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文化与身份认同》，[美] 弗雷德·戴维斯著，熊亦冉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216页，58.00元

美国社会学家弗雷德·戴维斯（Fred Davis，1925-1993）的《时尚、文化与身份认同》（Fashion，Culture， and Identity，1992，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熊亦冉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所研究的现象与今天的时尚文化潮流的变化固然会有很多差异，但是从研究方法、理论模式和问题意识的维度来看，仍然有其并未过时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其中的时尚与反时尚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作者在该书的扉页上写着：“谨献给赫伯特·布鲁默（1900-1987）/从他那里我获得了勇气，去认真对待那些被美国社会学界认为无聊且轻浮的话题。”这位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umer）是著名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他是社会学家米德（G. H. Mead）的学生。米德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理论，布鲁默继承了米德社会心理学思想，并于1937年首创了“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这个术语。布鲁默于1931年任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1947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正是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戴维斯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深受布鲁默对时尚的关注和研究的影响。后来又到了加州大学与布鲁默成为同事，因此他说有幸继续从彼此多年的合作中汲取灵感（致谢，3页）。另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在八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对于时尚研究不甚重视的情况。这与体育社会学虽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就发展起来，但是直到八十年代仍然不受美国主流社会学界关注一样（参见诺贝特·埃利亚斯、埃里克·邓宁《追寻兴奋：文明化过程中的体育与休闲》，前言，何江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这可以说明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社会”太庞大、太多领域了，类似体育、休闲和生活时尚这些领域往往被认为在社会整体性的结构、运动和变迁中的重要性远不如其他领域，还有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范式和论证模式都比较难以建立，因此产生“无聊且轻浮”的研究偏见。

因此，戴维斯在第一章的开头就指出，当文化学者想理解一种定期引发其思考的现象的时候，是为了在这些现象中揭示现代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如社会运动、社会分层以及大规模生产的品味等等。在他看来，要谈论的是时尚的诸多方面：“它在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来源，它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传播的过程，它在社会分化和社会融合中的目的，它所能满足的心理诉求，尤其是它对现代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但奇怪的是，社会学家并未注意到某个面向——心理学家或人类学家也对此建树甚微——正是这个面向将时尚的制造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联系在了一起，即它的意义。所谓意义，我指的是新奇抑或古旧时尚所传达的形象、思想、情感和鉴赏力，以及实现这一点的象征性手段。”（2页）他有充分的理由抱怨研究者忽视了这种有关“意义”的研究面向，抱怨我们虽然对“正在上演的剧情”略知一二，“但我们对其中的缘由只有最模糊的认识”（同上）。

实际上，在社会学研究中的“质性”与“意义”既是重要的，也是困难的议题。从面对经验事实是进入研究的第一步，但是如何面对经验事实却与研究者的目的、研究者本人的背景有紧密联系。因此，从面对事实到在“面对”中发现与“质性”和“意义”相关的问题意识，是对研究者的重要考验。以日常生活为中心，以人的本性与行为的关联为中心，把理论阐释与社会学调查结合起来，这是关于质性研究的重要途径。而对于“意义”的问题，恐怕还要同时借助于对“道德科学”的理解和运用，从“人”的问题中揭示和阐释“意义”的问题。

既然是属于“人”的问题，无论是从时尚研究者还是在有生活阅历的人看来，一个普通人的服饰往往也可以看作是他（她）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定位的手段，而对政界、商界、演艺界等人物而言，服饰的选择性更是具有各种功利性的意义。道理并不复杂，服饰的历史文化内涵或具有现实指向性的特征无疑就是一种视觉符号语言，与人物的身份认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感官世界中，服饰是一种注意力的重要资源；在公共政治的世界中，服饰可以成为建构政治认同、凝聚亲和力的有效资源——当然也有可能成为政治冲突的感性原因。

本来从现实生活经验来看，公共生活中的政治宣传、组织动员、队伍建设等行为中都离不开作为视觉感性标志的服饰。且不说军队的或特殊工作队的制服，即便是普通群体的服饰倾向也是重要的身份标签，表明某种倾向性，在经历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人都会知道服饰的阶级性和审美性质是绝不能轻视的问题。但是，在政治学的研究场域中，关于服饰时尚的研究恐怕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这不仅是指时尚史研究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如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现代历史编纂学）、各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史学史等）结构以及国别史、断代史等体例中的边缘位置，同时更是指在大历史叙事中的边缘性。时尚史、服装史研究似乎更多是在本专业领域中自娱自乐，或者是以图文并茂的可读性面向大众，能够在消除了神学烙印的所谓“普遍历史”的大叙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实例还很少见。

其实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关于服饰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有所呈现。他对埃及人的描写就是从他们穿的麻布衣服讲起，从样式、服装名称到在这件衣服的外面罩上白色的羊毛外衣，并且谈到他们的宗教习俗禁止穿毛织品进入神庙和不能与死者一同下葬（希罗多德《历史》，详注修订本，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上册，230页）。服饰在他看来是辨识民族的重要证据，比如关于生活在里海以北的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属于斯基泰族的，希罗多德则具体注意到“马萨革泰人的服装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斯基泰人颇为相似”（同上，183页）。与此相同的是，在第七卷叙述波斯国王薛西斯亲自统率大军征讨希腊的时候，详细介绍了波斯军中数十个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服装饰物（同上，下册，665-672页），在对款式异同的观察中也带有对其民族及相互关系的辨识意图。希罗多德在历史叙事中对服饰的关注显然来自他在各地游历中的观察、记录，但是更重要的是与他的“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的大历史叙事宗旨与重视观察各民族的自然环境、物产和生活习俗相结合的治史思想有关，也与他对人类行为和生活的一切事物和情境都有广泛兴趣并将其视作有关历史的“调查与探究”的对象有关。在希罗多德之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叙事视野大为收窄，他关注的是政治事件与战争的进程、因果。虽然他在全书开始的时候也简单提到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服饰上的奢俭之别，但是再也没有像希罗多德那样对服饰的观察和论述。

在以后漫长的主流史学发展中，无论是否有人曾经在著述中提及服饰问题，也不管欧洲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初就印刷出版了两百多种关于服装的图书，对服装与时尚的研究要到十九世纪才真正开始。也只有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新文化史研究迅速扩张的热潮中，才使服装与时尚研究进一步在史学研究的新领域（如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和物质文化史等）中占有一席之地，于是有了丹尼尔·罗什的《服装的文化：“古王朝”的装束与时尚》（1989）、《日常物品的历史：消费文化在法国的诞生，1600-1800》（1997）、尼科尔·佩勒格兰的《自由之服：法国服装业ABC，1770-1800年》（1989）和林·亨特主编的《艳欲与身体政治》（1991）等著作。然而，我们仍然很难说时尚与服装研究已经融入大历史叙事之中，对新文化史研究可能存在的忽视历史因果变化、政府与领袖人物以及意识形态影响等重大因素的批评也引起了相应的反思。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回想起希罗多德的史学传统，他在大历史叙事中对宏观与微观叙事的协调与综合能力对于史学分支中的各种边缘学科如何在大历史叙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仍然有启发意义。

回到戴维斯的《时尚、文化与身份认同》。第一章是关于服装与时尚的研究。戴维斯既指出了在服装编码中包涵的意义信息，同时更强调并不存在固化的编码与意义的对应关系。他认为社会学当然会对研究服装和时尚感兴趣，因为我们知道人们会通过着装来传达有关个体的某些信息，“而在集体层面上，这通常会导致他们被象征性地定位在一种充斥着地位诉求和生活方式依附的结构化经验体系中。我们大胆断言这些主张和依附是什么——‘佯装贵族的流浪汉’‘掩饰身份焦虑的新贵排场’——但正如无声剧所显示的那样，我们无法理解实际引起这种解释的象征性内容”（2页）。关于服装编码的研究由于社会学与人文学科的沟通、跨学科研究而取得进展，就像戴维斯所讲的，“遵循艾柯（Eco，1979）的路径，我认为服装的款式，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影响它们的时尚构成了近似于编码的东西”（3页）。但是他同时指出，这种“编码”是弱语义的、不明确的。他引用麦克拉肯（McCracken）的研究说明并不存在像言说和写作模板那样受规则支配的固定公式来应用和并置服装的编码元素。就如席尔（Schier，1983）在对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流行体系》（The Fashion System）的批判中所阐释的那样：“当然，认为我们通过穿搭来实现自我表达自然是有道理的，尽管无法过于刻意地在每种选择中找出一套编码的规则。”（4页）因此，戴维斯认为在赋予大部分服装以确切意义的同时，必须保持暂时性的审慎态度。他进而论述了有关时装编码的首要显著特征，就是在西方社会的当代着装规范中普遍存在的歧义性，这种歧义性现象将会愈演愈烈。除此之外的三个显著特征分别是：“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具备语境依赖性：第二，不同社会阶层和品味群体对其符号构成的理解和欣赏方式存在很大差异：第三，它——至少在西方社会——更注重‘底码’（undercoding），而非精确性和明确性。”（6页）所谓“底码”，即在缺乏明确信息的情境中对服装信息的推断。

总的来说，服装的编码既是真实存在的意义呈现，同时也具有充满歧义性和受语境支配的特征。在这方面，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在他的研究也有很好的阐释和案例说明。他认为：“服装就构成了一个符号体系。在某个特定的社区里，意义是共享的。……因此，某个人所穿的衣服就向该社区的其他成员传递了各种不同的信息。从画像学研究的层次上看，这是相当明显的。”（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杨豫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7页）他在《图像证史》中提供了一个著名的研究案例：在欧仁·德拉克洛瓦的名画《自由引导人民》中，那位头戴高礼帽的男人过去依据他的头饰往往被解释为资产阶级的化身。“事实上，当时的工人阶级有些也戴大礼帽。无论如何，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他穿的衣服，特别是他的腰带和裤子，就可以发现这个人物是个手工工人。”（彼得·伯克《图像证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2页）在伯克的目光中，高礼帽只是资产阶级身份的一种并不严格的象征，不能因此而确证人物的身份认同。而在画面的细节（如腰带和裤子）中发现与手工工人的真实联系。对此戴维斯也有关注到，他指出法国大革命的无套裤汉（sans culottes）的字面意思是“不穿马裤的人”，但其隐喻是将共和党人和穿丝绸马裤的贵族区分开来，就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例子（45页）。

既然谈到了《自由引导人民》的服装与身份认同的问题，就可以进入服装与身份认同中的“硬核”问题——比如服装在政治威权、地缘政治、外交叙事、政体性质等方面的议题。有一个可能是今年以来国际政治新闻中最突出的服装政治叙事的例子，就是今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先后两次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的时候，泽连斯基身穿的服装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从着装行为的主动方泽连斯基这一方来看，前后两次的着装都非常明显地释放出某种信号，而美方也是前后两次都对此表达了关注与评议。在这里要讨论的当然不是一般的时尚与身份认同、时尚的潮流与反潮流等来自日常生活的规范性问题，而是在极端复杂和充满冲突性的国际政治语境中的服装的象征性意义问题。这是在黑夹克或白衬衣等编码体系之外更具有强大的象征理论的服装编码，它不是隐匿在宏大叙事之中的服装潜规则，而是服装政治起义中最爽的一次编码操练，是必将刻录在二十一世纪服装政治史上的著名案例。

戴维斯对于社会身份与时尚之间的集体性关系有比较明确的阐释，他指出当我们参与了社会身份的建构与表达的时候，由于我们活跃于其中的不同时期、时刻都有强烈的集体潮流冲击着我们的自我意识，使我们受制于许多共同的条件。“因此我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过相似的渴望、紧张、关切和不满，且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它们，它们都在寻求某种形式的表达。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身份可以说是共享着一个强大的集体构成要素。”（13页）这让人想起我们曾经有过、或曾经热切地向往过的时装编码：草绿色的军装、棕色的宽皮带、草绿色的军帽、解放鞋、绿色的行军水壶，除了没有帽徽和领章……这样一个标配编码。至于更为普遍的社会阶层，则是借助于工厂的工作服、两只口袋或四只口袋的“中山装”以及普遍流行的蓝色而被他者称作“蓝蚂蚁社会”。这是对于戴维斯所讲的“共享着一个强大的集体构成要素”的最好说明，而我们的亲身经验为此提供的阐释从西方社会学研究的模式来讲是难以解释的。比如在那个时候的服装“政治正确”意识中，衣服上的缝补不仅是美的，而且是正确的时尚。因此在学校中你会发现有些出身有钱人家孩子的衣服上打上了补丁，但是与衣服的磨损程度显然是不匹配的，只能说明是家长有意为之，好让自己的孩子在学校显得与来自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一样。这种强大的集体意识也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形成的，而是在一种历史变迁的生活语境中通过种种渠道而习得的。在社会巨变之后首先发生的视觉变化就是人们眼中曾经熟悉的服装消失了，被新的、代表一种姿态的服装取而代之。在历史语境转换的过程中，旧的服装编码往往会给人带来旧的身份认同的强烈信息，对人的规训与对服装的体系的规训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有人意识到自己的服装与新的环境格格不入而敏感地作出彻底的选择。这就是戴维斯从他的老师布鲁默那里学到的观点和研究方法：时尚与我们身份的集体层面紧密相连。但是就我们从在地经验出发的研究而言，我们还可以从中挖掘处更为独特的经验事实，推动服装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结合起来，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社会结构的集体性层面上，服装如何成为社会分层、政治认同和人生选择的象征？服装编码的策略如何既表达了从众与驯服、也隐匿着不满与戏谑的心理？

在“第四章地位矛盾：炫耀与伪装”中，戴维斯首先回溯了时尚感在十三世纪末和十四世纪的宫廷生活中的起源，其中的权力与权利的张力值得思考。大约就是在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东方的织物和珠宝在十字军东征后传遍欧洲，尽管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但还是这些服饰越发成为贵族之间及其与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地位竞争的象征性工具。“对于当时的很多时尚人士来说，尤其是在出席一些仪式场合时，这几乎就是把财富穿在身上。”（44页）这种“把财富穿在身上”的恶俗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在公共政治方面出现了屡见不鲜的悲喜剧：因为身上的服饰而落马的官员为服装政治学教材添加了不少真实而生动的案例。戴维斯继续说，“到了14世纪，服装已经与地位主张和自命不凡密切相关，因此整个欧洲都制定了禁奢法令，禁止平民展示贵族试图为自己预留的面料和款式。虽然这些法令常常收效甚微——那时资产阶级的女性已经打扮得像公主一样优雅了——但它们还是在许多地方法典中得以保留至18世纪。无论是否遵守或逃避禁奢法令，公共场合着装的质地和剪裁对于确定个人及其家庭的社会地位都至关重要。”（44-45页）

关于这个问题，在服装史著作中往往有更多、更详细的叙事。实际上，法律、宗教、习俗和形势对人们穿着服饰的干预自古以来都是很明显的。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官梭伦（Solon）是第一个禁止通奸妇女佩戴饰物和参加城市庆祝活动的人。宗教原则对衣着的限制通常更为持久，在公元前四世纪《利未记》颁布之后，东正教犹太人延续了对亚麻和羊毛服装的禁令。另外，军事征服、胜利和失败也引导了人们对外国服装风格的接纳或拒绝。在古罗马的社会生活中，衣服着装使贵族与公民、公民与奴隶的身份明显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政治或宗教场合，面料、装饰和颜色各不相同；甚至连穿一双凉鞋也受到社会阶层的限制。有些针对服饰的禁令是非常具体的，而且明确把允许穿着的服饰与地位、财富具体联系起来。英国爱德华三世在1337年颁布的法令将允许穿皮草者的收入门槛从四十英镑提高到了一百英镑。另外，大约在十一世纪晚期开始流行的一种被称为“波兰靴”（poulaines）的翘头鞋开始流行，顺着大脚趾延伸出去的鞋尖不断伸长，于是爱德华三世于1363年颁布了一项禁奢令，规定年收入低于四十英镑的平民禁止穿这种鞋，其他人的鞋尖长度必须小于六英寸，绅士的鞋尖最长十二英寸，贵族不超过二十四英寸，王子的鞋尖长度则不受限制。这种鞋流行的背景是被东征的十字军带回欧洲的技术知识和东方的华丽服饰刺激了贵族们寻找新时尚的欲望（奥黛莉·米耶《全球时尚史》，王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月，88页）。这些历史论述很具体地补充了戴维斯从社会学研究视角所论述的“地位矛盾”的议题，可以看到权力对于服饰的暴力政治管治是非常严格的。

在这里可以引申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但是戴维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布尔迪厄认为“品味问题”成了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阶层所继承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的特权占有，以及日复一日地通过千百种细微区分形式进行精明地支出，解释了主流阶级如何能够一代又一代地繁衍其品牌。而戴维斯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强调似乎极具吸引力，但他并不认同，理由是在文献中已经可以找到针对完全基于阶级的时尚理论的诸多有力反驳。他强调“虽然人们的衣着和着装方式确实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社会地位，但这并不是服饰交流的全部，且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构成沟通的重中之重”（46页）。应该说，作为社会学家的戴维斯考虑得更多的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实证研究的原则和方法，而对于理论的强大吸引力似乎保持着天生的敏感。

第八章“反时尚：否定的变迁”首先提出了一个面向普通人的问题：在时尚面前，你是时尚的追逐者还是反对者，抑或是冷漠的不关心者？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恐怕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和自然地形塑着个人生活，但是在社会学研究来看就是“人”的问题中的主动性问题。戴维斯认为，“在主观层面上，反时尚的对立立场，无论其姿态多么怯懦或犹疑，都能立即将其与时尚冷漠者区别开来。后者要么对时尚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完全不关心流行的时尚是什么。”（130页）真正的反时尚是一种自觉的，甚至是有组织的立场和行为，戴维斯认为“可以追溯至欧洲历史的很早以前，而且似乎在当时就起到了和现在一样的作用：表达异议、抗议、嘲笑和愤怒”（130页）。比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 的庄园中身着挤奶女工服装（milkmaid-attired）的宫廷贵妇，在大革命后通过穿着古怪服装来表达政治立场的时尚青年，布鲁梅尔（Brummel）时代的伦敦花花公子以及后来效仿他们的十九世纪法国人，他们都沉迷于当时的反时尚姿态并以此寻求声望。于是，在人们对政治左翼人士的印象中，他们就应该身穿时髦的非正统服装。但是，反时尚就变成了制造新时尚，就像牛仔裤一样成为了时尚狂潮（131页）。

但是无论如何，“反时尚”的硬核是在时代与社会语境中的政治性。戴维斯说，“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反时尚假定了某种品味和展示的民主性。在强权主义或极权主义社会中，很难想象反时尚的存在，除非是通过一些地下的表现形式。在这些社会中，反时尚即使并非有意为之，通常也会被当权者（以及可能对其产生共情的民众）视为政治抗议的形式之一。因此，时尚自动成了一种可疑的行为。根据不同当权者的专制政权的具体情况，那些贸然在公众场合彰显不同品味的人有可能面临……多重指控。”“相比之下，……（有的国家或社会）则为边缘人、少数群体、持不同政见者、其他特殊群体以及公众提供了在公开场合自由表达的诸多可能。如果此类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发展出了一种象征性地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欲望，那么这种在民主国家中并不罕见的现象。”这是社会学研究中的时尚研究与社会体制研究结合的重要案例。

戴维斯继续把反时尚与社会反抗行为的复杂性与微妙关系结合起来，他指出：“在不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说这类团体的反建制、反时尚的象征性姿态，最终是为了转移那些可能引发更暴力、更不稳定的政治对抗的形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设计者越发认识到这种关系，并且正如在其他方面所指出的那样，他们自己也更多地转向反时尚以寻求灵感。”（135页）这就可以明白了，时尚既可以是颠覆者，也可以是维护者；时尚之风有时香软，有时爆裂。