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龙门博物馆藏唐代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张佋墓志一方，70厘米见方，正书20行，行满22字，共计390字（图一）。志主生活于初、盛唐时代，出身官宦世家，其仕途随家族兴衰而起伏于中下层之间，终官不过五品。志文不仅补充了唐代清河张氏家族的政治发展序列，而且揭示了唐代前期统治者科举取士、奖励文艺、从严治吏和优遇士族的人才政策及相应的科举、仕进和法律等制度实践，体现了唐代前期波诡云谲的政治局势对士族个体命运的影响。因此本文不揣浅陋，对张佋墓志进行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图一 张佋墓志拓片

墓志录文及其家世

墓志原文如下：

故朝请大夫行秘书省著作郎赠棣州刺史张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佋，字子穆，清河东武城人也。曾祖虔威，随谒者台大夫、仪同三司；祖文收，皇朝率更令、太常少卿；父询□（孝），皇朝太常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少卿、太常卿，赠殿中监，咸代昭其烈。君聪明神纵，岐嶷生知，百行无违，率艺咸举。始汾阴主簿，状萃举，转左金吾卫仓曹，仍直崇文□（馆）学士。亲累，出许州襄城县丞。敕还资调选右卫骑曹。亲累，又左黄州司户。恩敕不须左降，特依旧任。丁家忧。起复岐王文学，特恩追入，侍奉宸旒。授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未值龙颜也，虽有不羁之行，超代之才，徒充冗散，亟疲迁谪。及其一顾也，则沃心昌论，前□嘉谋。干将虎吼以腾天，騄骥虬鸣而俸日。方将竭股肱之思，赞盐梅之理。九命未及，三泉俄逝。粤以开元廿年九月十五日，寝疾于河南府河南县永豊（丰）里私第，春秋六十。圣情轸悼，赠棣州诸军事使持节棣州刺史。以开元廿一年二月十六日迁祔京兆府万年县灞陵乡白鹿原，礼也。生称其达，何必故乡。没不忘贤，式铭新垄。其词曰：

金岸东兮石门北，白鹿青乌回嵬嶷。此中白杨多悲风，万古千秋对京国。

志主张佋，其名“佋”通“昭”字，又字子穆，名字相应，取宗法昭穆制之义。志主出身于清河东武城张氏家族，是唐代关东望族，虽不如“五姓七望”门第显贵，亦有张文瓘、张锡叔侄二人在高宗、武后、少帝时先后拜相。《旧唐书·张文瓘传》：“父子兄弟五人皆至三品官，时人谓之‘万石张家’。”《古今姓氏书辩证》引孔至《姓氏杂录》：“唐初定清河张为乙门”，由此可见清河张氏的声望。志主曾祖张虔威，有才干，重廉慎，以藩府旧属为隋炀帝信任，终官谒者大夫、开府仪同三司摄江都赞治，《隋书》卷六十六有传。志主祖父张文收，为初唐音律专家，曾参与制定雅乐，著有《新乐书》十二卷，终官太子率更令，《旧唐书》卷八十五有传，墓志记其任太常少卿一职，可补史阙。志主伯父张询古，咸亨时为著作郎，武后朝任天官侍郎，著有《五代新说》二卷。志主父亲虽然名字残缺，而开元二十四年的郑訢墓志记载：“夫人清河张氏，祖侍中公文收，父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赠殿中监询孝”，与墓志所记“太常少卿、加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少卿、太常卿，赠殿中监”官职相近。又根据残存笔画推断，可知其父为张询孝，郑訢与张佋亦为姻亲关系。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张虔威之孙询古有弟询孝为太仆少卿。又记张文收有子孝询，为太常少卿。而墓志所记张询孝官职以三卿并举，显然属于历官题衔格式。此格式在东汉碑阙题名中便已出现，南宋洪适曾指出：“汉人书墓阙及神道则有尽列其平生所历官者。”如高颐阙便列举墓主从入仕至终官历任职务：“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府君字贯□。”不仅在墓阙及神道碑上，功德碑上同样可见此类历官式题衔，如张迁碑：“汉故榖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自北朝至唐，历官式题衔仍见于部分碑刻墓志中，如北魏孙秋生造像记碑额右侧刻：“宁远将军、中散大夫、颍川太守、安城令卫白犊。”唐代张锡墓志首题亦称：“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书、绛州刺史”，与张锡的经历相吻合（下详），又称其父张文琮官衔为“户部侍郎、复、亳、建三州刺史”。由此可知，张询孝曾任太常少卿，后转任太仆少卿，终官太常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所记太仆少卿询孝、太常少卿孝询实际皆为张询孝一人，与张询古既为兄弟，则二人同为张文收之子。

张佋生平与家族势力

初唐上承六朝遗风，虽然不再存在垄断政治的门阀士族，仍然以姓望门第论士人，因此大小家族相结攀援，家族势力依然具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纵观张佋的生平，其入仕、升迁、贬官出京乃至赠官皆受家族势力左右，其命运与家族共沉浮的际遇，亦体现初唐统治者的人才政策和制度所塑造的选举生态如何深刻影响着士族的政治进路。

（一）门荫入仕

从墓志所记卒年及享寿追溯，可知张佋出生于公元672年。清河张氏本号称“学府词宗”（张览墓志），张佋的祖、父曾任太常少卿，伯父曾任著作郎，家学深厚，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张佋受门风熏陶，以文艺见长，起家为汾阴主簿。按唐代前期县制等级有赤、畿、上、中、中下、下等，至开元四年在畿县与上县之间加设望、紧二等，并据此升县。《唐会要·州县分望道》：“新升望县：蒲州河东、安邑、桑泉、汾阴、虞乡等县，并开元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升。”又按《元和郡县图志》，汾阴所属蒲州（河中府）并无中、下县，则开元四年之前的汾阴县应为上县。《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诸州上县……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可见张佋所任汾阴主簿位在正九品下。而其祖张文收、父张询孝均担任过太常少卿一职，位在正四品上，《新唐书·选举志下》：“凡用荫……正四品子，正八品上……五品以上荫孙。孙降子一等”，因此张佋应是通过门荫入仕，缘于家族政治影响而踏入官场。

武后当政以来，大力提拔科举出身者，而对门荫入仕者则加以限制。《旧唐书·职官志一》：“神功元年制：‘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出身，不得任清资要官。’”由此使士人重视科举以获取进阶资历的风尚更加兴盛，当时二十多岁的张佋亦因此参加科举考试。墓志记其“状萃举”，即通过了拔萃科考试，得以从上县主簿调入中央担任左金吾卫仓曹。拔萃科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之一，《通典·选举三》：“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曰‘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拔萃科与博学鸿词科并称，注重考察士人的诗文才艺，从而超越吏部铨选的限制而直接授官。拔萃科考试既可超限授官，所授者又多为京畿清显要职，因此成为门荫子弟从基层地方官迁转京官的重要途径。金滢坤在考察唐代拔萃科及第授官情况后指出，门荫出身者多达四例，在授官上反而更具优势。此外，拔萃科考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制举。《唐语林·补遗》：“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翘”，《册府元龟·贡举部（七）·科目》：“大足元年，理选使孟诜试拔萃科。”陈铁民认为大足元年（701年）的拔萃科考试属于制举科目。金滢坤则认为拔萃科在延载元年（694年）前后是制举科目，以后为吏部科目选，其说可从。从张佋受大足元年张锡案牵连而贬官（详下）看，他参加拔萃科考试在此之前，应是制举科目。因此通过考试后，张佋所调任的左金吾卫仓曹虽然仅为正八品下的小官，但是他不仅可以出入宫中，接近中枢，更重要的是他在考试中所表现的文学才能受到武后欣赏，得以兼任崇文馆直学士。

崇文馆是唐代六学二馆之一，负责辅导太子、整理书籍、教授生徒。其馆生不仅有太子及宗室子弟，也包括官僚贵族子弟。既是东宫教育学术研究的机构，更是太子培育政治势力、储备人才的政治文化平台，甚至有不少学士在太子登基后逐步成为宰相。因此其学士、直学士的选任，与作为帝王文化学术机构的弘文馆一样反映着统治者的文化品味与旨趣。唐太宗时，两馆学士选任者多为经学宿儒，如孔颖达、陆德明、李延寿、颜师古、许叔牙、盖文达等。而武后突破礼教约束，敢于称帝，也就要在学术文化与人才导向上抑制儒家思想。《旧唐书·韦嗣立传》记载韦嗣立上书武后，指出其执政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与此同时，由于武后喜好文学诗赋，选拔一批文学之士成为崇文馆学士、直学士，如崔融、员半千、周思茂、马吉甫、贾膺福等，竟占武后执政以来选任其职的半数。《通典·选举三》：“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张佋所出身的文学世家清河张氏自武后临朝以来颇受重用，其叔祖张文瓘拜相即在其时，伯父张询古亦任天官侍郎，执掌官吏任用权柄。因此清河张氏的家学渊源和家族影响不仅迎合武后的人才政策，也助力张佋获任崇文馆直学士，成为太子的文学侍从。因门荫而入仕，参加门荫子弟具有优势的拔萃科考试而调入中央，再因家族影响而得任崇文馆直学士。由此可见张佋的升迁既受家族势力的主导，也是武后朝科举取士、奖励文艺的新人才政策取向的体现。同时也表明当时士族逐渐适应统治者的科举取士政策，并加以利用铺垫家族成员的仕途，从而使其顺利跨越至高阶的政治、文化与学术圈层中，为继续维持家族影响力，获取更大的政治和文化利益奠定基础。

（二）连坐贬官

张佋的仕进之途既因家族势力而起，也因家族变故而遭贬。墓志对此含糊其辞，只称：“亲累，出许州襄城县丞。”实际应是受其从叔父张锡一案的牵连。《旧唐书·张文瓘传附兄文琮传》：“锡与郑杲俱知天官选事，坐赃，则天将斩之以徇，临刑而特赦之。”《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久视元年闰七月己丑，天官侍郎张锡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大足元年三月丙申，流张锡于循州。”同书《张文瓘传附张文琮传》：“（张文琮）子锡，久视初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代其甥李峤为宰相。请还庐陵王，不为张易之所右。与郑杲俱知选，坐泄禁中语，又赇谢巨万……将斩锡，既而流循州。”张锡墓志（图二）则云：“晏之生谒者大夫乾（虔）威、阳城令乾（虔）雄，雄即公之祖父也……列考文琮，皇代户部侍郎、复、亳、建三州刺史……公即户部府君之第五子也”，又载：“大足初，坐免官，放于循州……初公之为宰相也，庐陵王将立太子，公预议焉。由是诸武见忌，故谗言至，相失位，毁不复，大臣逐。”据此可知张锡、张佋的亲族关系如下：

由上表可见，张锡为张虔威之弟虔雄之孙，与张佋是未出五服的从叔侄关系。张锡于久视元年（700年）闰七月始拜相，至大足元年三月由于选举受贿，被武后罢相并论处死罪，虽然侥幸得免，却被流放至循州（今广东惠州一带）。而张佋缘于张锡的关系，被贬为从八品下的襄城县丞，其深层原因则是统治者从严治吏，防止家族干预的政策所导致。至于张锡墓志所云预立太子云云，显然系谀墓之词。因为李显还都并立为太子在圣历元年（698年），此时张锡尚未拜相。《新唐书》失察，遂生歧误。

图二 张锡墓志拓片

唐代统治者出于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的目的，对赃罪论处从重从严，其前期尤甚。贞观二年（628年），庆州乐蟠县令叱奴骘盗用官仓案发，太宗下令处斩案犯，并在回答中书舍人杨文瓘的劝谏时说：“仓粮朕之所重，若不加罚，恐犯者更多。”从太宗到玄宗朝，多次有犯赃官吏被处死的记载，如贞观十九年（645年）沧州刺史席辩受贿被处斩。咸亨二年（671年）婺州司马秦怀恪犯赃被处斩。天宝三载（744年）长安县令柳升犯赃被决杀。从重惩处赃罪不仅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也体现在唐代法律制度中。彭炳金总结了唐律及其司法实践中对官吏赃罪所采取的列入私罪、赃物没官、加重刑处、不获常赦以及限制禁锢等从重惩治措施，特别是监临主守官吏更须加重处罚。除此之外，为了震慑官吏，防止家族势力可能的影响和干预，犯赃官吏家属也要连坐。尽管唐律中并没有犯赃官吏的亲属连坐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其家属连坐的记载屡见不鲜，轻者贬官，重者论死。《旧唐书·卢从愿传》：“（开元）十六年（728年），为东都留守。时坐子起居郎谕粜米入官有剩利，为宪司所纠，出为绛州刺史。”《资治通鉴》记载大历十二年（777年）查处宰相元载赃罪时，元载夫妇及其子皆伏诛，连并未涉案的三子元季能也未能幸免。郝黎指出唐代官吏犯罪时，其父子、兄弟、妻兄、妻父、季父、女婿、外甥、族昆弟、再从弟、从父弟乃至宗亲等各种亲属皆有可能连坐，特别是当事人犯赃罪等比较严重罪行时，多会致使为官的亲属连累遭贬职。张锡案发于打击赃罪最为严格的唐代前期，又身为监临官，必然从重而加于常法论处。故而武后论其死罪，其亲属亦不能幸免。张锡子张宙墓志（图三）记其历官“起家太子左奉裕，转太子通事舍人，拜扬州士曹，贬湖州司士。”按《旧唐书·职官志一》记载，武后垂拱元年（685年）二月，改太子千牛为太子左右奉裕，至神龙元年（705年）二月复旧名。《唐六典·尚书兵部》记载太子千牛作为护卫太子的武官，“皆取三品已上职事官子孙，四品清官子，仪容端正，武艺可称者充。”只有当张锡至少官居四品清官时，张宙才有可能成为太子侍卫。而所侍奉之太子，当为圣历元年册立之李显。因此至张锡案发，张宙即被贬为湖州司士。而张佋作为其支属遭受牵连，被贬官出京。这种大范围连坐犯官亲属的措施，可见初唐统治者从严治吏，严惩贪赃重罪的力度。然而毕竟与张锡并非同支，故而其贬官地为距离神都洛阳不远的许州襄城县。至于张佋之父张询孝应已去世，因此不受此案的牵连波及。

图三 张宙墓志拓片

神龙革命以后，为安定人心，稳定政局，中宗于神龙元年三月甲申朔下诏：“文明以来被破家人特从放免，所有子孙并还其资荫。”十一月壬午亲谒太庙后又“大赦天下，前后流人非反逆缘坐者并放还。”张锡也于此时“论旨追还，拜都水使者”。因此张佋同时蒙赦复资，重新被选调为正六品下的右卫骑曹。然而好景不长，他再次因为“亲累”而被贬官出京，担任从八品下的黄州司户。这次则与中枢政治斗争有关，所受牵连来自其姻亲郑訢。据郑訢墓志（图四）记载：“历宋州司功参军、荆州录事参军、卫王府属、太子舍人，坐为宫官，贬戎州僰道令。”郑訢所服事的卫王、太子，应为节愍太子李重俊。李重俊为中宗三子，神龙元年封为卫王，二年册立为皇太子。因不堪忍受韦后集团的侮辱，李重俊于景龙元年（707年）率领左羽林并千骑军发动“景龙政变”，杀武三思、武崇训等人，攻入宫城挟持中宗。后政变失败，李重俊及其党羽被杀，株连流贬者不计其数，甚至到了“太子兵所经诸门守者皆坐流”的地步。身负辅导侍从之责的东宫僚属自然难以幸免，郑訢墓志即表明其以宫官身份而遭贬，张佋也以其妻兄弟的关系再次连坐遭贬。然而他蒙恩敕保持原任官位，无须出京，得以在家中守孝丁忧。很可能是因为此时张锡为工部尚书兼修国史，与当政的韦后集团交好，使清河张氏仍具有一定影响力对张佋施以庇护，亦可见在当时从严治吏的政策实践中士族的干预功效。

图四 郑訢墓志拓片

（三）平稳余生

唐代官员为父母守孝期一般为三年，当张佋服阕后，已是睿宗景云元年（710年）。此时政局逐渐安定，而新册封的岐王李隆范好蓄文学之士。因此张佋起复为岐王文学，又获恩入宫侍奉皇帝，被授予从五品上的朝散大夫、秘书省著作郎。作为中央学术文化机构的一员，这是士人所热衷的清资官。至此张佋告别了“亟疲迁谪”的生涯，墓志称其“干将虎吼以腾天，騄骥虬鸣而俸日”，足见皇帝对张佋士族身份、资历与才干的认可。不仅如此，在张佋去世后，玄宗赠其“棣州诸军事使持节棣州刺史”。按《旧唐书·地理志一》记载，棣州为上州；同书《职官志一》记载上州刺史为从第三品。张佋以从五品上的官位，本非赠官制度的必须范围，却获赠从三品的刺史，在当时亦属于特恩。凡此种种恩泽，有可能是其祖、父的贡献与影响力所致，体现玄宗优遇士族以获取其支持的政策。然而直到随玄宗第四次幸东都而去世时，张佋的职位在长达二十余年间仅由岐王文学变更为著作郎，散官仅加一阶为朝请大夫而已。赖瑞和指出：“唐人每任一官，都有一定期限。除了特殊情况，一般都在四年左右，不能长久连任”，并举专业技术官僚、皇室亲近职、宿卫武官、史官以及部分节度使为例外情形。张佋所任并非例外，却长期任职以致终老，其根本缘由在于睿、玄宗朝时清河张氏走向衰落，韦后临朝时再度拜相的张锡在睿宗即位伊始被贬为绛州刺史，此时清河张氏其他成员也多为地方或基层官吏，表明家族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地位均有所下降，甚至“下降比其他诸姓更快”，使张佋无法再次借助家族势力得到举荐升迁的机会。由此可见，张佋以士族身份而获恩泽，却也因家族失势而未能进一步升迁，表明其仕途依旧深受家族影响，亦可见玄宗在优遇士族与举士提拔之间的平衡政策。

墓志记载张佋于开元二十年（732年）病卒于“河南府河南县永丰里私第”，永丰里即永丰坊，位于唐代洛阳城长夏门之东第一街，从南往北第三坊。次年迁祔于“京兆府万年县灞陵乡白鹿原”。白鹿原是西安东南方向灞、浐河之间的黄土台原，海拔600-780米，地势高敞，水丰土厚，是隋唐长安居民用于丧葬的风水宝地之一。此处发现有不少唐代墓葬，据王原茵统计，西安碑林所藏360余方隋唐墓志中，有近40方出于该区域。左领军宣化府统军温绰父子墓葬，以及京兆韦氏旧茔皆在此处，可见为长安城附近一处士族葬区。张佋之父张询孝墓亦应在此处，而其曾祖张虔威家族墓园近年来已探明在咸阳洪渎原上，因此墓志记载为清河张氏各支在长安城周边的葬处增添了新的资料。

结语

邓小南先生提倡“走向‘活’的制度史”研究范式，强调制度史研究不能局限于静态的典章制度考证，而要关注制度实践背后的政治生态与运转逻辑，剖析不同角色在制度执行中的多种观念及其互动关系，以及有可能对制度运作所造成的补充、弹性与扭曲空间。简言之，注重制度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对制度造成的影响。就此而言，张佋墓志所记载其随家族势力兴衰起伏的仕途际遇，体现了唐代前期统治者从勋贵本位走向科举取士，以及奖励文艺、从严治吏和优遇士族等人才政策导向以及相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运作方式，这些政策和制度所塑造的选举用人生态使士族既藉此获取政治进路，亦由此受到政治冲击，并在政策和制度实践中为家族成员提供助力和庇护。因此张佋墓志展现唐代皇权与士族之间在人才政策及仕进制度实践中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建构“活”的制度史提供了生动的典型例证。

（本文首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5年第7期，作者孟奂[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