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玛多扎陵湖畔的“昆仑石刻”是否与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有关，学界争议仍在持续。

7月11日，《光明日报》再度辟出“学术争鸣”专栏，刊发两篇从书法风格角度探讨“昆仑石刻”真伪的文章。

其中，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衣雪峰撰写的《书风与场合：“昆仑石刻”的破绽》（以下简称“衣文”）称，“‘昆仑石刻’争鸣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石刻的真伪，从书法风格的角度分析，我认为‘昆仑石刻’的根本破绽在于其章法没有纵横界格，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它恐怕是混用了秦石刻、秦诏版、秦简、秦印、东汉《袁安碑》或近代篆书的一件伪刻，甚至是作伪者的一个恶作剧。”

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丁万里则在《从书法风格略议“昆仑石刻”》（以下简称“丁文”）中指出，“该石刻若确属秦代，其文字为篆书，对书法史而言同样意义非凡，近期书法界已展开激烈争论。书法从业者可凭借自身对书法艺术风格的感知与理解，在宏观上提供一种感性思考，作为判断依据。但如果过分地进行微观分析，势必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越陷越深，偏离主旨。这个主旨就是——‘昆仑石刻’的真伪问题需要多学科综合研判，而书法这一环并不能一锤定音。”

在衣雪峰看来，“昆仑石刻”根本破绽在于其“书风不能与其使用场合应有的庄严、郑重、典雅相符合”。

琅琊刻石及其拓片。光明日报 图

他在文章中分别列举了“皇帝：似混用秦诏版”“大夫：水平不及秦封泥”“廿六（卅七）：似混用秦诏版”“年：似混用近代写法”“三月、己卯：似混用东汉《袁安碑》、秦右卯廿六刻石”“到：似混用秦印”“前：似混用秦简、大篆”“里：似混用秦简或西汉石刻”等多处破绽，认为“昆仑石刻”混用多种、多时代书风。

“原释文‘一百五十里’，‘一百’很可能是‘二百’合文（作者注：古汉字中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合写在一起），因此‘二百五十里’也很可能是作伪者的一个伏笔，一个玩笑，一个恶作剧。”衣文称。

丁文则在综合多方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仅凭书法风格差异不足以“一锤定音”判定“昆仑石刻”真伪。

图①：昆仑石刻“藥”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樂”字

图②：昆仑石刻“月”字及秦公大墓石磬文“月”字。光明日报 图

在丁万里看来，“无论是‘秦八体’还是‘新莽六书’，都是后人对文字的总结和分类，而非时人就以此来进行书写。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书写规律，场合、材质的不同确实会产生风格上的差异，甚至形成某种书写范式，但无论如何都不会隔绝彼此间本质上的互通。‘昆仑石刻’无论真伪，从各方面来看都属于‘孤品’，没有同类型可以横向比较。切不能以今证古，好比清人以莱子侯刻石断言‘西汉无隶书’，却被出土的汉简狠狠‘打脸’。”

“‘昆仑石刻’的书法艺术究竟如何？这是一个更为主观的讨论，书法人所谓的‘理性’，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针对同一件作品，出现正反两极的评价完全不足为奇。”他认为，“站在秦人立场，追求宏大庄重，以琅琊刻石、峄山刻石为准则，‘昆仑石刻’与之差距较大，艺术性似乎并不算高；但以书法艺术为立场，同时抛开对固有秦篆风格（玉箸篆）的执念来看，‘昆仑石刻’则无比生动，书写性强，笔意浓厚，字形大小错落有致，章法无行无列，因石赋形，自然排布。”

丁文指出，“书法艺术风格的判定具有较强主观性，学者基于不同的认知与审美，往往各持己见，难以形成统一且绝对正确的定论。需明确两点：其一，个人对书法的优劣评判，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评判者对风格内涵的理解深度与广度。每个人所理解的风格，是不是一定就是所谓的秦篆？这点值得深思。其二，即便在艺术性表现上存在瑕疵，但‘好坏’不能等同于‘真伪’，绝不能以书法艺术的标准来判定真伪。所以谈论‘昆仑石刻’，也不能完全将文字和书法混为一谈。前者讨论用字对错，后者讨论书法审美。”

丁万里在文末强调，“石刻的真伪，最终需综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地质学、气象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系统考量石刻的材质特征、所处环境、文本内容、历史文献记载等多方面因素，通过多维度的交叉论证与深入分析，才有可能构建起完整、严谨的证据链，从而得出科学且可靠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