的制度。人们可以在讨论中看到这样的说法：“符合一般德国人民的基督徒观点”（仿佛是从一本功能论教科书中“一般价值体系”那一项影印下来的内容），“草案的基本观点是，在婚姻法中……个人自由原则不该成为主导力量，婚姻更应该被视为独立于夫妻双方意志的道德法律秩序”。个体化旨在并确实带来了全然相反的原则。生命历程摆脱了传统的规范与确定性，不再受外在情境与一般道德法规的限制，变得更加开放并依赖个人决策，成为每个人该去成就的工作。生命中与个人决策无关的部分正逐渐消失，而开放给个人决策及个人主动性的部分则逐渐增加。标准生命历程转变成“选择生命历程”，伴随而来的是所有的压力和“自由的战栗”。

换另一种方式说，家庭、婚姻、亲职、性或爱的意义是什么，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可以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切已不再可能有一套固定的说法；这些事情的实质内涵、例外情况、规范与道德变化多端，因人而异，因关系而变。想要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必须在如何、为何、为何不是，以及到底是什么等细节上进行斟酌、协商、安排和论证；虽然这么做可能会将原本在细节里沉睡、大家普遍认为已经被驯服的冲突与恶魔释放出来。更准确地说，越来越多想要共同生活的个人，正在成为自己生活方式的立法者、自身过失的审判者、为自我开脱罪责的祭司，以及为自身过往之事松绑的精神医师。然而，他们也逐渐成为复仇者，对持续不断遭受的伤害施以报复。爱情成为一面空白——恋人必须跨过日渐扩大的生命历程之鸿沟，将自身填入，即使这种行为可能是受到了流行抒情歌曲、广告、色情作品、言情小说或精神分析的影响。

感谢宗教改革，人们得以从教会与神圣有序的封建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工业的世界，这个世界提供给人们一个看似无限的空间，让人们能够运用科技的蓝图培育兴趣和征服自然。同样，身处当前繁华与常规的舒适中，借由现代科技，个人不再被某种责任所限制，然而现代科技却威胁着要接管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对任何有关繁荣和进步的断言产生怀疑。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一块孤独之域，在这里必须为自己负责，自己下决定，并且将自己的生活与爱情置于险境，而人们对这些尚未有充分的准备，过往的成长经历也没有让人们获得处理这些事情的相应能力。

个体化意味着男女双方都能摆脱工业社会为核心家庭生活所规定的性别角色。这让个人处境更为恶化，人们发现自己在物质条件不利的折磨下，不得不通过劳动市场、培训与流动来建立自己的生活，如果有必要，还得以牺牲对家庭、亲友的承诺为代价来追求这种生活。

因此那些看似是努力追求自由，发现真实自我的个人奋斗，实则也是一种符合普遍要求的普遍动向。这就决定了个人的生命历程必须以劳动市场为核心来进行规划；预示着个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而且可以自由流动。对那些极力主张快乐家庭的重要性，却又否定其成立条件的人来说，上述的要求更是被强调。自由的感觉和实际的自由打破了旧有的家庭生活图景，鼓励人们去追求一种新的家庭生活，这种自由感并非个人的发明，而是晩近劳动市场的产物，另一方面还受到福利国家的抑制。实际上，这是劳动市场的自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自由地承受某些压力、适应职业市场的要求。重要的是你会将这些压力内化，将其融入你的人格、日常生活，以及对未来的规划，尽管你的家庭必然会排斥这些压力，它们必定与你家庭的需求及家庭内的分工相冲突，你还是会这么做。

从外部或从历史角度来看，表面上看似个体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女性伴侣，实际上却是家庭模式的失败。这种家庭模式能调和一个劳动市场的生命历程与一个终生管家的生命历程，却无法调和两个劳动市场的生命历程，因为劳动市场的内在逻辑会要求夫妻双方都优先考虑自己。要衔接两个分道扬镳的生命历程需要一番工夫，是一种惊险的平衡行为，前几代人从未如此广泛地期待过这种行为，可是在未来的世代，有愈来愈多的女人追求自我解放，这样的要求势不可免。

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可这清楚显示了，在两性之间这场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游戏中，一个未被察觉的、外来的、非情色的和非性别的矛盾正在浮出水面：存在于劳动市场的需求与各种关系（如家庭、婚姻、母职、父职、友情等）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劳动市场所传达出来的理想形象乃是一个完全流动的个人，这类人将自己视作运作灵活的工作单位，充满了竞争性与野心，可以无视与其自我存在和身份相关的社会承诺而为工作付出。这种完美的职场员工符合职业的要求，随时准备配合工作需要来迁移。

个体化一词涵盖了极为复杂而又分歧的现象，更精确地说，个体化是一种社会变革；我们必须区分出这个名词的各种含义，而每个含义的实际意思都不该被忽视。一方面个体化意味着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则代表顺应内化需求的压力；一方面它表示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你必须依赖自己完全无法掌控的情境条件。因此鼓励个人主义的情境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新依赖形式：你有责任将自己的生存样态标准化。从传统限制解放出来的个人会发觉自己被劳动市场所支配，他们不得不依赖职业训练计划、社会福利的管控与照顾。从大众运输系统到托儿所设置地点与开放时间，从入学许可到退休计划都是他赖以生存的情境条件。

换言之，传统的婚姻与家庭并不就代表限制，而现代的个人生活并非就是自由，只是一个同时包含限制及自由的混合体被另一个混合体所取代，而后者似乎显得较为现代，更具有吸引力。尽管现代人的生活可能充满压力，却很少有人想要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可见这种生活形式是比较能适应现代挑战的。当然也有一些男性想让时光倒流，不过并不是想让他们自己回到过去，而是让女性回到过去。

历史悠久的规范逐渐消退，不再能决定我们的行为。以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命历程，现在则常被提出来检讨、沟通、讨论、寻求新的同意，也正因如此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追求亲密关系时，行动者转而成为自己的批评者、指导者和听众，一边表演、一边观看并讨论，却无法达成快速实现目标所需的规则共识。这些规则不断被证明是错误和不公平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躲进固化的思维中，重新回归非黑即白的二元思考，几乎就像是一种拯救——“好了，就这样，够了”。

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充满了独特而相互矛盾的真理。人们尝试打破禁忌，将之变为常态。这种变化很有感染力，甚至那些曾经觉得待在旧有的确定性中十分安稳的人，也不禁会产生怀疑的情绪。毫无疑问，多样性要求相互容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很容易呈现出失序、放荡或道德无序，难免有人呼吁要用铁腕整顿。我们可以依此来解读对传统确定性的渴望：这样的渴望响应了人们对失去自己的生活与社会地位之恐惧，也响应了强烈的文化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被个体化的过程所唤醒，潜藏在日常生活的每个层面、每个角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对“标准”的信念在暗中发声，人们焦虑地看到性别角色在日常生活中逐渐瓦解，于是呼吁拯救祖国、国家，以及类似的传统象征。

个体化不是一直都有吗？

或许有人会质疑，个体化的过程难道不是一直在进行吗？古希腊（Foucault）、文艺复兴（Burckhardt）、中世纪的宫廷文化（Elias）等何尝不是如此？确实，个体化在一般意义上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也不是现在才在繁华德国出现。然而，表面看起来好像一样的现象，实际上却有不同内涵，这些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当代个体化现象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大众性，即当前个体化潮流的范围广度和系统性特征。它作为长期现代化过程的副产品出现在西方富有的工业国家中。如前所言，这是一种劳动市场的个人主义，我们不要把它与有如传闻般的市民阶级概念相混淆，后者在现代社会早已寿终正寝，却一再在美丽辞藻的修饰下重现。往昔只有一些小团体和少数精英才有余暇关注自身兴趣的发展；现在，与个体化息息相关的“有风险的机会”（Heiner Keupp)已被民主化了，或简单一点说就是，正在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繁荣、教育、流动等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被生产出来。

在德国，即使是社会阶层中较低群体的生活水平，也已经“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在社会历史层面上，显著且全面地得到改善”，虽然过去一段时间，高失业率引发了一些衰退。以前的人每日汲汲营生，陷入贫穷与饥饿的循环；现在大部分人都能具备一定的生活水平，虽然贫富差距在拉大，但安排规划自己的生活也足够。更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进步所造成的影响不容低估，教育进步对女性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一旦女性开始阅读，女性议题就诞生了。”教育开启了通往自由的天窗：它让女性逃离家庭主妇的宿命；它让两性不平等丧失合法性；它加强女性的自尊，使她愿意挺身为自己以前不被允许的荣耀而战；女性有自己的收入，能够提高自己在婚姻中的地位，使她不必单纯为了经济理由而不得不维持婚姻。这一切未必真的消除了不平等现象，却加强了我们对不平等的意识，让我们觉得不平等是不合乎正义的、令人良心不安的、在政治上必须正视的问题。

你当然可以反对说，我们只是从少数个案中归纳出一般性结论，我们过度夸大这些少数特例的趋势及其膨胀的未来。可是我们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个体化过程视作一种突发的改变，好像它是在刹那之间对所有人都造成影响。个体化过程实际上是长久发展的结果，这样的发展在有的地方比较早，在有的地方则比较晩，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们的说法像来自遥远异国的新鲜事，有些人则会觉得那是他们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就德国来说，像慕尼黑、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大都市，单身家户的比例正凸显其个体化趋势，可是在东弗里斯兰、中弗兰肯或上巴伐利亚等乡村地区，情况就完全不同。这就好像工业社会后期仍然会有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样，在个体化最发达的国家城市中，仍然存在阶级区分、稳定的婚姻和核心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个体化社会的轮廓，就像在19世纪，封建主义和社会等级仍然无处不在时，人们可以谈论工业社会一样。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以及将这些现代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力量。

如此看来，并无所谓“当下”；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恩斯特·布洛赫所说的“共时的非同时性”，观察者有时会将其中的现象说成是甲，有时候又说成是乙。到底我们的世界是有延续性，还是变动不居？现实为双方都提供了武器。不过扬克洛维奇对美国的刻画，同样适用于德国：

在美国生活中，连续性与无所不在的变迁是同时并存的。美国文化实际非常多样，所以观察者想要强调其连续性将是很容易的事。换个角度，观察者同样有充分的证据指出美国生活根本是在持续改变的。关键在于：重要的事物是否仍然相同，或是有所改变？如果重要的事情已经改变了……那么它们将会渗透文化界限，流入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如果它们足够重要，那将会彻底打破我们生活的连续性。

我们所勾勒出的图景并没有刻意去平衡双方。我们的重心被日渐凸显的新现象占据，而不是旧有和熟悉的事物。我们更关注冲突与危机，而不是过往成就。但也正是喧哗骚乱才令人困惑，促使人前进去面对那些议题。正如亨利希·曼所说，“一个全然快乐的时代或许不会有文学存在”，或许也不会有社会科学。

或许读者可以将这本书视作包含了两本书，同一个“客体”的两个版本（当然，这还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事物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虽然我们之间有许多对话与共同经验，但是我们各自书写自己的章节，而且我们并不想抹去各自作品之间的差别。结果就是各章节有重叠之处，想法互相流通且重复出现，但是我们接受这样的结果与他人对此的批评。此外，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出我们的讨论只是阶段性说法，有些大胆的假设和冒进。进而言之，想要夫妻齐心一意，没有相左的看法共写爱情的混乱，简直就像穿着百慕大短裤学因纽特语。这样做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

在截然不同的情境下，伊万·伊利奇曾经清楚有力地说了一些话，我们同样以此期待阅读这本书的男男女女。“你们可以想象，我们的写作过程就像六次攀上相同的山顶，或者骑着扫帚环绕高山六圈。有的人甚至会觉得自己是向地狱沉沦，一次又一次见到同一个阴暗的洞穴，但每一次……都是沿着不同的螺旋梯向下走。”

（本文摘自乌尔里希·贝克、伊丽莎⽩·⻉克-盖恩斯海姆著《爱的失序：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5月。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